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班固“山西出将”说

这几位将军绝大部分生活在武、昭、宣、元、成时期,只有李广曾在文、景时打仗任职。可见,这几位将军都生活在汉武帝及其后时期。易言之,汉武帝及其后时期,汉朝攻伐匈奴、羌胡等边境民族,才出现“山西出将”现象。

循班氏的思路,山西地域与将军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地域在一段历史时期涌现很多将军,这除了与地域思想、文化、习俗、历史等方面有关系外(详见下文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论述部分),还与个人经历有关,也可能与他的家族家风有关。汉代曾出现经学世家,军队也会出现。为了对此现象有较深入了解,下文以李广家族为代表加以论述。

(二)山西将军世家:以李广家族为论述对象

李广,陇西成纪人,出身良家子。8他的先祖李信是战国时秦将。李广先后曾任上郡、陇西、北地、云中等地太守、未央卫尉、骁骑将军、将军、前将军。元狩四年,他因与“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卫青“令长史簿责广,广自杀”(第4001页)。

李广常常打败仗,未立军功。但他很受士兵尊敬。他为人豪迈,待人宽厚,治军简要,不喜用繁琐的纪律来约束士兵。他的崇高威望使军队形成向心力,“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匈奴非常害怕李广的简单”9。

李广重视对家庭子弟的军事培养。他的三个儿子都从军:大儿李当户,任郎。次子李椒,曾任代郡太守。三子李敢,曾先后任郎、关内侯、郎中令等。元狩二年夏李敢随父出右北平,英勇善战,“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旗鼓,斩首多,赐爵关内侯。”(第3950页)后被霍去病射杀。李陵是李广的孙子,曾任侍中建章监、骑都尉。他带兵打仗,与李广相同,重视培养勇士。李陵后来投降匈奴,故旧门下及陇西士大夫都以此为耻,这个延续百年、名将辈出的军人世家由此衰败。

李广之弟李蔡曾先后任郎、轻车将军、乐安侯,后任丞相,因“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第3950页)而被迫自杀。由此可见,李广家族素来重视军事培养,所以自秦国李信开始,一直到李广之孙李陵、李禹,几代人都英勇善战。虽然史书没记载他们所用兵法,但相信他们作为军事世家,皆读兵书;地方社会尊重他们,可能受他们影响,不少人喜欢从军。

其他如苏建、苏武父子,最有名的事迹是苏武牧羊。赵充国在武帝时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名震匈奴。他在湟中屯田。他的儿子赵卬也从军,任右曹中郎将。可见,李广家族与其他几位将军有几个特点:(1)他们都英勇善战。(2)他们出身军人世家,大多重视家庭教育。(3)他们大多熟悉边疆事务,真正上沙场,过金戈铁马的生活,靠自己的战功而升为将军,并非靠姻亲关系或一直居于庙堂之上运筹帷幄而获封将军。

(三)论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提到的将军

西汉时期除了山西出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军外,山东也有不少将军。根据《百官公卿表下》所载,封为“列将军”的姓名及人数如下表:

所记有将军衔的共80人,剔除重复的有65人。按山东、山西来分,则山东籍将军的姓名、出生地/籍贯如下:

今山东省15人:许延寿、许嘉(昌邑),史高、史丹、韦赏(以上鲁国),孔光(曲阜),丁明、丁望(山阳郡),王咸(济南),师丹、左咸、王骏、王崇(琅邪),马宫(东海郡),萧望之(东海)。

今山西省7人:卫青、霍去病、霍光、霍禹、尹岑(以上河东),冯奉世(上党),常惠(太原)。

今河北省9人:窦婴(父世观津人),王凤、王商、王莽、王音、王根、王舜(以上魏郡),王安(涿郡),甄邯(中山郡)。

今河南省8人:郦商(陈留),韩安国(梁国),傅晏、傅喜(河内郡),薄昭(父应为魏人),韩增(韩襄王后代),彭宣(淮阳郡),公孙禄(颖川)。

山西籍将军的姓名、出生地/籍贯如下:

今陕西省6人:董贤(云阳),张安世、朱博(杜陵),耿丰(茂陵),田广明(郑县),赵食其(左冯翊)。

今甘肃省7人: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上官桀、上官安、赵充国、范明友(以上陇西),廉褒(襄武),辛庆忌(狄道)。

今四川省1人:何武(蜀郡)。

《汉书》未明确记载出生地或籍贯的有任千秋、王接、宋昌、孙建、韩勋、峤望、甄丰、左威8人,而李沮是云中人,属今内蒙古。

以上山东将军共39人,占六成;山西人14人,占两成强。如果从这一数字来看,则班固的“山西出将”说受到挑战。但如上文所论,班固这个看法是基于他所提到的几位将军多上沙场,靠自己的战功而升为将军。实战经验是最重要的因素。《百官公卿表下》所记的将军们,尤其是生活在元帝以至平帝的,大多没有上过沙场。他们能任将军,有不同的原因:一是他们有的依靠外戚关系而任将军,如最有名的王凤家族;二是有的是依靠父荫如张安世靠其父张汤之荫,后被任为车骑将军、卫将军;三是有的既依靠父荫,又曾上沙场,如任千秋、韩增;四是有的不熟悉军事,依靠自己的经学名望而拜为将军10,如萧望之、孔光;五是得到皇帝宠爱,如董贤是哀帝的男宠。

可见,班固说“山西出将”是从上沙场而建功的角度出发,而非纯从有将军衔的角度来写传的。所以,那些依靠外戚、父荫的就不从这方面来写传。

三、从自然、经济地理论述山西出将之故

某一地区人才济济,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有建树的,当地经济多发达,以资运用。山西多出将军,其地除民风尚武勇战外,经济亦发达。四郡在现甘肃省东南部,属于《地理志》所记的秦地。秦地包括四郡与关中。下文分别论述四郡与关中这两大地区的自然、经济地理状况。

(一)北地、安定、天水、陇西四郡

先谈四郡的土壤、气候。四郡属于《禹贡》所记的雍州,该区土壤为黄土,是中国土地最好的地区之一。11四郡气候温润。《货殖列传》说该区“饶材、竹、谷、纟卢、旄、玉石”12。《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第2824页)竹子生长快,生长量大,说明水湿充足,土壤深厚肥沃,排水良好,适合山林生长。秦地有很多栗树,山地林木茂盛。反过来说,山林多,山林植被更能涵养水源,还能保持森林里多样的生态。

次谈四郡水系。据《禹贡》记载,雍州有渭、弱、泾、漆、沮、沣等水系。渭水出于陇西郡首阳附近的鸟鼠同穴山,流经陇西郡、天水郡而进入关中。13泾水发源于安定郡泾阳,东南至阳陵而入渭水。可见,这四郡或是河流发源地,或有河水经过。

汉代重视修建水利工程,大多数集中在黄河、淮河及汉水流域。14武帝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15通过开凿河渠,引河水灌溉,满足农作物生长的需要。西汉王朝还在这一地区修渠道。《汉书·匈奴传上》说:“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第5643页),在今内蒙古河套平原至兰州的河谷平原上修渠道、辟农田,发展屯田。

四郡的经济模式是以农业、畜牧业为主。《地理志》说:“畜宜牛、马,谷宜黍、稷。”(第2173页)《货殖列传》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16羌指居住在今青海、甘肃一带的族群。所谓“关中之俗”是指秦始皇把内地贵族、百姓迁移于关中之前的民俗而言,即《货殖列传》所说的“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百姓看重土地,发展农业。四郡也有畜牧业。这里自古以来以产马、牛、羊而闻名天下。《地理志》说:“古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第2825页)又记北地郡有堵苑、白马苑。苑是汉朝在边地设置管理马匹的机构。马在军事、交通、生活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匈奴浑邪王在元狩二年降汉后,汉就在这一地区养马,设置六牧师菀,非常重视这里的畜牧业资源。17养马业发展,增强汉军实力,使河西的亦农亦牧经济模式更为加强。18

