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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名人故事集锦（三）
引言：
总所周知，作文的素材非常重要，高分作文的内容绝对不是仅仅靠现场写作就能凭空编写出来的，而一定是对平时积累的素材的重新整合，归纳利用。
纵观历年高考作文，都需要很强的逻辑思辨能力，需要支撑观点的事实论据，这就需要平时大量的素材积累，中外古今的名人故事便是非常有用的素材之一，因此本期开始，整理一系列古代贤人志士的故事，以便丰富写作素材，为高分作文打下良好基础，供各位学子阅读参考。本期主要包括名人的治学之道、欧阳修的文章与友情、古人如何看待李白等内容。
名人风采：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开创了一代文风，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代表，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与学术建树，被时人推崇备至，名冠天下。这一切，与他读书治学的思想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苦志探赜，至忘寝食”的读书态度
欧阳修读书丰富，学养深厚。《宋史·欧阳修传》中记载他“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说他年纪尚小时就非常聪颖，能够过目不忘，拥有很强的学习能力。除了有一定的天分作基础，欧阳修还十分勤奋。家境清寒、父亲早逝的艰难处境，并未让欧阳修一蹶不振。即使由于贫穷，只能用芦荻作笔在地上练习写字，欧阳修也依然坚持学习。欧阳修曾在一个废书筐中得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读后十分仰慕。他于是苦心钻研，欲探求其中的精微奥妙，以至于废寝忘食。
欧阳修有《读书》一诗，其中可见他对读书的重视。诗中云：“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疲，心意殊未倦。……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念昔始从师，力学希仕宦。岂敢取声名，惟期脱贫贱。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乃知读书勤，其乐固无限。少而干禄利，老用忘忧患。”这首诗可看作欧阳修对其读书历程和心境的自述，描绘了读书背后不为人知的辛苦。欧阳修说，他年轻时读书是为了生计，后来则成为个人的志趣。如今虽然精力不济，眼力也不复当年，心中对于读书的执着却未尝消减。从夜以继日、手不释卷的读书历程中，欧阳修找到了读书的乐趣，得出了“至哉天下乐”在于读书的结论。同时，欧阳修也积极肯定了勤于读书的重要性。
欧阳修曾记钱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无论行走坐卧，从不离书。受到钱惟演的感染和启发，欧阳修亦道：“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这种尽可能利用一切时间读书写作，以求不虚度、不荒废光阴的努力，充分体现出了欧阳修惜时好学的治学精神。正是这种勤勉刻苦、认真踏实、毫不松懈的读书态度，使欧阳修学问日进，受益颇深，为后来领导北宋古文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引物连类，折之于理”的为文特点
宋朝初期，诗文风格尚未脱离五代旧习，讲究辞藻浮华、典丽工整的“西昆体”盛行一时。这种诗体虽然声律谐美、对仗精巧，但由于过分注重形式，也有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端。不仅缺乏真情实感，而且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了石介等激烈反对西昆体的文人，然而这些人却矫枉过正，趋向了另一极端。他们崇尚怪诞艰涩的文风，形成了“太学体”，有将文道合一、轻文重道的倾向。
欧阳修则认为二者皆不可取，应既重道又重文。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写道：“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创作不能离开实际生活，须做到内容充实；同时也要重视文学的表达功能，充分发挥文字的作用，不能“言之无文”。只有使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做到文道并重，才能达到“事信言文”的理想状态。秉承着这样的理念，欧阳修“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平易流畅而纡徐优美。在做到简洁明了、充实通达的同时，也善于联系事物，从容征引，阐发深刻的道理而能使人信服。
确立了为文的基本方向之后，欧阳修还利用自身的能力和影响，改善了整个北宋文坛的不良风气。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二月，欧阳修担任主考官，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礼部进士的考试。当时正值“太学体”流行，士子往往好作险怪奇涩的文章。欧阳修作为主考官，提倡平实文风，对这种文章坚决加以摒弃。凡是作“太学体”文章的士子都不予录取，而取中了曾巩、苏轼、苏辙等人，此举深刻地影响了北宋文风的转变。欧阳修以一己之力，为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力倡新风，以文名世，在当时“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文章既言之有物又不废文采的特点，体现了欧阳修文道并重，崇尚实际的治学态度。
