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品鉴】| 海因茨·史腊斐《德意志文学简史》

对于汉学系、希腊语系、罗曼语系,还有英文系的德国学生来说,将选择专业的原因归结为对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文学、艺术文化的热爱,并不是一件难事。而德文系的学生则不然,他们往往会断然否认自己对德国往昔与历史的热爱。德国人若想在道德和政治上获得无懈可击的清白名声,就不能对德意志文化发表爱的宣言,至少不能开诚布公地广而告之。在中学里,德语课老师便会灌输给大家两个貌似悖论的观点:第一,所谓的德意志从未存在过(那些有关民族性的观点不过是陈词滥调);第二,德意志只能是祸害(如果的确曾经有过所谓的德意志,也许至今依然存在,或许将来甚至还会再次出现的话)。这两大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所有公共言论的护身符。

以研究德意志为业的人必须无所顾忌,或者对研究对象持批判眼光。谁若正好以德语为母语,又因为从事德语文学研究而对德语文学较为精通,或是作为作家,顺理成章地用德语进行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允许他以无法选择出生地或是选择专业时的鲁莽为理由表示歉意。哈罗德·哈同将莱纳·马尔可夫斯基的一首诗选入他主编的20世纪德语诗歌集《世纪记忆》(Jahrhundertgedächtnis,1998),这首诗之所以具有纲领性,是因为它将不堪重负的记忆(Gedächtnis)从历史回忆(Erinnerung)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能够决定记忆的只有出生地的偶然和幼年时的牙牙学语:

我第一次伸出手,触碰到的一切,都有个德语名字。

我的爱国心,附着在一群字母组合上。

回忆那物与词碰撞发出的声响。

我就是我的记忆。

不多。不少。——还能是什么?

仅此而已? 别无二致? 到了20世纪末,记忆不再延伸到历史深处。马尔可夫斯基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德意志民族感唯一可依附的对象是德语语言。这些品性纯良的德国人费尽心思想让大家明白的只是:我们更愿与德意志撇清关系,做个汉堡人或是巴伐利亚人要比做个德国人自在得多。至于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德语,仅仅是语言交际的工具。

如果有所谓德意志存在的话,它也只能是个祸害,据说第三帝国的罪恶便根源于此。尽管纳粹党1933年上台,1945年就土崩瓦解,但见微知著,没有风怎能起浪? 人们将整个德国历史从头到尾上下打量,是哪里出现了萌芽,是什么导致德国走向了万劫难复、犯下滔天大罪的第三帝国? 纳粹主义什么时候露出了苗头? 是1918年后出现的民兵自由军? 是1900年前后发生的排犹主义? 是在拜罗伊特圈里? 是对德意志民族性及其浪漫主义起源的神化? 是从启蒙运动向虔敬派内向性(Innerlichkeit)的转变? 还是在德意志农民战争中? 谁是罪魁祸首? 是恩斯特·容格尔? 是理查德·瓦格纳? 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 是赫尔德还是路德? 对于将德国的特殊道路,或者说是错误的道路,到德意志历史中追根溯源的做法,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许多理由。争论良久,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不管是否有意为之,德意志思想史上几乎没有一种思潮不是民族主义思想的前身,不是在为国家社会主义做准备。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后辈几乎没有人愿意在德意志特殊道路中寻找自我认同和存在前提。

