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奇怪之处为何前6期将星如云，后17期却再难出名人？

用户 度度狼gg 的回答

在黄埔六期毕业生当中，未来职衔晋升速度最快者，当属1944年升任新六军中将军长的廖耀湘，1947年再晋兵团司令。即便是这个颇有名气的“廖瞎子”，在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春，也才刚刚被任命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队的少校连长，这还是因他具备法国圣西尔军校留学的特殊经历，此时特别受宠的戴笠，也不过是陆军中校衔。

（廖耀湘

这两人完全可以作为代表了，也就是说，在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黄埔六期生能混到校官者已是寥寥，绝大多数还在尉官阶层混世界呢，级别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

既然第六期毕业生还当不上一名步兵团长，那么第七期以后包括南京中央军校（再称为黄埔军校其实不准确）的各期学员们，更是难以在这一时期出人头地了。

再朝前推一些，我们熟悉的黄埔四期生谢晋元、胡琏、张灵甫等人，抗战爆发时，也才混到中校或者上校衔，能当上团长都属不易，想成为将军只能是抗战前期有相当优异的表现了。

黄埔四期生是1927年毕业的，十年光景如按“停年”正常走程序，军衔也就晋升三到四级，从少尉混到中校算“进步”比较快的，这是军事常识。

那么经过了八年抗战，黄埔前五期的大部分毕业生，才有机会步入将军行列，而后面的六期七期生、中央军校生就很困难了，军中也是论资排辈一步步升迁的，“直升机式干部”的特例很少，也不要以为国民革命军的衔级就是彻底胡来。

如果换到今天的和平年代，青年才俊军校毕业，如果按部就班升迁的话，20年后充其量是上校军衔，想成为一名正军级的少将，并且年龄不到50岁的，堪称凤毛麟角。

只有这么客观看待，才明白黄埔四、五、六期毕业生，当时的晋升已经不慢了。读者的错觉，主要还是来自黄埔前三期的快速晋升，认为黄埔生成为将军很是轻松，其实差矣。

黄埔军校在前六期中总共招收了10000多的学生，其中真正毕业的人数不到10000人的样子，而根据1936年的统计，全军少将衔以上军官，仅为1800余人。

（黄埔一期郑某某）

其中绝大部分还并非出自黄埔，而是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日本军校的毕业生，在1935年的首次军衔铨叙中，黄埔一期生授陆军中将衔的仅几人而已，比如胡宗南、孙元良、王敬久等，其他多为少将或者上校衔，杜聿明就是上校衔。

换句话说，在抗战爆发之前，黄埔生根本没可能出现“将星如云”的情况，区区几十名黄埔出身的将军，跟10000人的基数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当然，也只有在抗战爆发前混到了校级军官，才有了在抗日军兴以后，在军队大扩编中晋升将军的可能（暂不分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了）。

先注意一下黄埔前七期的毕业时间和毕业人数，方便后续说明。

第一期：1924年3月至1924年11月，共有635人毕业；

第二期：1924年8月至1925年9月，共有449人毕业；

第三期：1925年10月至1926年1月，共有1233人毕业；

第四期：1926年3月至1926年10月，共有2654人毕业；

第五期：192年11月至1927年8月，共有2418人毕业。

第六期：1927年10月起至1929年2月，广州和南京两地毕业3634人；

第七期：1928年初至1929年12月，广州和南京两地毕业1518人。

实际上，自1927年4月起，那位蒋校长已在南京另起炉灶，开始筹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习惯上仍称黄埔军校，又称南京本校，但是广州校区还在办学，所以第六期和第七期都存在两个办学地点。

当时在南京校区毕业的学员，一般称为中央军校第六、第七期，而在广州校区毕业的一般称为黄埔第六、第七期。至1930年5月，黄埔校区彻底停办，从此以后便只有“中央军校第八期”的称谓了，并且一直延续到兵败大陆的第二十三期。

而黄埔生若想在抗日战争初中期，就能够挂上将星，只有两个“快车道”，其一是早年参加过两次东征，然后你还得活下来，才能够成为佼佼者，具备了未来快速晋升的资本；其二是必须参加了北伐，因为正是在这一期间，国民革命军的规模和数量，才出现了第一次大膨胀。

先说第一条快车道，黄埔校军的两次东征，起始时间是1925年2月到1926年1月，注意看前文的黄埔毕业批次，到第二次东征结束时，黄埔三期学员刚刚毕业。也就是说，只有黄埔一期、二期的毕业生和少数三期生，才有机会实现这一次的弯道超车，后续的干脆没有机会。

经过东征的洗礼，表现突出的黄埔第一期、第二期学员，在1926年7月誓师北伐时，有可能被迅速提拔到营长、团长的位置上，否则仅仅毕业一、二年的军校生，无论如何是混不到这个级别的，比如胡宗南北伐之初，即已成为教导师第二团上校团长，黄埔毕业两年时间都不到。