“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的著书方法
除了文学上的成就，欧阳修还“好古嗜学”，在其他方面也著述颇丰。他曾奉召编修《唐书》中的纪、志、表，并独撰《五代史记》，因此欧阳修还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史学家。后来，他又编写了《集古录》。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其中亦很好地展现了欧阳修的著书方法和治学风格。
《宋史·欧阳修传》中记载了《集古录》的成书过程：“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只要是周朝、汉朝以来所遗留的金石文字、断编残篇等等，欧阳修都尽可能地将它们收集起来。并仔细查考研究其中相异或相同的地方，记录下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考证清楚明白。从这一系列的流程中，可以看出欧阳修著书谨严、有条不紊的特点。首先，需要搜集丰富充足的原始材料。这是著书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部分。《六一居士传》中，欧阳修自谓：“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足以见其藏书之丰富，以尽量做到“一切掇拾”。其次，还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耐心。无论是修书还是编史，只有对材料进行认真仔细的考察，才能进一步加以编排，并附上恰当的说明和阐发。
欧阳修周详谨慎的治学特点，直接表现在他的著书过程中。充实的史料收集和严谨的著述风格，使他的著作可信可观。也正因如此，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欧阳修“记事似司马迁”，这是很有见地的评论。
欧阳修的治学之道内涵丰富，值得借鉴。对于读书，他勤勉用功，废寝忘食；在文章创作上，他注重文道并重，一洗旧习；著书方面，他则力求周详，细致严谨。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王安石曾谓欧阳修：“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对欧阳修的学问作出了很高评价。欧阳修的为学之方，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时至今日，依然足为世人表率。欧阳修的治学之道为当今学人提供了重要启示，勉励人们不断追求学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不敢马虎——欧阳修之誓
“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语出《韩非子·显学篇》，强调基层历练对于高级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一个宰相没有过实实在在的基层工作经验，终归还是要差很多的。
北宋名臣之中，欧阳修的体会一定是极深的。在那个以锦绣文章博取进士科名，以进士科名决定官场前途的时代，欧阳修实在是太出类拔萃了。所以，他很年轻就进入皇家宫殿成为天子近臣，本来是不可能再有基层县政经历了。他30岁出任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则全然出于政治迫害，是当权者排斥异己的结果。然而，这段县令经历，后来却被欧阳修视若珍宝。
欧阳修初到夷陵，想要找一本《史记》或者《汉书》来打发时间，可是搜遍了夷陵县衙和私人书橱，竟然一无所获。《史记》和《汉书》是当时最常见的历史书，夷陵之偏僻落后，由此可见。联想到京都开封的繁华舒适，欧阳修感到万分凄凉。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则让欧阳修彻底忘掉了个人的不幸。
找不到书，欧阳修就只好拿了“陈年公案”反复阅读，结果却读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但见其中冤假错案不可胜数，无中生有的，颠倒黑白的，徇私枉法的，灭亲害义的，无所不有。欧阳修惊呆了，夷陵这样一个荒凉偏远的小县竟然如此，那么，整个宋朝又当如何，是可以想象的。他放下卷宗，对天发誓：从此之后，对待任何事情都不敢马虎！就在那一刻，欧阳修完成了从读书人到政治家的伟大跨越。
欧阳修后来官至副宰相。他晚年回顾夷陵经历时，曾说：“到今天三十多年了，我遍历中央和地方，甚至做到了三公，都是拿‘不敢马虎’这句话来自励的。今天别人看我，都以为我是因为文章写得好才有这地位，而在我自己看来，这必是当时在夷陵那一句誓言的回报啊！”
欧阳修做过开封知府，他的前任是著名的包青天包拯。包拯的作风是“以威严御下，名震都邑”，的确是“黑脸”的。欧阳修的作风却是“简单平易，一切按道理来，不追求赫赫之名”。有人劝他向包拯学习，欧阳修回答说：“每个人才能脾气不同，不能强求一律。”这是个很谦虚的说法。事实上，欧阳修对于地方官的“治民”施政，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欧阳修认为，治民就像是医生治病，有的医生派头极大，说得天花乱坠，可是药到病不除，这远不如那些衣着简朴、言语木讷而药到病除的医生。治民，不管他的才干是否出众、政策措施是否漂亮，但民称便，即是良吏。
判断一个官员是否是良吏好官的唯一标准，是老百姓是否觉得方便，这就是欧阳修的政绩观。这种政绩观的结果就是不求政绩。欧阳修当过好几个州的长官，从来没有像样的政绩，也不求声誉，治理风格宽松简单，不扰民。曾经有人向他请教“为政宽简而不荒废事务”的秘诀，欧阳修回答说：“我所说的宽，是不苛刻急切地去满足上司的要求，我所说的简，是不要烦琐细碎什么都管。”那么，欧阳修宽简治民的效果如何呢？“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在任时老百姓觉得方便，离任后老百姓怀念。
