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率第三十五军返回绥远后，马即将五原、陕坝地区让予傅部休整生息。傅任副长官后，除团结绥西防守司令马鸿宾、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东北挺进军司令马占山等部积极对日军作战，曾取得来虚攻入包头，歼灭日本特务机关；五原、临河战役歼灭大量日军等战役，基本上粉碎了日军进犯大西北阴谋外，傅在抗战中利用产粮的河套地区和绥远剽悍的农民扩编起众多的武装，至日本投降，傅的晋绥军发展成三个军及两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另十三个骑兵旅，为国民党在华北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重兵集团，成为八路军晋察、晋绥两大军区的劲敌。

二、解放战争中的绥远方式

蒋介石看中了傅作义这支晋绥军的兵力，故日本投降即委傅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以后又委之为华北“剿匪”总司令，与中共相抗衡。1946年10月，晋绥军攻下张家口，蒋即任命傅作义兼察哈尔省主席，傅为看守其起家根基绥远，即推荐其嫡系第十二战区归绥指挥所主任董其武兼绥远省政府主席。

后傅在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威慑下，顺应民情，率华北五十万蒋、傅军起义，故中共决定对董其武据守的绥远争取和平解放，不再临之以兵。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蒋介石中央军主力后，为迅速夺取全国胜利，毛泽东即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为和平解放绥远，毛还邀傅作义亲自谈了七次话，其中一次曾谈了一天一夜。傅曾请毛谈什么叫“绥远方式”，毛泽东说：

“就是不用军事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路接通了，贸易起来，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他什么时候觉得可以举行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傅先生你也可以先派些人去，协助董其武搞。傅先生你不久也可以看看你的旧部队。对董其武的经济困难，你去了也可以替他解决解决。”

周恩来也耐心诚恳地对傅开导，并亲自处理了傅提出的具体问题。如傅提出先释放被俘高级将领袁庆荣、冯梓及北平和平解放的军长安春山、副军长卫景林、王建业等几十名师以上将领回绥远，协助董其武作绥远部队起义工作。周一一照办，增强了傅协助绥远和平解放的信心。

三、绥远起义的和平努力

董其武为晋绥军仅次于傅作义的第二号人物，时任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兼绥远省政府士席、省保安司令。当时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有傅作义晋绥军三万人，邓宝珊第二十二军一万余人，都是听从傅、董、邓的招呼走起义道路的。孙兰峰第十一兵团率领从张家口逃来的刘万春第一一一军和鄂友三的骑兵旅约万余人，因刘原系孙岳国民三军旧部，和蒋介石的国防部长徐永昌关系极深，反对起义。

另有地方部队两万余人，大多属于伪蒙军、地方上的土匪和地主还乡团，都是起义的阻力。因之，和平解放绥远，还必须做耐心细致的工作。

为争取和平解放绥远，傅作义率蒋、傅军在北平起义后，中共中央军委即命令人民解放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姚喆等停止对董其武军的一切军事进攻。2月11日，又奉命将纵队主力，由旗下营后撤六十华里到卓资山整训，以减轻对董军的压力，但又拉住董其武军，使其不能西逃。

同时，取消在报刊上揭露董军祸国殃民的罪行，以缓和双方气氛。允许董方群众、军人自由到解放区来往和通商。奉命停止瓦解董军和组织董军哗变的活动，改称董军为友军，以缓和双方敌对情绪，促进绥远军队的思想转变。

3月20日，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升泉由西柏坡来卓资山，在第八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示全军贯彻执行毛泽东“绥远方式”的方针，并介绍其他野战军改造高树勋、吴化文、曾泽生等起义部队的经验，以提高全军的统战意识。

董其武是晋绥军有头脑的军人，太原学兵团毕业后历任国民军第二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下级军官，参加过北伐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傅作义晋绥军，随傅参加长城抗战和百灵庙痛歼日伪军战役，被傅依为左右手。抗日战争中董历任第一一师师长、第三十五军军长、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等职。董其武初对傅作义率五十万蒋、傅军起义不甚理解，就在1月21日傅作义通过中央社公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当天，董其武即微服来北平会晤傅作义，向傅请示绥远下一步怎么办。

四、和平起义的谈判

傅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此后，即由华北人民政府和傅作义将军代表关于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开始了谈判。1949年3月23日，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举行第一次谈判。解放军代表为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和中共绥蒙区党委城工部长潘纪文，傅作义代表为原绥远省建设厅长周北峰和《奋斗日报》总编辑阎又文。最初傅方拿不出停战分界方案，对晋绥军转变要求过急，故谈判进展甚微。

