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妈妈一起漂在深圳，我做白领，我妈做保洁

采访、撰文 | 三金

十点人物志原创

在我国，法律规定男性的退休年龄在60周岁，女性在50周岁或55周岁。然而，当年轻人都在许愿“提前退休”、为“延迟退休”心烦不已的同时，68%的老年人在退休后仍有强烈的就业意愿，三成以上希望通过再就业贴补家用。

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21年的报告，在75岁及以上人群中，未来十年劳动力将增长96.5%。

显而易见的是，生活压力没能随着年老而减少，反而促使更多低龄老人走出农村县城，试图在大城市寻找更多工作机会。

2020年秋天，52岁的春香失去了县城的工作，直到今天也没有拿到做茶厂女工4个多月的5000多块钱工资。那是充满焦虑的一年，为了给自己攒出一份养老钱，春香与60岁的丈夫一同来到女儿张小满所在的深圳求职。在宏大叙事中，那是一座速度至上、充满奇迹的超级城市。

春香在深圳找到了保洁员的工作，从此游走在不同的建筑物中——超级市场、政府大楼、各式写字楼。春香每天只上工8小时，这在保洁员群体中是少数，大多保洁员会连上两班，16个小时，这意味着他们的休息时间非常少。

超级商场中的保洁员。（摄影：饼干）

每天，春香会接触到近30种清洁工具。其中最繁重的工作是需要在9点前打扫6个卫生间，包括12个小便池和24个马桶，平均3分钟要清洁一个。不戴手套可以工作得更快，但清洁剂会腐蚀手部肌肤，一个新的马桶刷只用二十天就光秃秃的了。

靠着这样的努力，春香在深圳留了下来。女儿张小满在深圳工作快10年，母亲的到来如同石子掉进水面，在她生活中荡起一层层涟漪。

她陪伴母亲找工作，而后更是与丈夫一起去帮母亲干活，也见到了更多漂在深圳的老年打工者。她把这些故事写成书籍《我的母亲做保洁》，记录下母亲的打工史，呈现深圳大龄、甚至超龄保洁员群体的生活面貌。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光启书局2023年出版

一个没有退休金的大龄打工者想要养活自己，需要做到什么？以下内容根据张小满的讲述和书籍整理。

52岁，母亲失业了

2020年整个春天，父母都呆在陕西老家的商南县，一个位于秦岭南麓的小县城。

对父母来说，那是一个被焦虑围绕的春天。大半辈子靠打零工赚钱养大我们姐弟俩的父母，找不到赚钱出路了。2018年，表叔曾给母亲介绍了一份做住家保姆的活，她一整年都在山脚下的别墅里当保姆，照顾某位董事长的妈妈，一个月2000块。等到疫情来了，雇主不希望家里有外人，保姆便做不下去了。

母亲尝试在县城找找其他活干：养猪场厨子、超市理菜员、茶厂女工、蘑菇采摘员……这延续了母亲以往的打工经验，只是更加琐碎、持续时间更短。更关键的是，母亲左膝确诊滑膜炎后陆陆续续治疗了一年多，虽然有所好转，但也无法支撑她继续做需要长时间站立的繁重体力活。每次跟母亲打电话，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焦虑更深一层。

夏天，我开始建议母亲来深圳试试，其实本意只是想让她来深圳看看我、休息一段时间。但我了解她，如果这么说她一定不来，我必须给她解决问题。母亲是一个以挣钱为信仰的人，我提出会帮她在深圳找一份工作。

一直等到秋天，国庆前，我在深圳火车东站接到了他们。

他俩带了很多行李，两个人都肩背手拎的：干木耳、干芥菜、干南瓜丝、干辣椒、干玉米、从老屋门前树上打下来的白花花的核桃、辣椒酱、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在找工作的时候穿。深圳没有冬天，但母亲包里春夏秋冬的衣服一应俱全，甚至还带了羽绒服。我这才意识到，她找工作的决心居然这么强。

我的母亲春香出生于1968年，外婆连生了六个儿子后，又连生了3个女儿，母亲排行第八。因为众多无可奈何的原因，她小学三年级只上了几天便辍学了。因为不认识多少字，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太顺溜，母亲无法单独行动。对于能否找到工作，我们心里都没底。

在经历了一周的休整之后，母亲开始催促我给她找工作了。我希望母亲还是能跟我们住在一起，在工作之余还能有自己的生活，于是工作就从我们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这样可以选择的工作种类也十分有限。我在求职网站上给母亲投了40份简历：

姓名：春香

年龄：52岁

求职意向：保洁员 公园绿化 家庭厨师

职业优势：有住处 能吃苦

项目经历：在建筑工地、国营农场、大型矿区做过工人、养殖员以及厨师，生活经验丰富，吃苦耐劳，干活利落。

招聘网站似乎还没有充足经验应对这个年纪的打工者，我们一直没有找到非常匹配的岗位，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个小时的连班，像是钟点工、家政工这类需要灵活使用智能手机的工作也只能先放弃。

