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工匠｜周建明：我与核雕艺术

周建明简介：

周建明，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光福核雕）代表性传承人，198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从事橄榄核雕创作40余载，带徒授艺逾百人，发表核雕专业论文数篇，多次应邀赴日、俄、澳、德、美、拉等国展示核雕技艺，参加国内外重大非遗传承活动及工艺美术展览60多次，为推动我国橄榄核雕技艺的传承、发展与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当代中国核雕业的开拓者和领军者。曾多次被《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现任苏州科技大学兼职教授、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理事、全国工艺美术行业理事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工艺美术专业高级专业资格评审专家库评委。

本文写于2008年12月

责任编辑：雨文   编审：廖云新

一

核雕是我国的传统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学的语文课本上，我读过明末作家魏学伊的《核舟记》，文中记载艺人王叔远创作的《东坡泛赤壁》核舟，对艺人在“曾不盈寸”的核子上所展示的精工良刻和高超技艺叹为观止，读后曾产生今后要学习核雕技艺的向往。如我所愿，在高中毕业后的1975年，我进入了老家的村办厂——吴县（现为吴中区）舟山工艺厂学习橄榄核雕刻。

橄榄核雕是我村的一项传统工艺，民国时期曾出现了象殷根福那样的核雕高手；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有一些老艺人以核雕谋生。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使核雕工艺品变成了“四旧”，这一传统工艺就此在我村中断了好多年。在文革后期，村上把一些老艺人组织起来办了一个作坊式的“工艺厂”，招收学徒，传授技艺，就这样我被招了进去，从此和橄榄核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厂”里的技术力量很薄弱，有些老师傅已有几十年未操刀了；产品品种很单调，品位也较低，常常滞销、退货。尽管如此，我们当学徒的还是学得很认真，也就是这三年的学徒生涯，为我的今后打下了基础。

1978年我参加了全国招生统一考试，被南京师院（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录取。因不愿放弃橄榄核雕刻，我是带着工具和原料去南京师院报到的。我父亲在南京工作，我就当起了“走读生”，父亲的宿舍成了我的“核雕工作室”，学业之余，操练不止。搞核雕需要美术知识，遗憾自己以前没有打好基础，不敢报考美术系，只能找机会去美术系听“大课”。上学后家中走掉了一个主劳力，家庭经济相当困难，这就促使我去推销我的核雕产品。记得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尝试着去了灵谷寺景区，管理处答应“代销”，没过三天就告知我货已销完，均为日本游客所买。以后对方就现款收购了，还专门为我的产品设立了一个专柜，每次去交货，对方都视我为“上宾”，因为我的专柜时常断货。70年代末，我父亲是八级技工，月工资86元，在单位里是高薪收入者，而我的业余收入每月均在120元以上，我院政教系还特地为我开了一张学生勤工俭学的证明，以便我去税务局纳税开发票。这张证明是我在艺术道路上奋斗的见证，至今我还珍藏着。老家的同行们听说我在南京有销路，便纷纷来信请我帮助推销产品，于是我就成了一名“义务推销员”，把“生意”做到了中山陵管理处。尽管政治经济学是我的专业课，剩余价值理论我滚瓜烂熟，但我没有经商意识，不从同行身上抽取利润，甚至还贴掉公交车费。在我的观念中，这些同行在农村，和我以前一样，太苦了，从他们身上获利这是资本家的行为，是“剥削”、是“投机倒把”！这种观念在我的脑海中存在了好多年。

