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沈阳“九君子”冒死搜集罪证

9月初，经历几个月重新布展的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已经进入紧张的收尾工作。白桦林的帐篷、松花江畔的人群、北大营的断壁……沉浸式的博物馆里，让人一下子回到90年前那个对沈阳人来说格外肃杀的秋天……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人民网 邱宇哲摄

展馆内，由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制作的一组群雕，正在进行底座的安装。这组群雕里共有九人，或着西装，或着长褂，但神态中都透出笃定。他们就是向世界呐喊出九一八事变真相的“九君子”。

“九君子”群雕。人民网 邱宇哲摄

在群雕不远处，工作人员正在布展，她手里的藏品，正是“九君子”冒死搜集的日军侵华证据——《TRUTH》的复刻件。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侵略者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路轨，嫁祸于中国官兵，并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东北军北大营驻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32年，在当时中国政府代表的要求下，国际联盟组织（以下称国联）同意派出调查团，实地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得知这一消息，以银行家巩天民为代表的沈阳9位知识分子，秘密组成“沈阳爱国小组”，冒死搜集日本侵华的铁证，向世界发出中国人的“声音”。

他们是著名银行家巩天民，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

小组成员在刘仲明家里开过一个紧急会议后，一场惊心动魄的“取证”工作开始了。

当时的沈阳日军横行，百姓大多闭门不出，偶尔出门也是脚步匆匆。时任奉天商会会长的巩天民却异常忙碌——为了拍摄到日军侵华的证据，巩天民通常会选择在阳光最好的上午行动。

有一次，为了拍财政厅门前的布告，他怀揣相机，偷偷爬到财政厅对面一家商铺的房顶等到阳光刚好直射在布告牌上，巩天民瞄准时机，“取证”成功。

对于有些日军张贴的告示，白天就不方便“行动”了，“九君子”就等到晚上再拿着水瓶子，把告示润湿后完整地取下来。比告示更难“取证”的是日军直接发给伪满洲国政府的“内部”文件。往往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了解哪些文件既有价值，又有可能接近，而且必须具体到存放在哪儿、由谁来保管？掌握这些还不够，如果对文件管理员思想情况摸得不准，贸然请求拍照，很可能会被当场检举逮捕。光是为拍到一份这样的文件，“九君子”需要进行周密计划，花许多天作相关人员思想工作。

40天的时间，一厚摞的素材整理成册，又用了8天的时间打印出来。材料的内容大致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侵华证据的汇编；第二部分是各项证据的详细说明书。为了便于国联调查团阅读，由刘仲明、张查理和巩天民负责，将材料译成英文，装订成册，签上名字，然后装入绣上“TRUTH”字样的蓝色布包。

《TRUTH》的复刻件。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供图

《TRUTH》向世界展示了大量原始性、实证性和系统性兼备的罪证实物，对最终形成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3年2月24日，国联正式表决时，以42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态度，承认东北三省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否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合法自卫”，确认伪满洲国是日本违背东北人民意愿建立的。

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为九一八事变做出的正式定性，不仅拆穿了日本政府一直以来各种不实之词，将其罪行公诸于众，也在舆论和道义上获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支持。

鲜为人知的是，“九君子”中的银行家巩天民，其实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早已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转入地下工作，成为一个真正的潜伏者。除了周恩来、潘汉年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直到1978年巩天民去世，他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巩天民的真实身份。

但《TRUTH》材料，人们只是听说过，却从未见过。“九君子”和他们的后人也一直在寻找，却始终没有结果。

巩天民的孙子巩辛向我们讲述了寻找《TRUTH》的经过。2008年，他和他的家人在几经追寻后，终于收到了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馆长的一封电子邮件——《TRUTH》的原件就收藏在这里。巩辛的姐姐巩捷赶到日内瓦图书馆，对原件进行了拍照并制成光盘，交由国内的家人影印并复制了那个蓝色的布包。

2010年9月17日，“九君子”的后人集体将这份珍贵的《TRUTH》影印资料，捐赠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原标题：《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沈阳“九君子”冒死搜集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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