（胡宗南）

第二条快车道，则是北伐不断胜利造成的极速扩军，道理很简单，正常升迁的话，是不可能短时间产生那么多将军的，必然受限于部队规模和军官资历，没有那么多的军队，又哪来那么多的将军？

而1926年7月到1928年6月的北伐，是国民革命军总数量急剧增加的窗口期，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初，仅有八个军10万余人，仅仅到了1927年4月间，随着不断地招降纳叛，新扩编的部队多达38个军和部分独立师或旅，总兵力突破40万人。

再到1930年中原大战前夕，仅黄埔嫡系或依附蒋系的军队就达到了60万人之多，而为了控制甚至吞并这些新编的杂牌军，黄埔生纷纷被晋级晋衔去掌握部队，不少原来的营长、团长、旅长们于是“水涨船高”，其中不少人混上了将军。

然而自1929年以后，国民革命军的总数量非但不再增加，还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裁军，主要是养不起那么多军队了，另外蒋校长也要限制和削减其他派系的军队，于是有了“编遣会议”等等措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黄埔生已经不再有晋升的捷径了！

在另外一方人民军队的阵营中，情况也大抵如此，时间节点非常清晰：那就是在1927年4月之前，黄埔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尽管加入我党的学员占比不是很大，他们仍然是人民军队初建时的骨干军官力量。

我们知道，形成三大红军主力的是闽赣苏区（一方面军）、湘鄂西苏区（二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四方面军），在这三大苏区的红军创建中，其实有相当数量的黄埔一期生和二期生，其中大部分牺牲，能够百战余生者，那一定是开国将帅，比如徐向前、陈赓、周士第、阎揆要等等。

而这个时间点上，黄埔四期刚刚毕业、黄埔五期正在就读中，在北伐的大浪淘沙中，也有少部分参加了南昌起义等“建军大业”，由于红军严重缺乏科班出身的军事干部，即便是四期生和五期生，也会在战斗中逐渐成长为名将，比如林帅、宋时轮等等。

至于黄埔六期和七期生，他们在校期间，已经面临“清党”的生死考验，除了一些身份隐蔽较好的秘密党员，绝大多数已无可能再参加红军，所以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毕业于黄埔六期、七期的开国将军，屈指可数。

至于在南京重开的中央军校，由于其政治面貌和思想教育已完全被那位校长把控，不久更开始学习德国军队，灌输法西斯主义和对校长个人的忠诚，思想进步者注定被排斥在大门之外，毕业时间也多在土地革命战争爆发以后，那只能成为对方阵营的基层军官了。

总体而言，只有黄埔军校前五期的学员，才有机会驶入两条“快车道”，如此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或者在抗战的中前期，能够成为将军或者“名将”，再因校长重视黄埔嫡系军官和部队，因此知名者较多。

而自中央军校（黄埔）第六期以后，军官必须凭借资历和战功一步步获得晋升，鲜有弯道超车的普遍机会了，除了廖耀湘这样的特例外，大部分黄埔六、七期的学员，解放战争期间刚刚混到少将师长是很正常的现象，结果还没有轮到他们出名，就被解放军秋风扫落叶了。

（换关校长了）

用户 观空望海 的回答

前6期（截止1928年），因为战争规模小，死亡率低，没死的很快从连排级战斗岗位升到了营团级指挥岗位。不死之人，自然会成为将军，成名人。6期以后，基本充任基层军官，大战频繁，很少有人能活着升到指挥岗位。人都死了，也就无名无姓了！

用户 海中岩hahaha 的回答

前六期有共产党员，后边不再有共产党员，自然是少了一半的机会。但主要原因是前六期时代是国军全面扩张的时代，大批的军校生一毕业就进入军队当上下级军官，然后随着部队扩容，国民革命军从不到十万人，扩充了数倍，提升自然是很快的，随着蒋介石地位稳固，军队人数稳定后，军官提升就难了，原来一个排长想升成连长，只要招到足够新兵，部队扩容就能当上，等军队人数固定后就不能随便招兵了，上级发军晌是按固定人数发，就不能招太多的兵，排长想升成连长就只能等连长升级、退伍、战死才行，连长、营长也一样，而事实上越是下级军官阵亡的机会越高，团长以上军官阵亡的比例是很低的，下级军官想再往上升就太难了。没有大仗，没有很大伤亡的情况下，一个连长干上十年也还是连长，升不上去的。到了抗战时期，部队伤亡极大，但连排级军官伤亡比例非常大，团以上伤亡军官机会就小多了，越是提升不上去，越容易在基层就阵亡，活下来的人数就少得多了，向上晋升也难的多。前6期军校生卡在连长以下级别的时间都很短，都很快就扩军提升了，越过团长这个危险层，就容易了。八路军最明显，从整编时的4万多人，八年的时间扩充到100多万，只要能活下来，所有的军官都能升好几级，整编时的士兵经过八年抗战都成了军官，而国军军队人数不变，上升空间就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