二

1980年12月，我从南京师院毕业回原籍，吴县县委宣传部和我见面，准备录用我，我也答应了。而在报到前我又改变了主意，放弃了进县级机关（在苏州市区）工作的机会而选择了去农村中学当教师。当时许多人不理解我的选择，然而他们哪里知道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要得到只有教师才能享受到的两个假期——暑假和寒假，以便有更多的业余时间搞核雕创作。在中学任教高三毕业班，相当辛苦，但我的雕刻兴趣丝毫不减，工作之余有空就刻，哪怕是点滴时间也要利用。平时别人看不到我在街上闲散；夏天看不到我在室外纳凉。有时有了一个设计构思，深更半夜也会起床动笔或操刀，三天不当刀手就要发痒，心里就会发慌，即使是大年初一也不肯休息。一年又一年的不懈追求和操练，使我的雕刻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利用假期搞起了经营，起先主要跑南京，后来又跑上海、杭州、厦门和广州。厦门的中山路是一条工艺街，当时厦门大学的一位学生朋友协助我推销，挨门跑了十多家店面，家家都摇手，“这是什么东西？不要！”。当时我的朋友失去了信心，而我很执着，“多跑一家就多一次成功的机会，漏跑一家，正好这家要货呢？”。就这样从南到北纵穿厦门城，但一家都不要。后来在鼓浪屿苏州老乡开的工艺店中才获得了成功。刚回到苏州对方打来了长途电话：“货没了，赶快发货！”在杭州某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接待人员爱理不理，他要求我把样品都留下，但数月无音讯。当我半年后再次找到这位业务员时，得到的回答是：“你的样品我们都寄往国外出样了，国外没有回音，你提供样品，我们付国际邮资，双方互不欠账。”“那当初为什么不这样讲明呢？”回答是：“这是惯例，不需要多讲的。”就这样我在杭州交了一笔不小的学费。直到1998年我开发天津和北京市场。在天津沈阳道古玩市场，我自己所刻的产品引起了轰动，摊前围得水泄不通，收藏者纷纷争购，我连收钱都来不及，原计划下一站去北京，可一下子没货了。当然，在如此场景中我也交了“学费”：百元假钞吃进了好几张；小偷也趁机大显身手，精品被偷掉好几件；还有强行压价者，丢给我一半钱后拿了货就走；更有甚者，抢了就跑；有人看我生意实在太好，就对我进行威胁。对此，我曾给天津市政府写信反映情况，要求加强市场管理。以后再去，天津沈阳道上秩序井然，“红臂章”来回巡视。派出所的民警告诉我，天津市政府把我的来信批示给了公安局，派出所和市场管理办公室一起商讨了三天，现在已采取了强力措施，“别怕，沈阳道上有我们公安便衣”！听了这番话，我感动了，我是一个外地人，一个微不足道的民间艺人，一封来信居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是天津市政府为我们民间艺人“保驾护航”。为此我投信于《天津日报》以表感谢！以后，我在“京沪线”上建立起了几十个销售网点。在经营活动中，我以诚待人，对每一个经营者或收藏者都有一个郑重的承诺：凡购买我的产品，只要不是人为损坏，不需任何理由，均可退换。如人为损坏，再购同产品，可享受优惠价。我是这样承诺的，也是这样做的。我自信我的作品不会跌价，守信者将朋友遍天下。

三

搞经营离不开货源，光靠自己的货是不够的，还需要同行帮助，好多年中，我几乎包揽了老家同行的所有产品，所以有人戏称我“周老板”了。在同行处收购产品我从不压价，对质量上乘的产品我还主动加价，我认为他们和我一样，一刀一刀刻得很辛苦，我只能赚我“应该”赚的，如果靠压价赚了“不应该”我赚的钱，我会睡不着觉。我不仅帮他们推销产品，而且还在技术上给予指导，为他们提供样品、资料、原料，甚至连市场信息也提供，或者将外面的客户直接介绍给同行。外面的市场太大了，钱是赚不完的。在我的影响下，村上学核雕的人数不断增多，产品质量也不断提高。现在我潜心于自己工作室的创作，基本不搞经销，但同行如有求于我，我会全力帮忙。无论是提供特种原料，或者是申评职称论文的写作指导，我都会助一臂之力，甚至带领他们参加展销会，为了让他们增加获奖机会，自己则放弃评奖。我不仅和本地同行合作，还和外地同行合作。河北省永清县也是“核雕之乡”，我长期低价为那里的同行提供优质原料，提供南方市场的经营信息，在那里交了许多同行朋友。我认为，同行之间虽有竞争，但更要合作，相互帮助、相互探讨才能相互得益、共同发展，整个行业才能形成气候。同时我也虚心向同行学习，能者为我师，“庸者”也能为我师，吸取别人的失误教训可以使我少走弯路，艺术是无止境的。而自命不凡、唯我独尊，这本身就是一种“无知”。