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很多晚辈后生慕名求见，欧阳修也乐于接见，然而，他从不谈文章怎么写，却喜欢讲做官的道理。为什么呢？用欧阳修自己的话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润身”指增强个人修养，“文章”的作用其实也止于“润身”——当然，作为文章大家，欧阳修完全有资格这么说，那是他的谦虚，也是他的骄傲。所谓“政事可以及物”，是说政府的决策、官员的行为会影响到治下每一个老百姓的福祉，所以，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必须审慎，“对待任何事情都不敢马虎”——这是欧阳修践行终身的誓言。
一代文宗欧阳修
江西庐陵文化以绵绵流长之气象穿越时空，在一册册或泛黄，或崭新的课本里熠熠生辉。庐陵文风昌盛，欧阳修实开其端。“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其《醉翁亭记》对后世影响尤为深远。在学生时代，我对此文印象最为深刻的句子便是妇孺皆知的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如今回过头来细品体味，其间每一字、每一词都自然流畅、恰到好处，每一情境都进退从容、天衣无缝。
一代文宗欧阳修出身孤寒，所以他总是不吝提携后辈。“唐宋八大家”北宋一朝占了六位，除他自己以外，其余五位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都出自他的门下。欧阳修的旷达胸襟和谦和大气，犹如“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因此他也被赞为“欧公下士，近世无比”。
欧阳修还心系苍生，与民同乐。他说：“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位官至宰辅、一身正气的文坛巨子，真的只是“饮少辄醉”“颓然乎其间者”吗？当然不是。如果我们将《醉翁亭记》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就不难懂得“太守之乐”了。
欧阳修曾两度主持科举考试，并提出了“文道并重”的主张。他认为，“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在我看来，《醉翁亭记》便是物我一体、文道合一的典范。苏轼曾这样评价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甚为贴切，吾深以为然。
今日，我们仍在诵读《醉翁亭记》，仍在思考探讨为文与为人的意义……我想，这便是课本带给人们的文化传承，也是民族智慧在历史长河中激荡起的时代启迪。
欧阳修与曾巩的师生情谊
在仕途上，官至中书舍人，在文学上，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一，可谓成就斐然，这个人就是曾巩。曾巩能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自己的不懈努力，但是更离不开一个人对他的扶持，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
欧阳修的一生，不但著述繁富，还慧眼识珠，培养和举荐了一大批青年才俊，使他们脱颖而出。后来有人把欧阳修称之为“一代伯乐”。
曾巩受到欧阳修的青睐、扶持，欧阳修特别看重曾巩。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封建社会，一个人想在仕途上获得功名，必须走科考这条道路。曾巩也不能例外，18岁那年，曾巩迎来了人生第一次进京赶考。他满怀信心地赶到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参加科举考试，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竟然没有考中进士。踌躇满志的曾巩没有灰心，回到家后，埋头苦读，精心备战下一次的科举考试。
时间一晃而过，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23岁的曾巩再次背起行囊，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这次做梦都没有想到，命运又给他当头一棒，再次落第。这次落第对曾巩打击很大，心灵上受到了创伤，想想十年的寒窗苦读与自己的梦想，让曾巩去时的高涨热情一下子跌入低谷，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彷徨苦闷中的曾巩想到了一个人，渴望自己的文章，能得到这个人的指点。这个人就是欧阳修。欧阳修比曾巩大12岁，当时文章已享誉天下。怎样去拜访欧阳修呢？曾巩费了一番心思，思来想去，不能冒昧，还是先写一封信较为妥当。这封信就是《上欧学士第一书》。曾巩在信中先表明自己为人的观点，说自己绝不是随波逐流之人，也不是攀龙附凤的小人。信中透露出渴望拜师的愿望，诚恳地希望欧阳修收下他这个学生。
曾巩采取“上书”的办法，真可谓妙极。欧阳修看过信后，看出了曾巩的文章功底和志向，在信笺上写下八个字：“广文曾生，文识可骇”。他认为曾巩是个人才，很快热情地接待了曾巩。这次拜见，让曾巩收获颇多。在写文章上，欧阳修给予诚恳的建议：“决疏以导之，渐敛收横澜。”这对曾巩影响极大，文风发生了质的变化。更大的收获是，欧阳修收下了他这位弟子。从此，师生之情笃定。
之后，欧阳修与曾巩常有书信来往。欧阳修在书信中，夸赞曾巩能坚持保持自己的文风，给予了极大的鼓励。欧阳修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在《送杨辟秀才》中夸奖曾巩说：“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欧阳修还说：“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曾巩应该是欧阳修最喜欢的学生。欧阳修在《赠曾巩秀才序》中写道：“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