农作物方面,据许倬云考证,汉朝最重要的是禾与麦。禾有抗风能力,不需很多水分,这对干旱多风的北方来说是一种理想的农作物。大麦、小麦可以在春、冬生长。19

最后谈四郡的人口。自秦始皇以来,王朝对边地采取“徙民实边”措施,如秦始皇二十四年秦灭楚后,先后迁大姓于陇西。武帝元狩四年冬把关东受灾的大约72.5万人移居到四郡及会稽。大规模移民,不仅增加人口,而且带来了先进的农具、农耕技术,更有利于推广农耕。20赵过发明代田法及新农具后,“又教边郡及居延城……用力少而得谷多”(第1594页)。据《地理志》记载,陇西郡,户53964,人口236824;天水郡,户60370,人口261348;安定郡,户42725,人口143294;北地郡,户64461,人口210688。可见,四郡人口不少。

(二)关中

关中位于今陕西省中部,介于秦岭与渭北北山之间,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因在函谷关与大散关之间,故称关中、秦中。西汉前期气候温暖,年均温度比现在高1度,年降雨量也比现在多。武帝之后,气候波动。21

关中土壤主要为黄壤,不干燥,适合农作物生长。《货殖列传》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22关中平原在秦汉以前植被覆盖良好,有大片的森林。《地理志》说:“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岛膏腴。”(第2822页)可见,这一带有竹林、檀树、柘树,还有梅树、桑树。丘陵、山地的森林覆盖繁茂。

关中水系发达,大小河流纵横交错,形成所谓“八水绕城”23,交通便利。《沟洫志》记秦修郑国渠,凿通泾水,引泾水冲溉两岸低洼的盐碱地4万多顷,用以灌溉农田,既增加农田面积,又提高亩产量。

汉代重视水利灌溉工程,除了维修完善旧有的水利工程,还开凿许多新的干渠,如文帝时在郑国渠上流南岸开了“六辅渠”,武帝时先后开凿了白渠、漕渠、龙首渠、灵轵渠、成国渠、氵韦渠。24渠道渠水不仅冲刷掉土地中的碱性物质,还提供水源,扩大关中地区农田灌溉面积,提高农产量,且便于水路交通运输。25另,汉人发明了“井渠法”,解决了由于明渠渠道易于崩塌而堵塞水道的问题,也收到减少出土量和加快工程进度之效。这是水利史上的一项创举。26

关中农民改进农耕工具、农耕技术及方式。从陕北米脂石画像中捡拾牲畜粪便积肥的情形,可见农民重视利用有机肥。27汉代肥料主要有绿肥和粪肥两种。关中农民能把动物的粪便、骨肥、种子拌在一起,使种子得到充分的养料供应,这是提高种子周围土壤的好方法。赵过发明了耧车、耦犁。耧车能一次把开沟、下种、覆盖的任务完成,有省力、省人、生产效率高的优点。关中人也发明、使用形制大小不一的犁铧、起着翻土成垄作用的犁镜,牛耕日益普遍。28赵过新创了“代田法”、区种法,对农田进行休耕,有利于地尽其力。29

综上所述,关中土地肥沃,沃野千里,耕种面积大,水资源丰富,实施精耕细作,发明新农具,农作物品种较多,因此,歉收失收的情况较少,百姓生活比较富饶。

农业发展,手工业技术也改进。关中的铁器铸造和加工都有较高的水平,冶铁场所也明显增多,因为农田垦殖、农业发展需要铁制工具。

农业发达,社会安定,人口较多。关中是秦、汉之都所在地,除了本地原有的人口外,秦始皇曾徙12万户富豪于咸阳,汉帝为了保护帝陵,在陵区设国县邑,并三次徙民。所徙的居民都是全国各地的豪杰、官吏、家产300万以上的家族。一些陵邑如茂陵就集聚了不少富翁,他们有经济实力,在政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30,且使关中文化改观,形成“五方杂厝,风俗不纯”(第2823页)现象。学者估计,这些人数若以西汉的一般人口自然增长率增加,平帝至元始二年可达120万人。31据《地理志》所记:三辅地区共2436360人。这一数字不是西汉关中人口的最高值,最高值应在武帝时期。据《地理志》记,当时全国人口共约59594978人,则关中人口占全国的4%。把关中人口与山东大郡相比,山东人口较多的有汝南(2596148)、颖川(2210973)、沛郡(2030480)、南阳(1942051)、河南(1740279)等。关中人口比这些单个的人口大郡还多。32

