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观察，世界上最早的文明是怎么诞生的｜文史宴

供养日益增加又快速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挑战着人类的自然创造力：犁被发明了, 还有用来拖运粮食的橇、 运输货物的马车、在水上航行更快的帆。

这些技术上的进步使大量剩余食物能被储藏、重新分配、交换进口原料和奢侈品, 同时，其他的发明——就像陶轮和铜合金铸造—— 开始了工业生产的时代。

这样前进了 3 或 4 个世纪, 到 4千纪末的时候, 在两河流域南部开始感觉到了干燥的影响, 因为幼发拉底河运载的水量越来越少, 它的许多支流干涸了。

迄今, 以前熟悉的合流河道和广阔沼泽地的景观逐渐被一种与现在没有太大区别的新景观所取代：沿着仅存的为数不多的河流、在零星的草原甚至是沙漠之间, 散布着棕榈树带、田地和果园。

许多村庄消失了, 它们的居民在那些渐渐发展为城市规模的较大中心内部或四周重组自己。

为了扩展可耕种土地面积, 人工灌溉发展了, 但这需要巨大的共同努力去挖掘和维持大的灌溉水渠。 公平分配水源的需要极大地增强了传统城镇首领、高级祭司们的权威,。

这与肥沃土地的不足一起, 导致了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少数地方, 促进了技术的进步, 催生了显著的建筑和艺术成就, 启发了作为一种交易记录方式的书写的发明, 但是, 也带来了武装冲突。

由此, 苏美尔的城邦似乎诞生了, 它们有坚固的城墙, 有界限明确的领土及由祭司、书吏、建筑师、艺术家、监督者、商人、工人、士兵、农民、宗教统治者或战争首领等构成的庞大人口总量。

见证上述历史发展的500年被考古学家人为地分为“乌鲁克时期” ( 约公元前 3750—公元前 3150 年) 和“捷姆迭特-那色时期” ( 约公元前 3150—公元前 2900 年) 。

毋庸置疑，那些促进南部两河流域城市化的居民与欧贝德人联系紧密，或是被其接纳合并，因为 在欧贝德文化和乌鲁克文化之间没有明显的断裂，也没有武装入侵和破坏的迹象。

在所有被挖掘的遗址中, 如埃瑞都、乌鲁克和乌尔, 新的神庙以相同的布局、相同的材料在旧神庙的基础上建造, 独特的乌鲁克陶器——一种轮制的、可大量生产、无彩绘但有时是高度抛光的, 浅黄色、灰色或红色的陶器, 其中一些外形似乎是复制现在被富人们所使用的金属容器 ——非常缓慢地取代了欧贝德陶器。

至于乌鲁克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的其他元素 ( 圆筒印章、锥形的马赛克墙饰、圆形的浮雕和雕塑、高台之上的神庙) , 它们或是起源于更古老的两河流域模型, 或是归功于当地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发明创造。

因此, 我们在这里面对的不是一种进口的现成文明, 而是一种文化演进的最终阶段, 这种文化演进开始于埃利都创立之时, 甚至可能开始于伊拉克北部的更早文化期。

商业催生的文字

这一文化期以乌鲁克遗址 (圣经中的以力 [ Erech] , 现在的瓦尔卡 [ Warka] ) 的名字命名 , 其巨大、令人印象深刻的遗址位于巴格达和巴士拉中间的非沙漠地带, 距离萨马瓦 ( Samawa) 小镇不远。

它是近东最重要的遗址之一, 不仅因为其巨大的规模 ( 400 公顷) , 而且因为它从欧贝德时代到帕提亚时代 ( Parthian) 几乎未中断过居民居住, 以及产生了丰富的考古和碑文材料。

乌鲁克城是由两个相距 800 米远的城镇合并而成: 库拉巴 (Kullaba) , 奉献给两河流域最高神天空神安 ( 或安奴) ; 埃-安那 ( E-Anna, “ 天空的房子” ) , 爱神伊南娜 ( Inanna, 塞姆人称之为伊什塔尔) 的主要居所。

在埃-安那的中心, 仍能见到一座泥砖阶梯塔庙的遗迹, 该塔庙由苏美尔国王乌尔-那穆 ( 约公元前 2112—公元前 2095 年) 建造, 覆盖在一个凸起在巨大平台上的神庙之上, 并将其定期到捷姆迭特-那色时期。

正是在这一地区, 德国考古队从 1912 年开始反复挖掘了约 50 年时间, 出土了至少 7 座相邻或是叠加的神庙, 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设施, 它们被定期为乌鲁克文化期的后半段。

也是在那里, 他们打了一口 20 米深、直到原始土壤的井, 从而获得了这一遗址的地层剖面图, 通过其地层剖面图可明显看出该遗址建立于欧贝德文化期。

古老的乌鲁克神庙在布局上非常类似于那些已经介绍过的欧贝德时期的埃瑞都神庙: 拱壁外观, 被小房间围绕的长内殿, 长边上的门证明了对建筑传统的坚持, 也可能是对信仰和祭祀的坚持。

