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的族称族源

　　（一）族称

　　彝族多数自称“诺苏”、“纳苏”、“聂苏”(或后面加“泼”，彝语意为“人”)由于彝族分布很广。历史上还有许多不同的自称和他称，据不完全统计，直到解放前夕，还有：“纳罗泼”、“迷撒泼”、“濮拉泼”、“濮瓦泼”、“阿西泼”、“撤尼泼”、“里泼”、“葛泼”、“罗泼”、“罗武泼”、“阿哲泼”、“六米”、“勒苏泼”、“山苏”、“阿租泼”、“格濮”、“阿武”、“他鲁苏”、“撒摩都”、“六得濮”、“纳查”、“拉乌苏”、“纳若”、“咪西苏”、“罗罗”、“白罗罗”、“黑罗罗”等几十种。“诺苏”、“纳苏”、“聂苏”均为彝语，“诺”、“纳”、“聂”是各地方言语音差别所致，都是“黑”的意思(也有“虎”之意)。黑色在彝族人们的观念中包含有深、广、高、大、强、多、高贵、主体等意义，“苏”是群体、人们、家族的意思，“诺苏”(或“纳苏”、“聂苏”)意为“主体的民族”、“尚黑的民族”。1950年始，彝族选择了鼎彝的“彝”为共同的族称，替代了旧史籍文献中的“夷”字。

　　（二）族源

　　彝族源自古羌人彝族族源问题，由于汉文史志记载甚少，故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各种说法：南来说，即古越人和马来人种说；东来说，楚人说；西来说，西藏或藏缅交界处说；云南土著说；河湟古羌人北来之说；另外还有濮人说、卢人说及云南土著说。在6000—7000年前，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沿金沙江在安宁河流域的邛都和普渡河流域的滇池定居。滇池和邛都的居民，史称“越雟羌”、“青羌”、“蛮夷”、“郡夷”、“叟”等，并不断和当地的僰(濮)人、僚、汉人等融合，成为彝族的先民。

　　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僰的基础上，昆明人与僰(濮)的融合是形成彝族过程中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僰(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各地彝族都有出自仲牟由的同一传说，据传世较完整的水西安氏谱系计算，至清康熙初年已历传85代，约可上溯至战国前期，所生6子发展为“六祖”部落。

贵州彝族历史

彝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属古氏羌支系。与史书记载的“叟”、“爨”、“乌蛮”等有关。由于人口繁衍，先民迁徙频繁，不断地向外伸展，大约在公元三世纪以前，陆续扩至今滇南、滇东北和黔西等地。进入贵州的彝族，据彝文古籍记载，与当地的“濮”关系密切。

彝族社会的发展曾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新旧交替。据彝族民间传说和彝文记载，彝族在古代经历过漫长的只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然后进入父系社会。与现在彝族地区有关的奴隶制的记载可追溯到西汉。

三国到魏晋南北时期，贵州彝族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农业上出现了自制的铁质农具，畜牧业有了固定的牧场，纺织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进步。蜀汉时代，其地首领因助诸葛亮南征，被封为“罗甸王”。统治着今黔西北大部地区及毗邻地方。立法、设官、豢养兵丁，镇压人民。为了维护奴隶占有制，彝族奴隶主之间及其与其他民族的统治者之间，经常发生以抢夺土地，掠掳人、畜和财产的战争。奴隶们在监督下，从事繁重的家外劳动和家务劳动，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大权，奴隶们生产的粮食、饲养的牲畜被任意掠夺。

隋唐五代时期，这一地区的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发展，有的农田已能“稻粟两熟”。封建王朝虽然设立了许多羁縻州县，但仍任命当地民族首领任其统治。

宋代是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发生大的战乱，贵州彝族地区的农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成聚落”的农业经济，个别地方“乃有良田万顷，颇多积谷”。罗甸、自杞两个地方政府也常以马匹、茶、麻、酒、米、鹿豹皮等土特产同南宋王朝在今四川泸州和广西南宁一带进行贸易。

元代、元王朝在贵州彝族地区设置土司，派兵屯田，修通驿道，加强治理。使当地的封建领主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土司制度使土官不仅在政治上成为世袭的统治者，而且也是该地区土地的世袭所有者。而土官属下的农民，则按等级不同被束缚在土地上，向土官提供劳役和实物地租。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贵州彝族女政治家奢香组织境内的各族人民，“开偏桥、水车以达乌蒙、乌撒、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沟通贵州与湖南、四川和云南的大道，增进了西南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贵州彝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与此同时，明朝政府还在此设置卫、所、开辟大量土地，实行“军屯”，调大批内地汉族与彝族杂处。由于大量的汉族军民的定居，不仅改变了整个地区地广人稀的局面，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及农业技术和家作物新品种，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同时，地主经济在部份地区亦随之突起，作为上层建筑的土司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向前推进，至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贵州西南部彝族地区，相继“改土归流”，废除土官统治。

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吴三桂用武力在彝族聚居的水西（即鸭池河及其上源三岔河、六冲河西北一带）和乌撒地区（即威宁、赫章等地）推行“改士归流”，革除土司，封建领主制经济逐渐为封建地主经济所替代。但在边远山区，作为残余的土目统治一直被保存下来。

从“改土归流”以后，贵州彝族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主经济；一是有封建领主制残余的经济。至建国前夕，农村的封建地主经济居于主导地位。

贵州彝族共有81.2万人。主要聚居在毕节地区的威宁、大方、赫章、黔西、毕节、纳雍、织金、金沙等县和六盘水市的水城、盘县、六枝等县(特区)。此外，在安顺地区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也有彝族分布，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贵州彝族地区，地处云贵高原的乌蒙山脉地带，地貌多样，山川雄伟，有高原、山地、盆地、河谷、，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于发展农牧业。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彝族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农作物有玉米、小麦、马铃薯、水稻、荞麦、甘薯和豆类。经济作物有油菜、烤烟、土烟。畜牧业在黔西北山区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