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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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修辞

中国文化中的“瘦马”

︱曹天成︱

在中国文化中，马或俊逸潇洒如唐代诗人孟郊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或剽悍健硕如宋代画家李公麟之《五马图》，或朴拙浑厚如汉代霍去病墓之《卧马》雕塑，或意气风发如徐悲鸿写意水墨之《奔马图》……膘肥体壮、精神昂扬，常被人们当作奋发进取的图腾予以膜拜。但正像一枚钱币有两面一样，中国文化对马还有另外一种修辞—“瘦马”。其形象虽羸弱单薄，视觉上不令人喜爱，但却被寄予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元) 任仁发 出圉图 (局部) 绢本设色

纵34.2厘米 横201.9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鲍司隶歌》

《古诗源》载有一首《鲍司隶歌》，其词曰：“鲍氏骢，三人司隶再入公。马虽瘦，行步工。”以马喻人，歌颂了西汉末年的鲍宣、鲍永和鲍昱祖孙三人。

鲍宣，西汉哀帝时曾任司隶校尉，职责是监督、考察、检举和调查官员的言行举止，以及是否存在渎职问题等。由于为人刚直不阿，为政清正廉洁，鲍宣后因犯颜直谏而被罢官，后自尽。其子鲍永也以清廉中正名世，“虽为将军，而车服敝素，为道路所识”。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出任司隶校尉，因事弹劾光武帝刘秀的叔父赵王刘良，“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慎”。当时朝廷还有一位鲍恢，任都官从事，“亦抗旨不避强御”，以至于光武帝常常对大臣们说：“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意思是，你们行事都要小心点，以免被鲍永和鲍恢弹劾检举。鲍永的儿子鲍昱也担任过司隶校尉，史载“奉法守正，有父风”。

“马虽瘦，行步工”，指马虽瘦骨嶙峋，但步履稳健、正气凛然，以比喻鲍氏祖孙三人为人刚直正派，为官清正廉洁。

“瘦马”何以成为清廉的象征?

据《论语·雍也》，孔子的弟子公西赤将要出使齐国，冉有为其母亲向老师要一些小米。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再多给点，孔子说，“再给他二斗四升”。冉有却自作主张给了他八十斛。孔子不太满意了：“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意思是，身为国之公使，公西赤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只高不低，你如此照顾这样的人实无必要!

作为高水准物质生活的象征，“肥马”在此处并无其他深意。但鉴于孔子的地位和影响力，其言论可能多少改变了肥马在儒家学者心目中的形象。

战国时期，魏惠王曾就治国方略请教孟轲。孟轲并没有开门见山地一通枯燥说教，而是用环环相扣的比拟来逐渐切入正题：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孟子首先问：拿棍棒和刀枪杀人，二者有区别吗?梁惠王回答说：没什么两样。再问：刀枪杀人与苛政杀人，二者有区别吗?答曰：没有。孟子开始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厨房里煮着肥肉，马厩里养着肥马，但老百姓却面黄肌瘦，饿殍遍野，这是在领着禽兽吃人哪!虎狼相拼，人们尚且痛恨，作为一国君主，却带领禽兽吃人，这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应该做的事情吗?

亚圣孟子将“肥马”明确等同于“腐败”“苛政”或“暴政”，将之从孔子时代的私人生活领域引入公共政治话语空间，在“肥马”贬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元代任仁发曾画《二马图》，除一瘦一肥两匹马外，卷中别无他物。其跋曰：“世之士大夫，廉滥不同，而肥瘠系焉，能瘠一身而肥一国，不失为廉，苟肥一己而瘠万民，岂不贻汙滥之耻，按图索骥，得不愧于心乎?”任仁发想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瘦马即廉洁奉公者的写照，肥马则是贪污腐败者的化身。每一个为官者，都应当以此为镜鉴。除形体上的对比，作者在细节上也刻意强调了两匹马的不同处世原则：瘦马颈上缠绕着的缰绳意味着其忠于职守，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肥马拖曳在地上的缰绳则表明其擅离职守，完全不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放在心上!