Richard Wagner

《背井离乡》(Fluchten vor dem Vaterland)是瓦根巴赫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文集,列举了德国历史上一系列持不同政见的重量级知识分子对德意志身份的抗议,其中包括异议人士、受迫害者、遭放逐者、真正的流亡者和“内心”流亡者,也不乏去国外旅行、住着度假屋的人。后者以较为轻松愉快的方式“流亡”,还因为抗议德意志身份而拥有了英雄主义的光环。渴望远离同胞是德国人的优良传统,托马斯·曼将这种现象称为“德国人的自我厌恶”。在18世纪,就有外国人观察发现,德国人在异国偶遇乡亲,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窘迫,而人家英国佬就很乐意与同胞交往。与之相应的是,德国人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崇拜让人诧异:17世纪他们热衷于效仿古罗马人和法国人,18世纪轮到古希腊文明和英国文化在德国大行其道——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古典文明和西方文明是德意志文化遥不可及的榜样。出于到异文化中寻找归宿的古怪愿望,在1800年前后,德意志人成功译介了大量古典文献,研究怎样理解外语文本的诠释学成了一门学问。(到了19和20世纪,德国人又将自我浪漫化,沉迷于种种神化本民族的论调思潮,于是即便在自己国家里,也觉得生活在别处了。)

日耳曼学学者以及他们编写的德国文学史,与第三帝国及其前后历史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其密切程度甚至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想象。他们将这层关系掩藏在方法论讨论之后,从而避免涉及德意志文学是否体现了民族性的话题。这个秘而不宣的问题其实一直以隐秘的方式存在,对于因政治原因而遭受驱逐者以及他们的作品,从德国雅各宾派到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学界一直予以特殊的关注和同情。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语文学研究中出现了众所瞩目的价值转向,几乎得到了一致响应。典型“德意志”风格的作家受到冷落,德意志特征不明显的作家开始走红:默里克逊色于海涅,施蒂弗特比不上冯塔纳,诸如此类的观点在学界流行。因此,迫切需要对德意志文学的典型特征作出明晰定义,至少是需要明确非德意志的特征。可是人们无法开诚布公地下定义,因为有些犹豫不定的是,在指出德意志民族性之弊端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肯定它的美德。这就有可能导致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以致出现沙文主义的苗头。

那么,德意志文学有自己的历史吗? 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便可以找到某些答案,也会引来人们对民族主义将会故态复萌的担忧。这个问题的提出,让人怀疑是为了证明日耳曼学学科史的悲惨命运,而并不是真的为了打开德国文学史的大门。今天,人们闭口不提德国文学和艺术中的“德意志性”,因为普遍认为所谓“德意志性”是接受和阐释的产物。这一方法论的转变使得人们在撰写德国艺术史和文学史时,无须深究其中的“德意志性”。对此“伪命题”,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在《德意志人和他们的艺术》(Die Deutschen und ihre Kunst,1992)一书中杜撰了种种荒谬答案。最后,他如释重负地松口气,说道:“大家今天关注的问题并非是德国艺术本身,而是德国人的艺术接受史,这正是本书要讨论的问题。”马丁·瓦恩克(Martin Warnke)的专著《德国艺术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unst,1999)上来第一句话就开篇明义:“这本关于德国艺术的书里没有一句话是用来解释德国艺术的本质。”在这之后,这个问题便再未被提及。之所以选择“本质”(Wesen)这个曾经倍受宠爱,而今名声扫地的词语,瓦恩克自有深意。事实上,“本质”一词词意含糊,与其说是澄清,不如说是遮蔽原意,使得其指涉的对象模糊不清。今天没有人会去解释什么是“本质”,可若使用“特征”(Eigenart)这个词,也许会有读者质疑:完全排斥对“本质”问题的讨论,是否能够真正解决上述问题。谁若对欧洲艺术和文学史进行区域研究,比方以德国研究为例,就必须承认存在一个前提,即确实有某些特征使德国区别于其他国家。否则,艺术和文学的区域研究便毫无价值。