最后，母亲还是靠自己问到了一份工作。

她去楼下的商场、写字楼和小区，问那些正在工作的保洁员是如何找到现在这份工作的。在经历一些否定和拒绝之后，她在一家高端商场的门前，遇到了一位身穿灰白色工作服的大叔：“这个商场正在招保洁。”

从大叔手里，我们拿到了管理保洁员的经理电话，我带着母亲去负一层的管理处找到了经理。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大叔，从农村到深圳干了几十年保洁，后来慢慢做到管理保洁员的“经理”的位置。

所谓的面试非常简单，只是问母亲之前做过什么工作。母亲只会说方言，我帮她翻译成普通话给经理说。接着，经理拿来了一张表格，表示母亲可以留下来工作。比起合同，那份表格更像一份告知书，告知保洁员的工作职责，以及不能做哪些事、如果做了要受到何种惩罚云云。

超级商场中的保洁员。（摄影：饼干）

我帮母亲填表，录入基本信息，又带着她录入指纹。母亲的合同上写明，全日制员工一个月可以休息4天，每天工作8小时，一个月2500元；每天工作16小时，5000元。4天休息日如果不休的话，8小时制，加班费80元一天；16小时制，加班费160元一天，没有五险一金。

在保洁员群体中，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给他们买保险。

后来我妈很羡慕环卫工人因为他们有养老保险。许多环卫工在深圳干了20多年，退休金一个月可能有一两千块。

当时，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全日制劳动者每月2200元，非全日制劳动者每小时20.3元。在母亲未来的几份保洁工作中，工资永远都比最低标准略高一点点。应该说，深圳几十年来都是如此。

在陪母亲面试入职的过程中，我加上了经理的微信。偶尔碰上母亲加班太多，我会去找经理说我妈需要休假，他一般也会答应。

因为挣钱对母亲的吸引力太大，有时候她自己不愿意休息，我会跟经理商量，希望不要把这些工作安排给她，就让她不知道有这件事就好，想起来跟父母送小孩去上学也没什么区别。母亲很开心，因为其他保洁员叔叔阿姨都是没有孩子带的，她是唯一一个。

就这样，母亲得到了她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商场保洁。她拥有了一套工衣、一个名牌、一个盘住头发的发卡、招行工资卡，穿上了县城超市买的软底方口鞋，决心为自己攒出一份养老钱。后来母亲又去到政府大楼、写字楼，做的也都是保洁工作。

春香从写字楼落地窗看出去的风景。（摄影：饼干）

签完合同，母亲便跟着另一位保洁阿姨走了，看着她的背影，我有些担忧。她胆子大、踏实肯干，哪怕只会方言也可以跟同事们沟通。我更担心她的腿，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入职时，她隐瞒了自己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

狗屎工作

母亲并不是保洁员中唯一隐瞒自己有慢性病的人。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许多叔叔阿姨都在忍耐着身体的不适。

在深圳，不只楼宇大厦，只要有人的地方就需要保洁。它包含擦除、冲刷和净化，是苦工、单调作业和体力劳动。

像我妈这样的女保洁员一般做楼层里的清洁比较多，男保洁大多负责大楼外围，许多外墙需要用压力比较大的水枪冲洗，需要力气更大一些。

清理草坪的绿化工。（摄影：饼干）

你可能难以想象，在深圳高级写字楼，一个保洁员要完成他的工作，需要将近30种工具：灰色拖把、墨绿色水桶、尘推杆、垃圾铲、洁厕液、洗衣粉、十余种化学清洁剂、玻璃刀、水刮子……

母亲习惯把常用的清洁工具放在手提桶里，有十多斤重，走到哪提到哪。这一习惯导致母亲右肩经常疼痛，下雨天，她的右手甚至无法推开楼梯道的玻璃门。

每天上午9点前，母亲需要清扫24个马桶和12个小便池，平均3分钟要清洁一个。她有时会带上塑胶手套，但大多数时候她省略了这个步骤。手套会让她的手指变得不灵便，无法快速干活。

就像我们偶尔也会碰到厕所没有冲水的情况，母亲遇到这种不文明现象的频率要高得多。流在马桶边缘的经血、一节节被扯断的纸巾、永远扔不到垃圾篓里的卫生纸。母亲忍受着臭味、尿骚味和血腥味，却并不觉得恶心，“这是工作。”她说，“一个新马桶刷只能用二十天就光秃秃的了，如果不是为了挣钱，谁去刷马桶？”

我妈到现在也不认为保洁是一个光荣的职业，保洁员群体普遍都有这样的心态。在母亲的同事中，有一位阿姨。她的女儿女婿不认同她做保洁，所以阿姨每次回家都需要把衣服脱掉、摘下头上蝴蝶结的发圈、换上新衣服，好像这件事从不存在一样。

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形容这是“狗屎工作”：这类工作往往是蓝领工作，从事者按小时拿钱；这些岗位对社会来说必要且有益，但这些从业者收入很低且工作环境糟糕。

9点之后，白领们来到工位，开始一天的工作，保洁员们已经完成了今天的大部分工作，焕然一新的卫生间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母亲的工作进入第二阶段：来回走动、不断擦拭，保证不被投诉。