《二马图》之外，任仁发还有一件描绘瘦马和肥马的作品—《人马图》。其中，黑色肥马立于地上，旁边立着一位圉人。白色瘦马卧在地上，无人照应。此图于1982年4月出土于江苏省淮安市明代王镇墓。画上的两方印章已无法辨认，楷书“月山”字样表明此卷作者是任仁发(任仁发号月山)。

从《人马图》对肥马和瘦马的不同处理手法看，作者想要表明的态度可能与《二马图》没有太大差别。卧于地上的瘦马显然是积劳成疾、忠于职守之官员的象征，而立于地上神情放松、毛皮整洁的肥马则是享受着俸禄却不作为之官员的象征。肥马身旁的圉人则可能暗示，不称职或腐败的官员反而更受重用，以此反映整个官场的暗无天日。

与任仁发一样，清代的钱沣也以画瘦马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为官价值取向。钱沣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精于书、画，尤其擅长“颜体”，但他在历史上的名声更多源自他不屈服强权、敢于和贪污腐败做斗争的事迹。直至今天，以钱沣为原型的文学、戏曲、影视作品仍在广为传播，其中最主要的两段情节是他在甘肃“冒赈案”和山东“国泰案”中的作为。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甘肃“冒赈案”发，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其他相关大小官员数十人被处死，其中包括已经升迁为浙江巡抚的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在这种情形下，掌两署陕甘总督、陕西巡抚毕沅却毫发无损。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不足一月的钱沣上疏弹劾：“亶望为布政使时，沅为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闻见?使沅早发其奸，则播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于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谓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饵，惟是瞻循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请比捏结各员治罪。”此疏之后，毕沅遭处分，初出茅庐的钱沣声名鹊起。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钱沣又上书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厌，各州县库皆亏缺。”乾隆命大学士和珅、左都御史刘墉以及钱沣前往调查，为应付调查，国泰不得已借用市场上一般银两充作五十两为一铤的“帑银”(即国库官银)。和珅则暗中包庇国泰，恐吓钱沣不要深究。钱沣不为所动，指令国泰把所有冒充的一般银两退还，山东历城、章丘、东平、益都等州县国库皆出现亏缺，其数额之巨，震惊朝野。此案最终以国泰被处死而完结，但钱沣由此也遭到和珅的忌恨。从当时和珅如日中天的权势看，钱沣的举动是冒着巨大人身和政治风险的，而这也愈加证明了他的刚直不阿与疾恶如仇。

据说由于为官清廉，生活清贫，钱沣外出时经常骑一匹瘦马，所以老百姓称其为“瘦马御史”。相对于这个多有杜撰成分的传说，称其为“瘦马御史”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更为接近事实，即他经常画瘦马。

钱沣所画瘦马现存两件，一件名《桐柏双骏》，一件名《画马图》。

《桐柏双骏》画有两匹瘦马，一株古柏，一株巨桧。树木苍劲高拔，枝干虬屈，生命勃郁。其中一马俯首于山涧中饮水，一马似闻声尾随而至。山石、树木、马匹，用笔皆刻意强调瘦劲骨感，尤其是两匹马，条条肋骨犹如石刻一般。

《画马图》画面只有瘦马一匹，树木一株，小径一条。小径两边的野草不是伏偃在地面上，而是根根如针，直愣愣地立于地上。瘦马腹细肋突，鬃尾既稀且短，垂首伸颈，目光哀怨，步态踯躅，显得心事重重。其落寞愁苦的情绪由朝右下方倾斜扭转的小径，以及下垂的一条树枝(这条枝杈与马颈相平行)所形成的下坠感所强化。树的主干粗壮，饱经风雨的沧桑与衰老通过一个黑魆魆的树洞表现出来，而树洞所处的位置—两个主枝干的交叉点，则让它显得更突兀。两个主枝干，一枝朝向左上方，一枝朝向右上方。而朝向左上方的枝干只剩靠近树干的一短截，依其粗度及折断处看，非巨大外力不能至此(很可能是狂风暴雨所摧)。朝右上方的主枝干又分为三条(其中一条向下耷拉着)，但稀疏短小，很明显是土壤贫瘠、缺水少肥所致。或值深秋，或本来即枯死已久，整个枝干没有一个叶片，浓重的墨色又加重了光秃秃的视觉效果。从马的形态看，枯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如此构图钱沣并不是第一个，元代著名画家赵孟頫就有把瘦马和枯树画在一起的作品。