1945年前,曾经出现过大量关于德意志艺术的整体研究,撰写学术论著和通俗读本的都大有人在。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个空白期,直到1990年代才有人重编德国艺术史。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德国文学史并不比战前少。较之艺术史家,文学史家具有明显优势,他们若要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只需使用最不易引起反感的定义即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德意志(Deutsch)做形容词时,可以指代某种语言,它作为文学语言已经存在上千年。语言本身,特别是民族语言,是文学的基础。而建筑和绘画本身并不具备某种特定的民族语言,想要界定它们的“德意志”特征则会麻烦许多,必须从地理、历史、文化或是艺术家生平的角度进行厘清。而以德语为区分标准,既明了又贴切,同时也将奥地利和没有政治包袱的瑞士德语区包括在内。近年来,瑞士、奥地利甚至南蒂罗尔地区的文学独立倾向日益明显,于是,出现了作为总称的“德语文学”(这种说法已不罕见),而德国本土的德语文学也只是这一总体概念下的一个分支。当然,语言是德语文学的必要特征,但还不是充分特征。若单以语言为区分,那些翻译成德语的英语或法语文学岂不是可以同德语文学相提并论? 英语版的歌德、让·保尔和诺瓦利斯在英国读者眼里仍是外国文学,他们眼中的“典型德意志特征”并非出于陈见,而是审美经验使然。

为什么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存在着阅读体验的差别,原因在哪里? 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德国文学史无一给出答案,因为没有一部文学史是由某个作者单独撰写的,他们仅仅是参与其中一部分的编写。1960年代以来,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文学史成了多位专家的论文汇编,每人负责几十到几百年的历史,因为不需要做出全盘考虑,从而或多或少存在着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此类论文拼盘的导言一般用于说明编撰体系,顺带抱怨组织工作的繁难。对德意志文学史通观全局的概括,只好留待读者自行做出。而多数读者出于不同的研究兴趣,从这种一部或多部头的文学史中仅选取某些章节阅读。与文学史粗疏的编写方式相对应的是,无人探究不同历史阶段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一脉相承的关联。

文学的意义并不会被一部文学史所穷尽,因为至少一部分文学作品能够流传后世(这也是所有作家的志向所在),历史上对于作家的分类排序与他们对于后世产生的影响常常并不相符。将对德意志文学做历史性描述视为其根本任务的日耳曼学,显然受到了19世纪历史主义的局限。新近的文学研究超越了历史主义,将兴趣转向了文本、体裁、语言、诗学、文学机构,研究方法的转向无疑是一大进步。这些基于美学和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将德语文学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不必再执着于对其民族性的证明。人们习惯于墨守成规:自中世纪早期起,就有德语文学的存在(下文会说明,这其实是日耳曼学的虚构),尤其是设立日耳曼文学教授席位,建立了日耳曼文学专业(这倒不是虚构)。但与罗曼语文学、英语文学等学科领域不同,“德语”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并不被视为足以与其他专业领域区分开来的充分特征。

在日耳曼学研究中,“民族”(national)这个词只有加上前缀“跨”(inter),方才可以亮相。当下的日耳曼学对于所有跨民族、跨文化和跨专业的研究推崇备至,对于这些研究的重点宣传让人意识到某种心照不宣的观念之存在:日耳曼学研究背离了其固有之意,它的研究范围不再仅仅是“德语文学”。英国历史学家泰莫西·加通·艾施(Timothy Garton Ash)在《以欧洲的名义》(Im Namen Europas)一书中指出,1945年以后,德国政治不敢公开诉求本民族利益,于是,貌似出于公心,将民族诉求转化为欧洲共同体的共同目标。日耳曼学学界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只有在顾左右而言他之时,才得以言说自我。