在埃-安那, 它们被成对排列, H. 伦岑 ( H. Lenzen) 教授认为这表明它们不仅被奉献给伊南娜, 还奉献给她的爱人丰产神杜穆兹神 ( Dumuzi)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着众多巨大神庙的最低层———其中一座建于石灰岩地基上, 测量为 87 米×33 米———和它们不同寻常的 “马赛克建筑” ( mosaic building) 。

后者由一座在两个神殿之间延伸的巨大庭院构成, 带有一个由八根直径为 3 米、两排排列的巨大泥砖圆柱组成的凸出门廊。庭院的侧墙、 圆柱本身和它们建于其上的平台完全被一种彩色几何图案所覆盖, 这些彩色图案是由 7 厘米到 10 厘米长的赤陶圆锥体的平端构成, 它们被涂成黑色、 红色或者白色, 然后插入泥浆石膏中。

这一独创且有效的装饰手法在乌鲁克和捷姆迭特-那色时期被广泛地使用。在瓦尔卡的废墟上, 仍可捡起成千上万个松散的黏土锥体。当被保存下来的时候, 圆锥体的颜色失去了光泽, 但并不难想象一个新的圆锥体马赛克在东方阳光照耀下的绚丽场景。

对颜色的偏爱在壁画的使用中也得到了体现。埃-安那的一座古代神庙即所谓的 “红庙” ( Red Temple) , 它的名字源于覆盖在其墙上的粉红色涂料。

位于巴格达以南 80 千米, 由伊拉克考古队在 1940—1941 年间挖掘的乌凯尔丘, 一座装饰有壁画的乌鲁克时期的神庙在被发现时其壁画 “ 像刚被涂抹上一样明亮” : 不幸被损毁的人像排成了一列, 两只蜷缩的猎豹守卫着一位未知神灵的王座。

必须要注意的是, 所有这些神庙都像欧贝德时埃瑞都的神庙一样建在低矮的泥砖平台上, 但这些平台随着时间变得更高, 人们更侧重于认为神庙的规模尺寸比建筑本身更为重要。

这很可能是金字形神塔的起源, 阶梯塔上有一神龛是历史时期两河流域文明的典型代表。

这一演变被乌鲁克的安奴神庙所证明, 连续建造的 6 座寺庙最终被包括在一个真正的纪念碑平台中, 这个平台高出平原约 15 米。在这座平台的顶端, 是一座完好程度令人惊讶的神庙遗址, 即所谓的 “ 白庙 ” ( White Temple) , 它可以定期到乌鲁克文化晚期。

苏美尔的塔庙与城市

站在这些墙体之间, 站在五千年以前天空之神的祭司们主持仪式的地方, 是任何一个参观者都不会轻易忘记的经历。

民居建筑在伊拉克南部缺乏典型代表, 但我们能在其他遥远的地方看到它———因为乌鲁克文化逐步地传播至整个两河流域, 涵盖了和欧贝德文化大致相同的地区。

例如在埃尔比勒附近, 在喀林-阿格哈丘 ( Tell Qalinj Agha) , 两个巨大的居住区被一条主街道分开, 这条主街宽 2 米至 3 米, 有一些与其成直角的小路相通, 相同整齐的布局在位于幼发拉底河大拐弯处的哈布巴 -卡比腊 ( Habuba Kabira) 可见。

哈布巴-卡比腊是一座占地面积不少于 22 公顷的城市, 被带有方塔的城墙环绕。在这两个地方的房屋都是用长方形的砖精心建造而成, 每个房屋都由 3 个建筑物构成, 每一个建筑都有 2 个至 4 个宽敞的房间, 围绕着一个大厅或庭院。

乌鲁克神庙的宏伟和私人住宅近乎奢华的一面使其他艺术形式相形见绌。然而, 乌鲁克时期的印鉴少有杰作。

在这一时期, 较早时期的平章几乎全被圆筒印所取代了。这是一种由普通石头或半宝石制作的小圆筒, 长度从 2. 5 厘米到 8 厘米不等, 粗的如拇指, 细的如铅笔, 纵向贯穿, 所以能用一根绳子佩戴在脖子上。

在其表面雕刻着图案, 将其滚在泥板上时, 能够无限地重复。这些早期圆筒印章的制作技术已经非常高超, 这些图案———其范围从动物或植物装饰到日常生活场景或神话主题———构思巧妙、布局合理。

然而, 它们 的吸引力远超过它们的艺术价值, 它们是乌鲁克时期唯一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 它们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佩戴者职业的线索。例如, 一个刻画了对战俘进行屠杀的圆筒印章讲述了战争场面, 同时, 成群漫步、 聚集在围栏周围的牛, 或是被狮子攻击的牛的频繁出现, 唤起了农民的主要关注。由赤裸的祭司执行的神秘仪式也频繁地被呈现。