在中国文化中，“枯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象。米芾就认为苏轼所画枯木是其宦海沉浮、仕途失意之人生经历的写照：“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这种以枯木或丧失生命的植物作为人生坎坷境遇象征的创作手法，在文学诗歌作品中也多有体现，如北周的庾信、唐代的卢照邻就都写有《枯树赋》。唐代大诗人杜甫则写有《枯楠》和《枯棕》。以此为背景，曾手书庾信《枯树赋》的钱沣很可能在描绘枯树时有相近的心情：“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木叶落，长年悲’。”

相对于《桐柏双骏》的工整严谨，《画马图》则显得很不讲究，用笔甚为简陋粗率，而意境也相当萧索荒寒。为何会有如此区别?两幅画的款识可能提供了某种答案。《桐柏双骏》右上角题曰：“养疴揽云禅舍作，似准翁年兄清鉴，南园钱沣。”《画马图》左边款识仅仅一个“沣”字。据此或可推断，前者是为友人精心绘制，后者则可能是钱沣工作之余抒发“胸中盘郁”的戏笔。正是这种私人性质，使他“得意忘形”，对积蓄已久的浓烈情感表达超越了笔法和程式的规范，让自己的心境完全袒露于纸面。

《清史稿》载：“上夙许其持正……凡遇劳苦事多委之”，“沣贫，衣裘薄，宵散，遂得疾”。一边是繁重的工作，一边是清廉而致的贫苦，《画马图》中干瘪、疲惫的瘦马，可能正是双重压力煎熬之下钱沣的人生写照。

(清)金农 牵马图 (局部) 纸本设色

纵49厘米 横80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怀才不遇

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硉兀如堵墙。

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骧。

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

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

去岁奔波逐余寇，骅骝不惯不得将。

士卒多骑内厩马，惆怅恐是病乘黄。

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

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

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

谁家且养愿终惠，更试明年春草长。

《瘦马行》是杜甫写于公元758年的一首名作。其中的瘦马曾是一匹驰骋沙场的官马，由于偶然的失误而遭弃用，以致形容枯槁，流落城郊。诗人认为，如能悉心调养，这匹马仍然可以为主人贡献力量。就诗歌而言，说杜甫是将“瘦马”与“怀才不遇”思想主题联系在一起的先驱毫不为过，因为在他之前没有先例，在其身后，则涌现出数量可观的“瘦马”在翘首企盼伯乐的出现。其中与杜甫时隔最近的是李端，其《瘦马行》诗曰：

城傍牧马驱未过，一马徘徊起还卧。

眼中有泪皮有疮，骨毛焦瘦令人伤。

朝朝放在儿童手，谁觉举头看故乡。

往时汉地相驰逐，如雨如风过平陆。

岂意今朝驱不前，蚊蚋满身泥上腹。

路人识是名马儿，畴昔三军不得骑。

玉勒金鞍既已远，追奔获兽有谁知。

终身枥上食君草，遂与驽骀一时老。

倘借长鸣陇上风，犹期一战安西道。

自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的九品小官后，李端仕途一直失意，这与他“十五事文翰，大儿轻孔融”的自负、“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名声甚不相符。“瘦马”正是虽处凄凉寥落之境，仍怀千里之志的作者之速写。

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多次秉公直谏，白居易引起宪宗的不快和反感：“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至名位，而无理于朕，朕实难奈。”与此同时，朝中同僚也压制排挤，使白居易经受多次仕途上的打击和失意：一是其“左拾遗”秩满后未能正常例转“补阙”，而是出任“京兆府户曹参军”的地方官;二是在服丧期满后，朝廷未及时召其回京复职，滞留居家一年半之久;三是回朝后，被授以“太子左赞善大夫”的闲职，在这一时期，他曾写道：“寂寞曹司非闲地，萧条风雪是寒天。远坊早起常侵鼓，瘦马行迟苦费鞭”，流露出遭冷遇的失落感;四是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因“越职论事”远贬江州司马。反思之余，白居易难掩愤懑：“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丽者，恶仆独异，又信狺狺吠声，惟恐中伤之不获……以此获罪，可不悲乎?”《羸骏》可能正是其此种心境的具体描述：