除了语言之外,德国文学是否还有某种区别于他国文学的特殊性? 顾及1945年前对此给出的错误答案及其导致的致命后果,这个问题让人沉默。1927年,爱德华·韦克斯勒(Eduard Wechssler)的《法兰西精神与德意志精神》(Esprit und Geist)出版,他试图用这组相互对峙的概念总结德国人与法国人的精神本质。这一研究基于一个前提,即确实存在由于种族、出身和语言不同造成的民族性格差异。而民族性的本质作为一个内在的整体呈现于文化现象中,尤其是文学中。在这项研究中,中世纪早期至现代的历史变更被忽略了,精英群体与平民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也被拉平。正如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不愿意看到的那样,文学始终是刻意与“大众”趣味拉开距离的精英群体享有的特权。民众所能获得的,仅仅是从所谓高雅文学,也就是服务于精英群体的文学中变形脱落的那部分,但这并不排除作家恰恰是从这部分“堕落文化”中获得新的灵感。中世纪宫廷情歌几经传唱,荒腔走板,最终演化为所谓的民间歌曲,被收入《男童的神奇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从而启发了德国浪漫主义诗歌,而一些浪漫主义诗歌又在民间被广为传唱。这一场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游戏让人头晕目眩,却还不足以成为整个民族文化具有同一性的证明。德意志文学的特点并非由某种猜想中的全体德意志人的本质特征,而是由文化精英群体受到的教育所决定。文学只是以间接的方式与全体德国人的政治社会历史发生着关系。

如果想了解德国文学的特殊处境及其特征,尤其可以从英语国家的日耳曼学学者的研究中获得启示。与德国同行不同,他们不会出于恐惧和禁忌而畏手畏脚,在他们眼里,德国文学是外国文学,因此必须做出详细的解释。比如埃里克·A.布莱克霍尔(Eric A. Blackhall)的《德语作为文学语言的崛起》(The Emergence of German as a Literary Language,1959,德语版1966),特奥多·茨尔科夫斯基(Theodore Ziolkowski)的《德国浪漫主义及其机构》(German Roman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1990,德语版1992),以及尼古拉斯·博伊尔(Nicholas Boyle)的《歌德——诗人与时代》第一卷(Goethe-The Poet and the Age,1990,德语版1992)中提出的问题与获得的认识,在德国本土并没有出现可与之相媲美的研究。人们必须回到1930年前后,才能在赫伯特·薛夫勒(Herbert Schöffler)所做的宗教历史学研究,尤其是在《18世纪的德意志精神》(Deutscher Geist im 18. Jahrhundert,1956年结集出版)、京特·米勒(Günther Müller)的《德意志歌谣史》(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Lieds,1925)以及戈特弗里德·蔡西希(Gottfried Zeißig)的《戏剧中话白的式微》(Die Überwindung der Rede in Drama,1930)中找到关于德意志文学的类似发现。

Goethe-The Poet and the Age, Volume 1

这些研究都以18世纪德意志文学为题。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1750年以前,德意志文学还没有达到欧洲文学普遍的水平,在接下去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却出人意料地突然脱胎换骨。到了1800年前后,文学创作成果便已颇为可观,让英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法国人刮目相看。这一突如其来的飞跃将德国文学史截成比例不相称的前后两段:前半部分尽管漫长,这一期间产生的文学作品却必须通过文学史的记录才得以摆脱被遗忘的命运,也几乎仅仅在文学史家的记忆中存在;后半部分虽然短暂,却出现了世界级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它们依然是,至少应该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的必读书。历史的分界线落在了戈特舍德与莱辛之间,约翰·戈特弗里德·施纳贝尔与维兰德之间,哈格多恩与克洛卜施多克之间。这条分界线标志着一千二百年的德意志文学史上唯一一个巅峰时刻的到来,而此前不过是高潮前的铺垫,此后则是高潮后的余波。