关中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发达,综合表现在都市的繁荣。关中有名的都市有雍、栎邑、咸阳、长安。史念海指出,关中的自然资源、丰富的物产、众多的人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的重要地位等,都使这些都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咸阳和长安在全国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述四郡、关中,土壤肥沃,水利兴修,农耕技术改进,农作物品种多。关中人口稠密,都会较多,一些都会民庶富有,就有多种追求;人口稠密,易于传播学术文化;又山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终西汉一代,无世无之,多所建树。四郡与边疆为邻,汉人自古就养成尚武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四郡多出实战型的将军,在沙场上出生入死,理所宜然。

四、以人文历史地理阐述山西出将之故

上文从经济、自然地理方面阐述了山西农业经济概况,下文以人文历史地理诠阐山西出将之故。四郡地处今甘肃东南部、河西走廊的南端,接近关中。这里是秦人长时期活动过的地方。秦人自商周时期就迁移到此地,他们既与戎狄杂处,受戎狄文化影响,又接受周文化;既有勇武善战的特点,不断与戎狄发生战争,在战争中不断洗礼、壮大自己,又有善于吸收其他文化(包括周文化)的进取精神,形成秦独有的文化特点。可见,秦人深受戎文化、周文化影响,具有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的双重特点。先秦时期秦人发展史可说是河西、四郡、关中区域文化的集中反映,从中亦可见河西、四郡、关中的人文特点。人文历史地理方面,从秦人发展史可以诠释山西出将之故。

秦人应来自东方,属东夷部族。33清华简《系年》记载三监乱平后,一大批秦人被迁到陇东朱圉山(今甘肃甘谷县)34,过着耕、牧结合的生活,其后由礼县(属陇西)逐步向其东北的秦安、清水、天水一带扩展。同时,秦人一边看守周的西垂,一边与周联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

秦人善于养马,“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闲,马大蕃息”35,非子出自秦的大骆之族,初居于西犬丘(属陇西郡)。36秦久居西垂,与西戎为邻。秦人与西戎的关系复杂。戎人“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37,势力大,剽悍善战,经常袭扰关中。当时秦的军力远不如戎狄,依靠与周人建立婚姻关系,以加强自己的实力,如秦襄公取和亲政策,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38,丰王是周的贵族39。虽然秦与戎为世仇,但秦受戎狄文化影响,如甘谷县毛家坪秦人遗址发现社会中下层人的屈肢葬、西首葬。学者认为屈肢葬是秦接受戎狄文化的例证。40战国游士都批评秦与戎狄之俗基本相同,如商鞅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41秦受戎狄文化影响是战国时山东人的共同看法。

周室东迁后,西戎占领关中,山西只剩下一秦国诸侯,秦形势险恶。秦、戎又常常发生战争。秦文公不得不迁都汧邑。汧邑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属司隶部),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适宜建都。另,襄公因救周有功,平王“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42。《诗经·秦风·终南》也称颂这件事。43秦此时才立国,这是秦人以勇武打败戎狄而取得的成果。

秦人势力在文公时进入关中。秦人受周文化的影响很大,如在墓葬、葬俗、社会制度(如宗法制、昭穆制、世卿世禄制等)、宗庙祭祀、井田制、国野制、文字等方面都学习、模仿周人。44《秦公簋》记秦公说“必宅禹迹”,这是秦人入居关中、自视为华夏之列之语。45周文化以《诗》《书》《礼》《乐》为中心,这四者是儒家的经典,阐释儒家的理想。46秦人重视的是经典的诵习,强调礼乐、《诗》《书》的现实政治作用,不重视儒学创新,所以秦国没有闻名的儒家。47