骅骝失其主，羸饿无人牧。

向风嘶一声，莽苍黄河曲。

踏冰水畔立，卧雪冢间宿。

岁暮田野空，寒草不满腹。

岂无市骏者，尽是凡人目。

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

村中何扰扰，有吏征刍粟。

输彼军厩中，化作驽骀肉。

羸，即瘦。“羸骏”即“瘦马”。一面是济世经邦之才无人问津，忍饥挨饿;另一面是拿搜刮民膏得来的钱粮豢养大量无才无德之徒。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世无伯乐：“岂无市骏者，尽是凡人目”！

李贺，字长吉，7岁的时候即“以长短之歌名动京师”，引得当时的文坛领袖韩愈与皇甫湜前往其家中一探虚实。成年后的李贺也一度充满雄心壮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但在社会习俗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李贺因避父讳而不能参加进士科考，再加上其自身身体条件的限制，最终仅以恩荫入仕，做一个太常寺从九品奉礼郎的小官。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让他备感痛苦绝望：“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

对于自己不能为朝廷所用，而又为时人所妒的处境，生肖属马的李贺在《马诗二十三首》中，以马自喻，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愁，批评当政者的无能。其中第二十三首就以“肉马”讽喻朝廷在选拔人才方面的腐败昏聩，任用的官员都是庸才：“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厩中皆肉马，不解上清天。”与此相对应，“瘦马”即“英才”：“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如唐代诗人的“怀才不遇”是机缘巧合之下个人命运之不幸，仕途失意则是元代绝大多数汉族知识精英的共同悲剧。一方面由于元朝实行民族分化政策，汉族文人士大夫，尤其是江南汉族知识分子受到普遍歧视和压制;另一方面，元政府中止科举考试长达80年，禁绝了文人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机会，堵住了实践“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人生理想的道路，从而造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才闲置。在此背景下，文人士大夫对朝政的抱怨及辛辣嘲讽就不足为奇，如马致远：“这壁边栏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宫大用：“都是些装肥羊法酒的人皮囤，一个个智无四两，肉重千斤。”即使是有所任用的汉族文人，其仕途也历经挫折。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浙江诸暨人杨维桢被授以承事郎、天台县尹兼劝农事的职位，但居官仅三年就因得罪权贵而被罢免，又三年，转官钱清场盐司令。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因父母相继去世，“弃官以终二亲之养，养既终，吏部不调者十年”。在此期间，为了补官他做过多次努力，虽补得一个低级官职，并在几年后转任他地，但终不如意，尝尽仕途坎坷，生活也潦倒艰辛。在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的一封书信中，他写道：“今某为业教授市中儿，已苟免大饥冻之窘，其穷可知已。”从“市中儿”一词可以推断，杨维桢所教授的学生多是街市上一般百姓家的儿童。就其在诗文书画领域的卓绝才情而言，这显然是一种人力资源浪费。杨维桢的《瘦马行》可能正是作于此时：

瘦马青海种，新自流沙至。

市门顾不售，千金价无二。

肉骀大项领，匹帛可收致。

天寒道里愁，伏枥消远志。

瘦马虽伶仃，毅有千里气。

世无牙与青，瘦马与谁试。

(元) 任仁发 出圉图 (局部) 绢本设色

纵34.2厘米 横201.9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浮华如云

赵孟頫是否知道唐代画马名家曹霸的《羸马图》已无从考证，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为赵孟頫手卷的《双骏图》，与之非常相近。该卷以老松古木起首，临水坡冈之上，偃卧着一深一浅两匹肋骨突出的瘦马。赵孟頫一向推崇曹霸，曾在后者《人马图》上题跋：“唐人善画马者甚众，而曹、韩为之最，盖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众工之右耳，此卷曹笔无疑。圉人太仆自有一种气象，非世人所能知也。”由此可知，赵孟頫对曹霸的作品相当熟悉，虽然没有材料能够证实赵孟頫曾经看到过曹霸的《羸马图》，但从构图及用笔看，《双骏图》很可能是赵孟頫的临仿之作，或者在他处看过以后，凭记忆所画。从“不求形似”的角度看，《双骏图》在用笔上确实比较放松，不像赵孟頫其他作品用笔精谨，应是刻意临摹或追求曹霸笔意的结果。