这本《德意志文学简史》之所以没有成为大部头文学史,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方法上,本书仅选取社会史、教育史、思想史上对德国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时段;第二,在内容上,本书仅关注留存于后世文学记忆中的文学时期,而这样的历史片断在德意志文学史上寥寥可数,且须臾即逝。1750年前用德语写成的文学作品,符合现代人所认同的文学概念的,几乎都是由日耳曼学者发现、编辑评论和出版的。(一些宗教赞美诗除外,它们无须学者襄助,从16、17世纪流传到了今天。)一位卓有成就的巴洛克文学专家谈起本专业的成绩,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想想那些悼亡辞(Leichabdankungen)、格言集锦(Florilegien)和丛书文集(Collectaneen)吧。”但是,这些17世纪德国文学的珍宝,没有一样会在读书人的大脑里留下痕迹,他们对于同一时期的卡尔德隆、拉辛、莫里哀,也许甚至还有罗伯特·伯顿和约翰·弥尔顿倒是熟悉得很。就算人们对于中世纪德语文学略有耳闻,除了在德文系里,不会有人去阅读中世纪盛期的宫廷史诗、中世纪晚期的传道文学、16世纪的愚人书和17世纪巴洛克的悲剧。日耳曼学家的考古发掘不过是迁葬工程:从图书馆将沉睡多年的手抄书和字迹模糊的印本唤醒,经过编纂、评论和解释之后,它们又回到图书馆,陷入永久的沉寂中。读者对它们敬而远之,而这些艰难而昂贵的工程却本是为读者准备的。经学者发掘整理的上几个世纪的历史文本,数量持续增长,而读者熟悉的文学作品却日渐减少。研究的很多,阅读的很少。如果把民族文学理解为使用该民族语言发表作品的总和,德意志文学史当然是连篇累牍、漫无边际;但是如果把民族文学理解为活跃于文学记忆中的文学作品及其相互之间的脉络与关联,一部德意志文学史必然是一目了然、短小精悍的。

德意志人属于欧洲古老的文化民族,在中世纪作为核心势力,以古罗马帝国传统的继承者自居。让人困惑的是,尽管如此,德意志文学有连续性和影响力的传统只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而其他欧洲民族的文学传统已经存在了五百年:在法国、英国、西班牙,无不如此;在意大利,甚至可以将文学传统上溯到七百年前,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没有忘记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德语文献,与其说是德意志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不如说是游离于德意志文学传统主体之外的某种外国文学。作为西欧最年轻的一门民族语言,德语的成熟晚于葡萄牙语,甚至晚于荷兰语(这是一种从高地德语分离出去的语言)。戈特舍德开始将德语发展成为文学语言,歌德将德语发展成为公认的文学语言。在文学语言的基础上,人们逐渐规范了非文学语言的语法和修辞规则。德意志文学的各个阶段都是转瞬即逝,甚至难以形成传统。古高地德语文学作品在1150年以后便湮没无闻,中古高地德语文学在1450年以后便已失传,近代早期的文学作品在1770年后便散佚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德意志文学史由一系列被遗忘的开端组成,直到1750年出现了转机。在读书人的文学记忆里,最早的德国文学是莱辛的剧本,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克洛卜施多克、毕尔格、克劳狄乌斯和青年歌德的一些诗歌。所谓肇始于8世纪、延续至今的德意志文学史是文学史家的虚构,最早由日耳曼学学者在德国古典浪漫时期提出,目的是为当时民族文学的创建提供历史依据。可就在18世纪,一流的德语文学作品横空出世,如此突然,乃至当时的人们相信,历史上必然存在着某些被遗忘了的德意志文学的先行者。

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作者简介

海因茨·史腊斐(Heinz Schlaffer, 1939— ），斯图加特大学德文系荣休教授，当代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发表专著《神灵之语——诗歌的目的和方法》（2012），《解缚了的文字：尼采的风格及影响》（2007），《文学与知识：美学的形成和语文学认识的产生》（2002），《19世纪的譬喻：<浮士德>第二部》（1989），《审美历史主义研究》（1975）等。因其富有个性和文采的学术写作和文学评论，荣获柏林国家艺术院颁发的亨利希·曼文学奖（2008）以及德意志语言文学院颁发的文学评论最高奖默尔克奖（2012）。

译者简介

胡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

研究领域与方向为德语抒情诗传统（Deutsche Lyrische Tradition）、德语自然书写 （Deutsches Nature Writing）、德语自传（Deutsche Autobiographie）、德语语文学与学科史 （Deutsche Phi-lologie 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本文转载自“新行思NeoCogito”公众号，有改动

编辑：赵钚然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