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小草行歌新篇》的岭南诗词文化背景

元末明初，岭南诗词在中国诗坛异军突起，至清代已独领风骚，所以汪辟疆先生将近代中国诗词流派按地域分为了湖湘、闽赣、河北、江左、岭南、西蜀六派，岭南诗派居其一。

民国建立前后，岭南很多人搞革命去了，诗风不再强劲，知名诗人屈指可数。

我在推动《岭南诗钞》项目之前，对这三个时期的本土诗人做了一个粗线条的检索，大致明代知名诗人有三百人左右，清代有四百人左右，民国虽不到四十年时间，名家也有一百人左右，且他们的作品烙有深刻的时代印记。陈永正先生的标准是有人必收，有诗必录，他主编的《全粤诗》容量巨大，全部出版齐全后，估计仅收录明清至民国的作品就超过10万首，诗人在3000位以上，几乎是全唐诗的两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旧体诗词创作基本偃旗息鼓，虽然也有人坚守阵地，但大多是前清和民国旧学功底深厚的过来人，岭南地区也不例外，例如当代岭南著名女诗人周燕婷女史的启蒙老师张采庵先生就是出生于晚清成名于民国的岭南诗家。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文化开始大反转，出现了繁荣局面，尤其是古典诗词创作，可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前两年看到一个数据，说每天网络上发布的旧体诗词约五万首，超过全唐诗，岭南地区诗词创作自然也是气象万千。

虽然近几十年来，岭南地区旧体诗词创作成果丰硕，诗人辈出，但从文学史（诗词史）角度考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知名诗人的籍贯并非广东，按照传统治史观念，这些人今后都将会归类到原籍列传。

那么问题就来了，当代岭南地区广东籍知名诗人到底有多少，在当代岭南诗坛能占一席之地的诗家是哪些广东人。于是我做了一回好事者，大致梳理了一遍目前活跃在当代诗坛的广东籍知名诗人，也就七八十人左右，而黄重远的名字赫然位列其中。如果再细分到深圳，作为土生土长的深圳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深圳地区最有分量的本土诗人中（不含新诗），黄重远无疑可坐第一把交椅，即便上溯到明清，回顾六百多年来的深圳诗词发展历史，黄重远也是一位重量级名家。

我认识黄重远（老农夫）也就四五年时间，读他的诗多了，就产生了偏爱，他的作品不署名，我也能判断出自谁手；相反，很多人的诗词都缺乏这种艺术识别个性和人文特色，可以武断地说，这些类似流水线生产的作品或者说那些依葫芦画瓢制作的精美小摆件只能看成诗词产品或工艺品，最终都难以被文学史家认可。

今年初，我倡导编辑出版《深圳长青诗存》，第一个报名的就是黄重远，他的诗稿《小草行歌新篇》，收录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诗词精品300多首，我算是第一个读者。他附在书稿后面的诗词创作体会长文《诗作日记，美化生活》，我去年就认真看过，具有文学理论意义，并推荐在《长青诗刊》全文刊登。

黄重远自1966年在《宝安报》公开发表第一首作品已过去了55年，目前保存下来的作品有5000多首，至今创作激情不减当年，经常有佳作引人注目，假以时日，留下来的作品估计可比肩陆游，即“六十年来万首诗”；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雅俗共赏的阅读魅力。

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会略加阐述，这也是我称黄重远为诗家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只要经常写诗，都被称为诗人，实际上只是诗词爱好者，有些不错的诗人，也只能称为诗匠，其作品章法娴熟，落笔工稳，没有毛病，但就是缺乏个性和特色，拿掉名字，就像一个人写的，但黄重远的诗不在此列，故能称为诗家，或者说是真正的诗人。

黄重远的《小草行歌新篇》除了具有不可复制的艺术个性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部史诗，他是按照编年体选编的，从1970年代起至今，跨度达半个多世纪，记录了自己主要的成长经历、心路历程、家族变迁、时代沧桑和社会巨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诗化的个人史、口述史，一部普通人的心灵史、成长史，也是一个家族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史。