所以，第一，单从用笔上判断《双骏图》是伪作，结论难以成立。第二，根据“至大三年”的题款，《双骏图》作于公元1310年。也是在这一年，赵孟頫出任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而在《双骏图》上跋有诗文的元代著名文学家贯云石则是在公元1313年拜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可能正是相同的任职经历，让赵孟頫与贯云石在工作和业余时间有较多交往。如果《双骏图》是伪作，作伪者不可能把相关人物和时间把握得如此精确。第三，赵孟頫画马有名气，如果作伪，应该选择他比较受欢迎的风格样式，而不是选择其很不知名，且题材是瘦马的作品。第四，赵孟頫有画瘦马的经验。第五，赵孟頫的朋友方回与龚开相当熟悉，龚开曾画《玉豹图》赠给方回。基于这种关系，赵孟頫很可能知道龚开，而对其所画瘦马也应该有所耳闻。基于以上分析，《双骏图》作伪的可能性不大。

赵孟頫为何画瘦马?其中的瘦马对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宋) 龚开 骏骨图 纸本墨笔

纵29.9厘米 横56.9厘米 〔日〕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与曹霸大起大落的人生境遇不同，赵孟頫出身既贵，又位极人臣。他不仅无物质匮乏之虞，甚至对高官厚禄、衣食无忧的生活满腹牢骚：“肥哉肥哉空老死，未试何以知尔长。我知马亦待驾御，人马两得气始扬。”皇家的马匹虽个个健壮肥硕，但却因为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而徒然老死在马厩中。这正是赵孟頫虽然锦衣玉食但却精神苦闷的根源所在。其中既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也可能有对自己身居高位却不能实实在在做一些有益于民的事而感到的愧疚，如其在一首诗中所言：“……官途久有曼容志，婚娶终寻尚子言。政为疏慵无补报，非干高尚慕丘园。”

赵孟頫仕元，既非主动，也非外人所想象的那样顺畅。对于元朝的征辟，他曾有过诚恳的推辞：“有司强起之，称疾，且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孟……已为微、箕，愿容某为巢、由也。’”从《宋史翼》这段文字看，赵孟頫一面以身体有病为托词加以婉拒，一面表示自己身为前朝宗室之后，仕于新朝恐怕有失忠诚，希望皇帝能允许自己以古代的贤人巢父、许由为榜样，做一介平民，归隐于田野山林。虽最终应诏北行，归隐之心还时时流露于赵孟頫的诸多诗文当中。如当看到著名学者吴澄辞官自大都(今北京)南归时，赵孟頫感慨万千：“吴君博学多识，经明而行修，达识而知务，诚称所举矣，而余亦滥在举中。既至京师，吴君幡然而有归志，曰：‘吾之学无用也，迂而不可行。赋渊明之诗一章，朱子之诗二章而归。’吴君之心，余之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吴君何啻百倍，吴君且往，则余当何如也?”

由此观之，赵孟頫画《双骏图》似在从另一个角度为自己鸣不平：名利、地位、财富都不是我本意所想追求的，而我的生活也并非如表面上那样怡然自得、优哉游哉，而是时时都在饱受精神的煎熬，从未停止过道德上的自我批判。尤其需要声明的是，我能够接受清贫，但能体现出自己价值的有意义的生活!三国时司马徽对庞统的批评或可作为我们理解赵孟頫图绘瘦马的钥匙。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斜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慷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

听说司马徽在颍川(今河南禹州)闲居，庞统不畏路途遥远而前往拜访。至其住处，发现司马徽正在田地里采桑，庞统在车里探头说道：我听说大丈夫在世，应当戴金佩紫，哪能埋没委屈自己的才华，在这里做妇道人家的活计?司马徽回答道：你先下车来。你只知贪求小道便利，却不知已误入歧途。伯成安于田耕，而不羡慕诸侯的荣华富贵;原宪家的房子简陋不堪，而不为官家的堂皇大屋所动。贤达之人什么时候会稀奇居所华美，侍女环绕，出门就有马车伺候的生活呢?事实上这也正是许由、巢父、伯夷、叔齐所以感叹的原因：吕不韦的爵位，齐景公的资财均不足以动摇他们淡泊名利的追求!