除了微型艺术, 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拥有了一种在所有时期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学家都有用的信息来源。

然而, 乌鲁克时期见证了另外一个比陶轮、 圆筒印章或锥体马赛克装饰重要很多的新奇事物, 一项能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明相媲美的划时代的发明。

在公元前 3300 年即将 结束的时候, 在乌鲁克埃-安那的古代神庙中, 书写文字第一次以象形文字 ( pictographic) 泥板的形式出现。

在两河流域整个历史时期使用并且被称为 “楔形文字” 的文字最初是———像过去或现在所有的原始文字一样———一批小的、 简单图画或象形图 ( pictograms) 的集合。

来自乌鲁克和其他地方的最早文本已经过于复杂, 不能代表人类为保存他们的思想所做的第一次尝试。最初的图画文字可能被雕刻在木头上或画在皮肤或叶子上, 但这样的媒质一定在很久以前就在伊拉克潮湿的地下土层中分解了, 存下来的那些文献书写在黏土之上。

写作过程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书吏拿一块质地优良、清洗干净的黏土, 将它做成一块小而光滑的长方形泥板, 几厘米见方。然后, 他用一根斜切的芦苇管的末端画线, 将泥板的每一面都分成方形, 然后在每一个方形里都填入雕刻的图画。

随后, 对这一 “ 泥板” 进行烘烤, 有时也不必烘烤。烘烤过的泥板几乎坚硬如石, 陈旧的、未烘烤的泥板用手指一捻便可化成碎末, 但如果它们被仔细地收集, 在阴凉处慢慢地晾干, 并在烤箱里变得坚硬, 最后它们几乎无坚不摧。

然而, 必须要补充的是一些古代铭文最初是被刻在石头之上, 开始用一种青铜尖, 后来用冷凿进行刻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河流域文字渐渐失去了它的象形特征。这些符号被水平地排列开来, 而不再被雕刻成图画固定地填入正方形或垂直带状中。它们变得更小、更紧凑、更僵硬、更抽象, 最终变得与它们所代表的物体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那些笨拙的曲线消失了, 被直线所取代, 最初是等宽的, 后来因为棱柱状的触针被强力按进黏土后, 又被轻轻地抽出泥板表面, 其印迹变成模糊的三角形或楔形。

在公元前 3 千纪中期, 这一变革完成了。 真正的 “楔形文字” ( 来自拉丁语 cuneus:楔子、钉子) 诞生了, 尽管在那以后细微的变化从未停止发生, 但也足够使专家们去定期一个文献就如考古学家定期一片陶片那样。

因为抽象很难形象地表达出来, 一个象形符号经常被用来表达几个词语, 并且以多种方式来发音。例如, 一个脚的象形符号不仅意为 “脚” ( 在苏美尔语中读为 du) , 而且还意为如 “站立” ( gub) 、 “ 走” ( gin) 、 “ 来” 或 “带来” ( tum) 等与脚有关的含义。

相反, 一些意义完 全无关但是发音相同的词汇被归类到同一个符号之下。因 此, 弓的符号被用于表示 “ 箭” ( ti) , 也用于表示 “ 活着” ( ti 或 til) 。

在古典苏美尔语中, 一个符号的正确读法通常由上下文或被其他称为 “ 声符” “限定词” 或 “ 语法助词” 的符号来表示; 但古代文献里没有这类符号。并且, 这些符号明显排列混乱, 而且它们中的一些仅在最早时期使用, 后来就被放弃了, 所以它们的音值 ( 或发音) 是未知的。

由于上述原因, 我们不能 “阅读” 象形文字泥板。 我们只能说它们具有经济档案的全部特征 ( 工人名单、 货物名单、 收据等) , 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 因为书写被发明出来纯粹是为了计数的。

楔形文字是商业文字而非祭司文字

这是苏美尔与其他文明相比独具的优越性

早在第七千纪, 在伊拉克和伊朗的许多遗址出现了烘焙黏土制成的小球、 立方体和圆锥体, 它们最初被认为是玩具, 后来被认为是代币 ( token) 或陶筹, 它们的大小或形状表示交换的单位和亚单位或不确定的货物。

约公元前 3500 年, 这些陶筹在带有它们内容图示的黏土封套中被发现。仅带有数字符号 ( 圆圈和短线) 的简单泥板也被发现于文化落后地区, 如位于迪亚拉河谷的卡法贾 ( Khafaje) 、 波腊克丘和哈布巴 -卡比腊。

值得注意的是, 从如此简单的书写开始, 书写符号在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用一段相对短的时间发展成为一套非常成熟的系统, 被用来表达所有的智力活动, 包括庞大而令人钦佩的文学作品。

本文节选自《两河文明三千年》，这是一套从全方位介绍两河流域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诸文明的著作，既阐述大势，也不忽视细节，对人类最早文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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