具体而言，《小草行歌新篇》又何尝不是深圳改革开放和历史巨变的一个具象缩影呢？若干年后，人们如果想了解深圳本土原住民的个人命运与人生感悟，以及一个城市的沧桑蝶变，《小草行歌新篇》又何尝不是一个典型的人文参照标本呢？

独特的创作特色再叠加厚重的史诗分量，就决定了黄重远这部诗集具有特殊价值。不追求宏大叙事，不渲染风花雪月，也不做无病呻吟，只记录普通中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活点滴和命运起伏，放眼当代中国诗坛，亦十分罕见。

这就意味着黄重远在岭南诗词史上将会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座位，而《小草行歌新篇》就是他的入场券。

由此而言，如果从明代开始梳理岭南诗词史，可分为四个研究阶段，即明、清、民国、新中国，新中国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黄重远作为第四个时期岭南地区有代表性的知名诗人当之无愧，他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崭露头角，改革开放后，创作激情迸发，一发而不可收，逐步成为了一名有着鲜明创作特色的岭南诗家。

二、寻找黎简遗风与聂绀弩的“影子”

我有两位同学对明清文学颇有研究，一位是李克和，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二级教授，另一位叫刘柯，原岳麓书社副总编辑、编审。一次我们谈到当代岭南诗词，他们建议我多关注岭南本土诗人，于是我提到黄重远，翻开他的朋友圈展示了一些作品，他们读后指出有黎二樵遗风。我就请他们点评了黄重远的诗。

此事黄重远在《诗作日记，美化生活》一文中做了记述：“最近有一文学教授曾凭我一首诗说是继承了清代岭南大家黎简遗风，我孤陋寡闻，浑不知有黎简其人，百度一查才知道是集大成之大家。实在惭愧。”作者还提到另外一位诗人：十二年前导师（熊盛元）引导我学习蒹葭楼主黄节的诗，黄节也是上述黎简之后顺德人，岭南四大名家之一，人称“唐面宋骨”，诗风澹奇趣新。关于这一点，熊盛元为《小草行歌新篇》写的序中也有提及，可互为印证。

然而，黄重远却跟我说，他最喜的诗人是聂绀弩。他在《诗作日记，美化生活》写道：我还特别崇拜聂绀弩的崇高人格和高超的诗艺及其求实的诗风。聂诗特征是写身边事，写真实事，他以无事不可入诗著称，拖车、推磨、挑水、割草、拾穗、清厕……写起来无不精彩。连削土豆伤手流血，犹有诗曰：“以此微红献国家”。

黄重远认为：聂诗更显著的特点是叙事表面上极尽“打油”诙谐之趣，而骨子里是文人性情和关怀民生的现实精神，初读其诗觉得诙谐好笑，再读觉得痛苦沉重，再三读便由愤慨而生奋发。这种突破古人“意境”为美的模式，追求崇高和烂漫的新风，被胡乔木誉为过去和现在，也许是未来难于超越的诗词高峰。我很想学，也努力学，可惜只能偶尔捕获一点影子而已。有时候又鉴于时政敏感话题，不好下笔。

一言以蔽之，黄重远的诗中确实可以看到很多聂绀弩的“影子”，可谓比比皆是。黄重远的多年文友、杂文作家陈章对这个“影子”作了四个字的通俗概括：“至俗至雅”。我深以为然。至俗至雅，就是大俗大雅，俗中有雅，雅中有俗。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琢磨黄重远的诗观，又会发现一个新的审美视角。黄重远说，写实写通俗，合为日而著，合为事而作，这就是他的诗观。这也是熊盛元为什么建议黄重远借鉴黄节的原因，因为黄节有一句诗“欲穷世事传他日，难写人间尽短诗”与黄重远的诗观十分吻合，再后来发现他们的诗风也有相似之处。