周恩来具体领导和平解放绥远的谈判，批评共方代表说“实现绥远方式不要急，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处境。要耐心等待他们觉悟，又要积极工作。否则，就不成其为绥远方式了。

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了长江，很快解放了南京，华北解放军亦攻拔坚城太原。26日双方又开始了谈判。共方代表增加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友渔和中共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介人。傅方提出每月要发二十三万银元的军费，还要求在天津开设绥远贸易机构。为划分临时分界线和将政权金圆券兑换等问题，双方争执了几天也未达成协议。毛泽东、周恩来知悉双方谈判陷于僵局时，即令共方代表答应傅方一切条件，遂马上达成了协议。5月28日，双方派代表在《绥远和平协议》上签了字。

《绥远和平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划定双方分界线，停止敌对活动，剿除土匪，保护群众利益，平绥铁路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对董其武将军所属军政公用运输予以特殊照顾；双方互设贸易机构，互相依法进行自由贸易；中国人民银行在归绥设立办事处，银元、金圆券与人民币在董方区域得以自由流通；我方在归绥设立联络处，董方得保证安全：解放区书报在董方自由流通；董方停止一切扩军措施，解散特务组织，令其离绥。

《绥远和平协议》签字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中南海接见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毛泽东说：

“你们商谈的条款我已看了，就按那样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

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正式生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原绥蒙区党委改为绥远省委，归华北局领导；原绥蒙人民政府改为绥远省人民政府，归华北人民政府管辖；原绥蒙军区和野战第八军合编为绥远省军区，归华北军区领导。

任命高克林为省委书记，苏谦益为副书记；杨植霖任省政府主席，奎璧为副主席：姚喆任军区司令员，王长江为副司令员。三套班子配备整齐，准备绥远和平解放。为顺利进行和平解放绥远，省委根据华北局的指示组成驻归绥联络处，以潘纪文任联络处长，鲁志浩任联络处主任，下设铁路、银行两工作组。

联络处的任务是：协助董其武贯彻执行协议，宣传中共和平解放绥远政策，争取进步人士，团结广大群众，分化孤立顽固势力，揭露和打击蒋介石、阎锡山两系统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尽快实现和平解放。

五、绥远起义的反复

中共与傅作义将军达成的《绥远和平协议》，受到了绥远爱国军人和进步人士的拥护，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蒋介石、阎锡山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千方百计地破坏绥远和平解放。6月底华北人民政府联络处鲁志浩率部分人员先期到达归绥。驻归绥的蒋、傅军第一一一军军长兼归绥、包头两市警备司令刘万春以“城内社会秩序混乱，对联络处人员生命没有保证”为由，拒绝联络处进驻归绥。

7月10日联络处何树声在傅作义派员陪同下到归绥见董其武商谈。刘万春又提出“绥东来的人，要把武器集中起来”，由他保管。并不许随便上街。董其武答应了刘万春关于中共联络处工作人员少在归绥城活动的条件。

联络处始于7月20日进驻归绥。当中共干部出现在街头时，广大劳动人民奔走相告，互传解放喜讯，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立即炮制恐怖事件。8月上旬一天，铁路工作组几个干部从旧城回火车站时，突遭第一一一军某部六连二十余名士兵袭击，打死工作组秘书王士鑫。事件发生后，归绥城内顿现紧张状态。董其武焦虑不安，亲赴联络处慰问。消息传到绥东解放区，广大群众义愤填膺，要求抬尸游行，撤回联络处。

归绥和绥东顿时出现剑拔弩张之势，和平解放绥远出现了阴云。中共中央对归绥发生袭击中共人员事件非常重视。代表傅作义在归绥协助董其武处理和平解放绥远事宜的傅的前华北“剿总”中将政工处长王克俊给傅发来电报，说绥远的问题“非钧座亲来不能处理"。

傅将王的电报和自己要亲自去绥远的意见通过华北局报告了中共中央。8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等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等。毛说：“傅先生，你与共产党是结成了姑舅亲。”又说：“事情总是有曲折的，可电知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并同意傅作义和邓宝珊同去绥远。