比如说洗手间的洗手台，保洁规定是台面不能有一滴水，如果我们留心的话可以注意到，每次保洁员都在旁边，你洗完手他们就会去擦拭，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反复做着这一件事。

但台面上怎么可能完全没有水呢？尤其在上厕所高峰期的时候。

我妈负责三层楼，如果第一层被投诉，她需要赶快从另一层跑到下面去把水擦干净，还没等缓口气，可能第三层的投诉又来了。监督者（通常是物业）拍完照就走了，外包清洁公司经理会把照片发在群里，处于更低一层的清洁工则需要立刻处理。权力就是这样一层层压迫下来。

到后来母亲也学会了反抗，她在群里发语音，尽管别人也不一定能听懂她的方言，但她告诉督管：“洗手台面上的水避免不了，你还能管着不让人上厕所？我中午难道不吃饭，一直等着人上完（厕所）？”我觉得她非常勇敢。

整理毛巾的春香。（摄影：饼干）

有时候母亲也会困惑。当她敲厕所门无人理睬时，她总是走进去又退出来，等一等，走进去又退出来。但无论她如何暗示，对方就是不出来。母亲问我，“这里面的人是蹲厕所上班吗？哪个老板倒霉请了他们？”

我无法回答她，为什么年轻人要躲在厕所里，一呆就是几十分钟。因为就我的职场体验来说，在高强度的竞争压力里，有时候，厕所确实可以让人平静。

母亲讲完她在厕所的遭遇，还不忘提醒我：“你在公司上厕所的时候，听到阿姨打扫卫生的动静，你一定要尽快出来，不要让阿姨等，等得很着急。”

什么时候倒下，什么时候结束

母亲把她那一套乡土社会的逻辑迁移到城市，终于在深圳找到了生活的缝隙，顽强地存活下来。她认识了附近街道的环卫工阿姨、分拣垃圾的阿姨和工作场合的同事们，找工作也不再依赖我的帮助。

反而是母亲的工作带我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一个属于底层的世界。这个世界中不乏条件较好的叔叔阿姨。有保洁员的女儿在深圳买了大房子、老家还有楼，也有阿姨的儿子成绩优异，在北大读书。他们做保洁不是因为缺钱。

比如有一位茉莉花阿姨（化名），她打麻将上瘾，一旦在家就会被身边的邻居阿姨拉着打几圈，一晚上输上万块钱，她来做保洁只是想要分散注意力。这意味着当她们遭遇不公平待遇或是严重投诉时，有说走就走的能力，就像年轻人存够钱就有勇气裸辞一样。

但大部分都是像我妈这样的情况。年纪大了，在县城不好找工作，或者已经在深圳干过很多年了的老人——他们做过各种底层苦工，也参与过对这座城市的建设，但到了五六十岁，他们发现找不到工作了。在我母亲接触到的这类老人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江西、四川、湖北、湖南的农村，之前在餐厅刷碗或是工地搬砖。

事实上，做保洁也有年龄限制，一般在五六十岁左右，六十岁以上想进去就很难了，我和我妈遇到的在50-65这个年龄区间的叔叔阿姨比较多，如果不做这个，他们也不太可能找到其他工作了。

深夜街道上收废品的老人。（摄影：饼干）

我见到年纪最大的是一对70岁的保洁夫妇，他们子女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只能靠老两口挣钱来托举在县城生活的儿子儿媳。夫妇俩每天上16个小时的连班，早上6点到，晚上11点才走，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如此工作十几年，很少离开那栋大楼，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大概能挣七八千块。

他们已经是超龄的保洁员，为了不被公司辞退，一直给经理求情让他们能留下来。我相信他们一定攒了一些养老钱，但回老家看到孩子条件一般，也闲不住。

但他们年纪实在是太大了，为了留下来，只能永远不请假、一直这么干下去。尽管他们没有保障，也没有合同，相当于是黑工，但这对他们来说却是珍贵的机会。

我见过一天打工最多的是老周，他与我妈妈是同事。算上保洁员的工作，他每天要做3份工：

4:00-6:00 打扫一处小区楼道及地下车库

4800元/月

7:00-17:30 打扫写字楼外围

3300元/月

18:30-20:30 在一待拆迁小区做垃圾督导

1200元/月

老周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换取一个月9300元的工资，在同乡眼中是值得羡慕的存在。他2002年来到深圳，一直在做与清洁相关的工作，一开始工资只有500块。这二十年里，他用做保洁的钱养大了子女，帮儿子买房、娶媳妇，现在年纪大了，挣的钱仍要补贴儿子。老周打算再干5年，等70岁退休。

这似乎是母亲那一代农村人的宿命，流血流汗养大了子女，但孩子没能争取到更好的生活，以至于他们老了要养活自己，甚至继续养活家庭。我隐隐觉得，他们可能是最后一代这样努力工作的父母、也可能是最后一代会这样为子女牺牲的父母。

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退休”这回事，只有“到干不动了为止”。总结起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我母亲曾对我说过一句令人难过的话：“一辈子一点儿都没偷过懒，腿都做跛了还要做。”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原标题：《和妈妈一起漂在深圳，我做白领，我妈做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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