但是，我的兴奋点显然不是黄节，在琢磨黄重远的诗观时，总感觉似曾相识，似乎有一条文脉链接着岭南诗词文化的历史。原来晚清“诗界革命”的旗手黄遵宪说过的一句话，就是黄重远诗观一百多年前的近代版本：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二黄诗观，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与聂绀弩的诗形似而神未必相似

至此，上面出现了五位诗人，现按诗人所处年代简介如下：

黎简（黎二樵，1747-1799），广东顺德人，诗书画印俱工，一生不仕，当年袁枚专程到广州拜见被拒，著有《五百四峰草堂诗文钞》《药烟阁词钞》；

黄遵宪（人境庐主人，1848-1905），广东梅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外交家、改革家，曾与梁启超、谭嗣同等推动“诗界革命”，著有《日本杂事诗》《人境庐诗草》；

黄节（蒹葭楼主，1873-1935），广东顺德人，曾加入南社，做过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诗学，后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等，著有《蒹葭楼诗》；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评论家、杂文家、诗人，一生历尽坎坷，著有旧体诗集《三草》《散宜生诗》；

黄重远（老农夫，1943年出生），广东深圳人，成长、工作、生活一直没有离开过本土，曾任深圳笔架山公园管理处主任，著有《小草行歌百篇》《小草行歌新篇》。

以上五人，除了聂绀弩是湖北人，其余都是广东人，四人中有两位广府人，两位客家人。最近与黄重远聊天才知道，他与黄遵宪是一个族系的，他的祖上是从梅州迁到深圳的，真是无巧不成书，三百年前是一家。

既然黄重远与上面四人有了交集，那么就有必要略作评析。我过去只浏览过黄遵宪、黄节、聂绀弩的部分作品，并未精读，这次认真看了，也补上了黎简这一课，同时还请本书责任编辑王若峰找出了一些他们之间相似的作品，于是就有了依据，这自然有蜻蜓点水或临时抱佛脚之嫌，因此在比较分析他们之间的异同时，难免有武断之处。

首先，五人的创作风格的相似之处有五点：

一是凡事都可入诗，兴之所至，信手拈来，不拘一格；

二是口语化，通俗易懂，不故作高深，更远离华丽辞藻，行文平实，波澜不惊；

三是均有诙谐、幽默、风趣的特点，偶带讽喻性；

四是雅俗兼备，和谐共生，又不失傲骨；

五是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时代印记和人文情怀。

其作品都达到了他们共同的前贤、清代大诗人沈德潜所提倡的境界：“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

从表面上看，黄重远与聂绀弩的诗相似度最高，但形似而神未必似，聂诗具有鲜明的杂文特色，更显风骨与棱角，聂诗还有一种机智的政治感悟性与穿透力，属于顿悟，有时还来点“黑色幽默”，叙事性也更强，例如《送王觉往东方红农场》：贪与王阳一局棋，虎林白日任高低。废书焚去烹牛肉，秋水汲来灌马蹄。共织荒原为锦绣，独憎人世有夫妻。东方红腰诗千首，豆麦开花等你题。而黄诗则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渐悟，擅长在琐事中和细微处提炼出审美元素和生命感悟，更多的是表现普通人的情怀和情趣，其幽默诙谐也更具市井风味。

这是两者之间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背景决定的。但从表面上看，聂绀弩与黄重远的诗风相似度极高，都善于以寻常事物入诗，但寓意的深刻内涵却并不完全一样。

且看下面两首诗。

聂绀弩：削土豆伤手

豆上无坑无有芽，手忙刀快眼昏花。

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

欲把相思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

狂言在口终羞说：以此微红献国家。

黄重远：高压锅苦瓜炖肉戏作

武火烧开文火炖，谁知骨肉苦瓜哀。

才闻出气超高压，已是冲天埋怨来。

一阀及时调口舌，双重保险护炉台。

平常菜谱平常做，锅里煎熬不费猜。

这两首诗的行文风格大同小异，仿佛从一个地窖里找出来的两瓶老酒，品相差不多，但味道不尽相同，聂诗揶揄调侃味浓，夹杂着黑色幽默，像北京二锅头，黄诗的风趣幽默，不动声色，更有情调，品起来更像客家酿酒。