华北人民政府派驻归绥联络处人员遭到袭击后，军统驻归绥特务以为破坏绥远部队起义的阴谋已经得逞，急电逃到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派中央大员来绥宣抚。李宗仁、阎锡山即派国防部长徐永昌偕蒋军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来绥远，代表国民党中央宣布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兵团副司令官，并令董将部队交给孙、刘指挥，向西撤退，董其武以部队欠饷几个月，及部队班、排长和士兵多系绥远当地人为由拖住部队抵制了徐、王的策动。

8月20日，傅作义偕邓宝珊及随员，乘聂荣臻司令员指派的一列装甲车赴绥远，并携带银元二十万元，作为给绥远部队的慰问金。傅到归绥后，接待了军政人员和地方士绅的来访，会见了营以上军官，又由董其武陪同分批检阅了归绥驻军，分发了慰问金。归绥官兵亲眼见到傅作义安然无恙，反共分子散布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官兵领到慰问金后，感受到共产党政策的宽容温暖。

9月10日，傅又到达包头，召集绥远各地军、师、旅级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地方士绅，共商绥远起义问题。经过傅多日的工作，除孙兰峰、刘万春、鄂友三少数人有抵触情绪外，多数人都愿意跟随傅作义走和平解放绥远道路。

傅作义到达包头的消息传出后，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到达重庆的蒋介石立即致电傅，说傅到达绥远，如同当年西安事变他回到南京一样。称即派飞机前来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更滑稽地发来“脱险”贺电，邀请傅到广州，共任“时艰"。

国民党反动派除对傅及其部下进行利诱外，并扬言对傅检阅部队实行暗杀，傅均不为所动。接着于9月15日，国民党复派徐永昌携带蒋、李、阎等人亲笔信飞来包头，亲自劝说傅作义和邓宝珊飞广州为国民政府效劳。傅、邓严词拒绝。

徐见游说无望，便以晋军袍泽友情赖住不走，企图拖延时间，使起义不能如期实现。后傅为庆祝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开幕，决定于9月19日通电起义。董其武于18日在绥远平市官钱局包头分局举行了通电起义仪式。傅作义再次找孙兰峰谈话，19日凌晨，孙终于幡然觉悟，打来电话，表示了愿意参加起义。至此，徐见傅、董已率部起义成功，始率领蒋军大小特务于下午2时悻悻飞去。

下午4时许，傅作义召集驻绥干部开会，宣布了绥远和平起义通电。20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孙兰峰乘火车离绥，22日上午返抵北京，当天下午，傅、邓、孙出席了已经开幕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傅在会上作了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讲话，毛泽东为之热烈鼓掌，并与之亲切拥抱。

绥远以董其武为首的三十九名军政首脑于“九一九”向全国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

六、绥远起义的后续

绥远和平解放后，为统一领导绥远的军政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委任傅作义为主任，乌兰夫、高克林，董其武为副主任，孙兰峰、姚喆等二十余人为委员，王克俊为秘书长，主持军政委员会日常工作。中共的绥远省人民政府和董其武的绥远省政府，合并为绥远省人民政府，董其武任主席，杨植霖、奎璧、孙兰峰任副主席。原绥远省政府的厅长，多数仍任厅长，共方的厅长大都为副厅长。

两个军事领导机构合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傅作义兼任司令员，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姚喆为副司令员。薄一波、高克林任政委，王克俊、杨叶澎为副政委。绥远地区的武装除原人民解放军第八军保持原建制，由姚喆任军长，董其武、孙兰峰原辖的察、绥部队，按人民解放军军制进行整编，原驻察哈尔的第一一一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刘万春任军长，康健民任政委，辖一〇六、一〇七、一〇八二个师和一个骑兵旅。

原驻绥远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七军，张世珍任军长，帅荣任政委，辖一〇九、一一〇、一一一三个师和一个骑兵旅。原整编骑兵第十二旅、改编为骑兵第四师，鄂友三任师长，白正刚任政委。

1950年10月傅作义从北京来绥远，召开绥远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绥远起义部队第三十六军、第三十七军、骑兵第四师，建成第二十三兵团，任命董其武为兵团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姚喆、边章伍为副司令员，王克俊为副政委，边章伍兼参谋长，袁庆荣为副参谋长，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将全兵团由绥远车运河北省衡水地区，易地整训，作为抗美援朝第二线兵团。

1951年9月1日，这支绥远起义部队在赴朝参战前补充了2万多名新战士，编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在董其武、高克林统帅下进入朝鲜，担任公路、机场等工程修建任务，很多指战员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斗争中，建立了保家卫国的功勋，后于当年12月回国。1955年董其武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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