与孔子说公西赤出使外邦“乘肥马”的中性语气相比，司马徽所言“行则肥马，侍女数十”则带有十分明显的鄙夷语气了。既然“肥马”为高蹈士人所不齿，作为其对立面的“瘦马”自然可做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象征!据方回在赵孟頫另一件画作上的题诗可知，《双骏图》并非赵氏唯一一件描绘瘦马的作品：“一匹背树似揩痒，一匹龁枯首羸垂。赵子作此必有意，志士失职心伤悲。我思肥马不可羁，不如瘦马劣易骑。焉得生致此二匹，马亦如我老且衰。”

诗画相佐，《双骏图》中神态安然、精神自足的瘦马或许正是赵孟頫“安贫乐道”的写照。如果这种解读是成立的，赵孟頫一生所画众多体格健硕之马或许只是其人生的表象，而为数极少的瘦马才是真正的自己。

(宋) 陈居中 柳塘牧马图 绢本设色

纵24厘米 横2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遗民恨

龚开《骏骨图》，款“龚开画”，钤印二：“淮阴龚开”“学古文艺”。虽卷首题曰“骏骨图”，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四)将其著录为《龚开羸马图》。而汪珂玉《珊瑚网》(卷四十八)和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四)均以《瘦马图》记之。

明代朱存理《珊瑚木难》卷六载有龚开的一则尺牍：

往予见姜白石诗一卷，有绝句作小草尤佳云：道人野性如天马，欲摆青丝出帝闲。某爱此诗，第恨其不通画，不能使无声诗有声画相表现。此为欠事，因戏作前马，既又念此句此马终无出路。复成后纸。去冬有瘦马一匹，寄天台僧存书记，鹤亦以书来取画。久之未报，今得此归丈室，如有数也。天随言凡物惟散者为得，二马得失何如?白石不可作析而辨之，其在鹤。楚龚开。

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所录《龚翠岩天马图》，以及《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龚翠岩天马图并题》，内容与以上尺牍基本相同。由此可知，《珊瑚木难》所录龚开的尺牍即其“天马图”上的跋文。由于此图不传，其中天马是肥是瘦也就无从考证，但跋文所言“去冬有瘦马一匹寄天台僧”，令我们对此“瘦马”是否为流传至今的《骏骨图》产生联想。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无论是与否，龚开都很可能不止一次画过瘦马，如俞德邻就曾有诗《题郭元德所藏龚圣与瘦马图》。

有关龚开《骏骨图》及其自题的讨论，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并不为过，但大多拘泥于画家之“千里马”的自拟，而对倪瓒的题跋则多少有所忽略：

忆昔升平贞观年，八坊锦队如云烟。当时下笔写神骏，就中最数韩曹贤。权奇五马宋元祐，苏黄赏叹称龙眠。本朝天马渥洼种，□顾千里宁加鞭。饥食玉山之禾饮醴泉。龙骧虎跃何翩翩。翰林仙人赵荣禄，画法直度曹李前。至今览画皆叹息，真龙欲见无由缘。淮阴老人气忠义，短褐雪髯当宋季。国亡身在忆南朝，画思诗情无不至。宋江三十肖形模，中山鬼队尤可吁。高马小儿传意匠，诗就还成瘦马图。夕阳沙岸如山影，天闲健步何由骋。后世徒知绘可珍，孰知义士愤欲瘿。