四、与黎简、黄遵宪、黄节的诗神形兼似

黄重远的作品与黎简、黄遵宪、黄节的作品相比，其实相似度也高，可谓形似而神亦似，这是因为相同的地域文化背景是他们作品的基本底色，一种同样的文化基因如同一根红线将他们串联在一起，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诗。

比较而言，黎简的诗风更显飘逸，画面感强，更具有士大夫情怀，又不失乡土气息，例如他的《小园》就脍炙人口：水景动深树，山光窥短墙。秋村黄叶满，一半入斜阳。幽竹如人静，寒花为我芳。小园宜小立，新月似新霜。可谓诗画一体。

黄遵宪的诗则更雄浑苍劲，视角更广阔，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邃，且通俗易懂，晚年的作品还带有客家山歌特色，兼有末世改革家和启蒙思想家的光辉。

黄节早年加入南社，参与反清，忧国忧民，作品具有革命性倾向，加上教授兼学者的身份，他的诗风亦有古雅的书卷之气。

黄重远作为深圳本土的原住民，生于斯长于斯，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片热土，他的作品地域文化色彩和民间市井情趣更浓郁，表现的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更具有当代岭南城市文化的标本意义。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几组作品。

黎简：二月十三夜梦于邕江上

一度花时两梦之，一回无语一相思。

相思坟上种红豆，豆熟打坟知不知？

黄遵宪：题梁任父同年

寸寸山河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黄节：除夕书怀二首寄秋枚 其一

一年重回首，来日正无穷。

国学予惟汝，民潮西渐东。

战云辽海黑，春色岭梅红。

独有伤心者，鸡鸣风雨中。

黄重远：簕杜鹃

热情如火接朝霞，一朵三苞百姓花。

何必子规啼夜月，欢声已入万千家。

上面四首都属于感时之作。黄遵宪、黄节的诗更彰显家国情怀，是大处着墨；黎简、黄重远的作品表达家国情怀时更委婉隽永，属于见微知著，但以数字入诗，四人都乐此不疲。

再看第二组。

黎简：秋眺

暮色万物浅，海山秋遂深。

蛟寒依石窟，楼回出村林。

叹逝惊生意，蠲情费道心。

西风汝须惜，疏鬓讵能任。

黄遵宪：雁（为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而作）

汝亦惊弦者，来归过我庐。

可能沧海外，代寄故人书？

四面犹张网，孤飞未定居。

匆匆还不暇，他莫问何如。

黄节：酬周印昆

夜分见窗月，已斜西山巅。

故人着梦处，来札在灯前。

晓气园花入，归期江水愆。

行当与君别，不是论诗年。

黄重远：再赠徐宗驹先生

有钱难买痴，无意铸传奇。

文爱钟情客，人迷兴趣诗。

伸腰辞斗米，侠义护清池。

水暖鱼群乐，江湖名最知。

这四首诗行文风格相近，表现手法相似，朴实无华，朗朗上口，情真意切，灵犀相通，颇有把玩之趣，仿佛出自一人之手。

最后，再看一组他们写友情的作品，也是异曲同工。

黎简：寄周编修

狂简疏狂也自容，自矜柔翰劲于风。

一时脱帽传张旭，直以横刀揖董公。

甘制短衣看射虎，误操长技事雕虫。

不知骨相南天外，到得瀛洲北梦中。

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

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

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

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

手撷芙蓉策虯驷，出门惘惘更寻谁？

黄节：雪朝寄述叔

搅风回雪曙迟迟，宣武城南缩手时。

初日未窥凹仄径，晓寒还在暝髡枝。

深山大泽谁能测，官道邮亭马易歧。

只是路遥望江国，见梅吟寄石湖诗。

黄重远：赠熊盛元老师

秾树遮阴解暑时，滕王阁下拜良师。

书香门第三朝杰，江右文坛一代奇。

樽酒频频同笑语，茗烟袅袅释难疑。

箴言句句铭心刻，厚积功夫薄发诗。

虽然四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惺惺相惜却贯穿始终，这种文人之间的交往之情极具品味，友情溢于言表，却绝不矫情，这四首诗可谓神形兼似。