四

为了建立一个“实体”，1992年冬我去了安徽阜阳，那里的利辛县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县。在农村，泥泞的土路、低矮的房屋、寂静的村庄，举目一片荒凉景象。我通过当地村书记招了十几个学徒，在阜阳市区租了两间小屋开设了核雕培训班。我和学徒同吃面粉糊，同睡稻草地铺。尽管有约在先：在阜阳先打基础，然后再去苏州；学徒期为半年，享受生活费；半年后计件付工资并签订协议，包销产品。但我失败了，临回苏州时，一个都不去，他们的观念和我不一样：“为你打工，就要现钱，半年时间太长了。”有的家长说：“学会木匠活，没有生意还能为自家打一个桌子、凳子，学你这种玩意儿有什么用，不能吃也不能用，谁要？我们不学了！”不管我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结局是折腾掉几千元钱后我扫兴而归。但几年后有些学徒又找我来了，还带来了新成员。现在这些学徒有的已学成回家，自产自销；有的还在我身边，结婚后甚至把老婆也带来学了，甚至举家搬迁到我处，老家锁了大门，春节都不回家。目前在我工作室熟练工月收入已达6500元。除了认真耐心传授技术，我还尽己所能增加学徒的收入，关心学徒的生活。现在我培训的学徒，除安徽籍外，还有本地的、苏北的、云南的、四川的，培训学徒已达60余人。为此，遭到了一些同行的非议：“核雕是我们苏州的传统工艺，你把这门技术传到其他地方去，将影响我们的生意。”但在我看来，从业人员多了，核雕产品多了，这门技术才能被更多的人接受，这个行业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得到发展。现在本地乃至全国还有很多人欲拜我为师，只要条件成熟，我想举办培训班，把这门技艺传向全国，让这朵民间艺术“奇葩”开得更旺。

五

1998年我离开原单位，专业设计创作和销售核雕。随后苏州市文联的领导找我来了，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2001年我获得了工艺美术师职称，随后几年中，我先后加入了从区市级至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学会、民间文艺家协会等艺术团体。并任区工艺美术协会、区民间工艺家协会常务理事；任市工艺美术协会、省工艺美术学会理事。从艺经历被吴地历史文化研究会编入《吴中工艺名家》一书；艺术业绩被苏州媒体多次报道；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并入编《中国民间艺术》一书。苏州电视台为我摄制了专题片，并制作光牒加以宣传。2005年3月中央电视台摄制我的核雕专题片，在《每日农经》节目中两次播出。本世纪以来，我多次参加国内的重大展出活动，并多次获得国家级工艺美术金银铜奖。近年来，我撰写了一些有关核雕艺术方面的文章参与学术交流，同时积极参加省级和国家级的民间艺术论坛和继续教育培训。2005年我获得了首届“苏州民间工艺家”称号，并获得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2007年获得了中国收藏家协会授予的“中国收藏家喜爱的核雕艺术精英”称号；2008年获得了“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称号。在吴中区将核雕艺术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材料中我被选为传承人。近阶段，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普查全面启动，鉴于在业内的代表性，我受命于省行业协会，负责填报核雕专业《工艺美术产品调查表》。

30多年来，我在艺术道路上跌打滚爬、辛勤耕耘，在核雕业内创立了一块“建明品牌”，并享誉全国。产品销售从上门推销发展到“订货排队”。目前我以北京为销售中心，兼顾上海、苏州市场，至于沈阳、天津、广州、深圳等地，我只能少量供应收藏者而无力供应经销商了。随着我知名度的提高，在北京、上海市场和网站上出现了大量的“建明牌”核雕产品，用“铺天盖地”来形容不为过分，甚至连我从来没刻过的一些作品上都落款“建明”两字。在北京我还碰到几个不认识我的经销商，当面向我推销“周建明的大作”。面对这种情况，我于2005年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建明”商标，并制作仿伪标贴，开通免费查询电话。凡我本人作品落款“建明”，凡学徒作品落款“建明工作室”。但是长期售假的销售商又推出了“周建明早期作品”（因他无仿伪标贴），或者以200元一张的价格从收藏者手中购买我仿伪标贴。因我断了一些人的财路，结下了一些“冤家”，从而有人干脆说：“周建明在5、6年前眼睛瞎了，早就不刻了，现在的都是徒弟刻的。”或有人扬言：“谁挖走周建明一个徒弟，我就请他一顿老酒，奖励3000元，挖走两个奖励6000元。”直至现在，还有经销商委托专人雕刻落款“建明”两字的那颗核珠。现在我不敢轻易和人家合影，说不定哪天我的照片又被人放到网上或挂进他的工艺店中，他经销的核雕就会都成了“建明牌”。打假，我深感力不从心，无奈！

苏州吴中区舟山村是苏州核雕的发源地。上世纪70年代初从业人员只有几十人，而现在发展到1000多人并带动了周边村，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产品从出门推销发展到上门求购；同一产品的价格，从当初的几十元飙升到现在的几千元甚至几万元；默默无闻的舟山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核雕专业村。这些变化，离不开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扶持，更离不开热衷于民间工艺事业的众多领导和专家的辛勤工作。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作为一个传承人和得益者，我将继续努力发挥示范领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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