之后数年间，欧阳修因牵扯进一桩案子，被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州）。曾巩得知后，专程跑到滁州看望恩师。20多天里，他与恩师促膝谈心，尤其在文学创作上受益匪浅。一天，两人散步来到滁州西南的醒心亭，欧阳修便以此为题让曾巩写篇文章。文章写好后得到了欧阳修的连连称赞，这就是闻名后世的《醒心亭记》。
1056年，距离第二次落第15年后，38岁的曾巩带着自己两个弟弟和从弟、妹婿，几个人结伴而行，再次赶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
这次科举考试是由欧阳修主持，被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为参评官。欧阳修原本就对以往的科考制度心怀不满，决心利用这次机会，推行他的诗文革新主张，废除了晦涩的“太学体”，提倡那些真知灼见、文风古朴流畅的文章。对那些文意艰涩、讲求形式而内容空洞的文章，一律排除在外，不得入选。
与其说曾巩这次应考苦尽甜来，不如说曾巩是个“幸运儿”，赶上了好时代，遇到了正直的恩师主持。这次的科举革新，正合曾巩的文风及所求所愿。在科考的这条路上，曾巩整整奋斗了20年的时光，这才心想事成、如愿以偿。
考取进士的第二年，曾巩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负责办理刑法事务。这是曾巩第一次走上仕途，出任地方官员。但时间不长，便被欧阳修向皇帝极力推荐，调回京城校勘典籍，和恩师一起修《新唐书》。修这套《新唐书》长达10年的光景，到熙宁二年，王安石推行新政变法时，曾巩才请求外调，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1071年6月，又被调任齐州（今山东济南）太守。到齐州的第二年8月，欧阳修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去世。
欧阳修的去世，让曾巩悲痛欲绝。想起自己仕途路上，遇到恩师，对自己的种种指点、帮助和教诲，倍加怀念恩师。曾巩在《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中写道：“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恩师欧阳修的感激之情。
古人如何看待李白
典文学研究专家袁行霈曾经这样评价李白的影响力：“就一个作家在其当时所引起的轰动而论，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谁可以和李白匹敌。李白简直像一股狂飙、一阵雷霆，带着惊天动地的神威，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同代的读者。”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唐玄宗对他礼遇有加，杜甫等同时代诗人也对他推崇备至。我们承认李白的诗作征服了大多数人，不过因个人的审美趣味不同，还是有人不喜欢李白。
宋人王安石不欣赏李白豪放飘逸的诗风。王安石曾言：“白之诗歌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行。”这是批评李白诗歌一味豪放的风格，而没有多少技巧上的变化。相比之下，内敛沉郁的杜甫更受推崇。因“李杜”并称，后人评价时也往往将两人放在一起，宋人葛立方在他的诗歌理论著作《韵语阳秋》中评价：“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认为李白不足以与杜甫比肩。
安史之乱爆发时，李白正在庐山，永王李璘奉玄宗普安郡制置诏，出兵东南，招募李白入府。怀揣着一腔报国热情，李白加入永王幕府，慷慨从军。然而此时唐肃宗已经在灵武即位，以叛乱罪讨伐李璘，李白也因反叛罪入狱，流放夜郎，后来遭到赦免。
后世有人从道德忠君的标准来评判，对李白入李璘幕府事件持否定态度。《诗病五事》是苏辙中晚年所写的诗话著作，其中就对李白持批评态度：“李白诗类其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能及也。”苏辙指责李白“不知义理”的根据之一是：“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据江陵，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可见苏辙因李璘事件对李白的忠君之义提出质疑。
苏轼对李白参与永王李璘幕府却持辩护态度，他说：“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以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倖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胁迫。”苏轼认为高力士事件能看出李白是有豪气之人，断不会趋附奸佞，应该是被胁迫所致。
宋人黄彻的诗话作品《巩溪诗话》比较李杜时，黄彻评价李白说：“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他的评价分为两部分，对李白的诗文进行了充分肯定，但是认为其为国为民之心则远不如杜甫。
李白在宋朝不太受欢迎，其文化地位远不及杜甫，这是深受宋朝的时代气质和文化心理所影响。宋人过分关注诗歌的道德负荷作用，推崇内敛稳重的文化性格，而李白的诗风与这种倡导有所抵牾，杜甫则因气质相符，在这一时期被推为“古今诗人之首”。明清时期这种倾向不再这么明显，人们多李杜并称，并且出现不少十分推崇李白的文人，如高启、唐寅、王世贞、屈大均等。在今天，李白更是人们心目中无人可及的“诗仙”。
其实，谪仙人是不会在乎世人的眼光和看法的。若是问他，他恐怕会潇洒地一笑，吟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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