五、晚清黄遵宪与当代黄重远诗观高度契合

最后再谈谈黄遵宪与黄重远，因为二黄不但诗风相似，而且他们的诗观还高度契合，其作品都具有史诗属性。

先看他们的作品。

黄遵宪：近世爱国志士歌

鸡鸣晓渡关，鸟楼夜系狱。

长歌招和魂，一歌一声哭。

（其十一）

宗五汝宗五，呼天诉民苦。

恨不漆头颅，留看民歌舞。

（其十二）

黄重远：元宵日悼李文亮医生

千街人踪绝，万户祈魔灭。

四野隐雷惊，九天圆月缺。

英雄前线冲，长戟当空折。

欢乐应今宵，偏偏喉哽咽。

从大处看，这两首诗创作时间相隔了一个多世纪，但诗中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且用仄韵抒怀，更情真意切，从小处说，他们喜欢用数字入诗也如出一辙。

再看他们的诗观。

黄遵宪的诗观（也是晚清诗界革命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黄重远的诗观：合为日而著，合为事而作。有诗为证：身边多少事，惹我作诗翁。何必惊人句，唯求记事功。回眸情有趣，嚼字兴无穷。水浅鱼儿戏，悠悠冷暖中。

完全可以说，黄重远的诗观与黄遵宪的诗观是不谋而合的，他们神交久远，是隔代知音。具体而言，后者的诗观是对前者诗观的进一步阐释与延展。

“我手写我口”，其中口字的含义最为丰富，既指作者的思想感悟、心灵体验、世俗情感，以及他们经历时代风云变幻的感受，把心中想说出的话用诗记录下来；也指用口语化的语言写诗，这样很多方言、俚语、流行词汇，以及各种各样的新事物都可以入诗，从而留下历史的印痕，黄遵宪、黄重远的创作实践和他们的作品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最后，二黄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创作实践方面，都十分关注并记录社会时代的变迁和历史风云的变幻，而且贯穿着他们的创作始终，从不间断，因此他们的作品具有凝重的史诗性质和丰富的史料价值。

不同之处在于，黄重远更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和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记录了一个深圳原住民的成长史和一座城市的变迁史；而黄遵宪侧重宏大叙事，直面时代风云，抒发爱国情怀，例如他的《悲平壤》《哭威海》《哀旅顺》《台湾行》《冯将军歌》和《渡辽将军歌》等，都是观照近代历史风云变幻的珍贵文学史料。

黄遵宪一生奔波，常年在外，饱经宦海沉浮，戊戌维新失败后才回到故乡，只活了58岁，留下两部诗集，存诗一千余首。黄重远则比他的宗族先贤幸运，今年已经78岁，创作了5000多首诗，仍然身体健旺，思维敏捷，保持着良好的写作状态。他们都有鲜明的诗观（具有文学理论意义），都为之身体力行，笔耕不辍，并以丰富的、具有史诗价值的创作成果支撑着自己的诗观，这在一百多年来的岭南诗词史上并不多见，二黄无疑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两位诗人。

行文至此，必须收笔了，以上算是研究岭南文化的一个新课题的提纲或概述，很多东西只能点到为止，好在黄重远在岭南诗词史上的坐标已经找到，他的《小草行歌新篇》的文化传承脉络也已经基本理清，剩下的事情就留给专业人士去做。文中的观点和提法，难免存在粗浅和武断，只是想借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从岭南诗词史角度，对黄重远及其作品做一个尝试性的探索，为今后的专业研究者提供一个思考视角。

（2021年5月4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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