从遗存的文学作品看，倪瓒对龚开的评价—“忠义”—是名副其实的。除为背负南宋最后一位皇帝投海自尽的抗元名士陆秀夫撰写《宋陆君实传》，龚开还曾作《宋文丞相传》颂扬文天祥宁死不做贰臣、为国捐躯的壮举，其情真意切令著名学者张枢感喟不已：“淮阴龚开作《文丞相传》，其事甚备，予每读之，未尝不废卷流涕也。”而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更是旗帜鲜明地“以忠、义劝勉宋江诸人”。首先贬斥宋江及其追随者落草为寇，与朝廷作对的行径;其次规谏他们归附宋室，抗击外敌，报效国家。文学传记作品之外，龚开的《清凉居士图》《中山出游图》等画作也寄托了其对赵宋政权的忠贞与感念。从这些背景看，倪瓒在《骏骨图》上的题跋可能道出了龚开的心声，以“千里马”自喻，不是抱怨世无伯乐及个人境遇的糟糕，而是寄寓“有家无国”，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悲叹，正如倪瓒所言“后世徒知绘可珍，孰知义士愤欲瘿”。

对于倪瓒的国家意识，吕少卿有文指出，虽然倪瓒面对元政府的招募曾有过“世为中华民”的表白，不肯“缀艳词以媚七贵”，但在元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又表现出对朝廷的拳拳之心。在张士诚据吴抗元时坚决不与其合作，而在张士诚依附元政权后，请人代为致意，并写诗歌赞颂张。元亡后，倪瓒成为前朝遗民，不仅拒仕新朝，“明初被召，固辞不起”，而且还多次写信劝友人王蒙不要出仕。在入明后的画作上，倪瓒则从不书朱明年号。这些言行都表明，倪瓒谨守“道统者，治统之所在”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念，忠于元朝，对政权的消亡表示哀婉。尽管龚开所悼念的是南宋，倪瓒悼念的是元朝，但二人在实践“忠义”价值观上是一致的。

以瘦马为题材的遗民画家还有明末清初的张穆。彭孙遹曾有题画诗曰：“黄金新埒玉为鞭，一骋双蹄旋旋圆。持比前朝诸画客，风流何让李龙眠。”把张穆与李公麟相提并论，虽有溢美之意，但从中也可看出张穆画马的水平之高。

《卧马册页》现藏香港北山堂。一匹瘦马横向偃卧于地，马首警觉地向左扭转，目光机敏地盯住观者，似乎觉察到周围有什么动静。它后蹄尚蜷曲，而右前蹄已经向前伸出，左前蹄也正要伸出，准备着应声站起来，其神情状态与枕戈待旦的武士无异。而张穆本人也确实自幼喜爱耍刀弄棒，青少年时期倜傥任侠，友人曾形容其：“十二慕信陵，十三师抱朴。十五精骑射，功名志沙漠。袖中发强矢，纷如飞雨雹。”及至1644年崇祯帝自缢于景山，明朝灭亡，张穆“闻变，为位哭于茶山雁塔寺”。其《马猴图》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坚决不为异族政权服务的态度：猴子在拉扯马的缰绳，而马则向后退。加入南明隆武政权后，张穆被授以“御营兵部试用”，与同乡张家玉劳军于惠州、潮州，参与抗清斗争。虽然《卧马册页》的创作时间不详，但从其中瘦马所展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判断，很可能是张穆投入武装抗清斗争之后的作品，而这也符合其友人对张穆的评价：“家国之痛，死丧之戚，一寓于画马吟咏，寄其身世之感。”

(元) 赵雍 马戏图卷 (局部) 绢本设色

纵26.7厘米 横172.7厘米

〔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结语

有政治理想之寄寓，有怀才不遇之不平，有人间万象之折射，有家国遭际之悲鸣……作为一种修辞，“瘦马”呈现了不同时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情感诉求、生命哲学、身份想象，以及历史记忆。其内涵之丰富、运用之灵活，恐怕只有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文化阐释场”理论方能予以解释。作为深受解构主义理论影响的文化批评学者，斯皮瓦克对修辞的隐喻学(tropology)界定之固化提出挑战，认为“修辞是一个独特的文化阐释场，场域中展示着文化阐释者与被阐释者之间的不同文化。一切文本事实上都与文化阐释的修辞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其要点在于，语境不同，文本的含义也就可能迥然有别，由此赋予修辞一个无限开放的空间。

作者为商丘师范学院副教授

(编辑：张楠)

︱全文刊载于北京画院《大匠之门》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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