秦德公元年把都城搬到雍城,并命宫廷为“大郑宫”,因周穆王曾在这里建了郑宫、春宫两座行宫。德公这样命名可能是为了表示秦是周的合法封国,是岐西的合法继承者、使用者。另,雍的地理位置优胜,成为秦国多年的政治中心。它是秦以后向东发展、进军中原的重要都邑。

秦穆公即位后,一方面继续学习、吸收东方六国(山东)文化;另一方面一直与戎狄进行战争,且先后战胜关中东部陆浑之戎、茅津之戎。48秦想向东扩展,但其东边是春秋霸主晋国。秦无法向山东扩张,只能向西扩展。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称霸西戎,统一了关中、河西,结束西周以来多年的戎患。秦与戎狄经过多年的战争,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与秦的尚武、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有密切关系。

秦人的尚武精神,到秦孝公时更加提升。秦孝公即位,锐意变法图强,任用商君,以强国为目标,把秦国置于高度的军事化基础上,倡导功利思想,使秦国成为以功利尚武为主导的侯国。49商君推行军功爵制,以通过提高秦军的社会地位、获取特权而大大提高军队战斗力。此后,秦国尚武精神更加强烈,并把尚武精神转化为战斗精神,秦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史记》称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50。秦国在其后所参与的战役中,多胜少败。苏秦称赞商君变法后的秦国,“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51,指出秦人有“兵法之教”,可见当时秦人已熟习兵法战阵之事,可见秦军的厉害。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前,曾把山东不同侯国的贵族迁移到山西一带,如迁楚上官氏于陇西。迁移的地点包括临洮、严道、陇西、上邽、天水等。52陇西、上邽分别是李广、李蔡与上官桀、赵充国的故乡。始皇统一天下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53,富豪多来自山东诸国,其中必有文学之士。虽然始皇未加重用,但是他们带来东方齐、鲁、楚等地的文化思想,对关中、四郡风气产生影响,自不待言。

汉高祖即位,一仍秦旧,想强本弱枝,因此把山东诸豪族迁到诸陵。高祖九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到关中。《地理志》云:“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第2823页)可见所迁徙的有世家豪族,决非普通的巿井庶民。迁徙到关中的豪族中,必有好礼、文学之士,学习、继承《诗》《书》、礼乐,如丞相石庆之父石奋是赵人,后从高祖入关,徙居长陵。石庆生于斯、长于斯,孝谨有名,深得儒教,终至为相,即为明证。关中文教事业发达,传统诸子百家书籍、思想,都有人传承、发扬。关中为政教文化中心,对附近地区产生影响。

另外,由于秦人长时期在河西、天水等六郡活动,六郡人也尚武(很多秦人后代仍会生活在此区域)。《地理志》说:

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第2824页)

班固这段文字指出几个重点:一是从地理、民俗指出六郡的民风“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李广家族就是擅长射击的。二是在这种民俗风气下,六郡出了很多良家子。良家子出现在六郡,而不出现在关中,这与两地地理、风气有异有关。关中是首善之都,富豪巨贾多,其子弟未必能吃苦,肯学习射箭;反观六郡自古与戎狄杂处,秦人进入关中前已养成尚武精神,流风遗泽,根深蒂固,成为这区域的集体无意识。另外,这一区域自古多出将领,存在军事世家,深受社会尊重。

总括而言,秦人自周代就在山西生存、发展,由于戎狄杂错其中,且秦最初力量较弱,常处于被动。秦人没有自暴自弃,反而从非子以来,历代国君在进入关中前大多继承祖先传统,好勇尚武,积极开拓,国力日强。自文公开始,秦开始转败为胜,打败戎狄,又逐步向东发展,进入关中,继承周文化,建设法制。商君变法,推行军功爵制,更提高秦人的尚武精神。六郡地迫戎狄,民风高上气力,喜欢射击,修习武备,军事世家存在。反观关中,自秦始皇迁徙山东贵族,富豪奢靡,当然或有好学之士,传播诸子百家知识,对宣扬兵法思想应有帮助。在这几个因素影响下,六郡多出良家子,进而从军,参与战争而获封侯,晋身将军,就不难理解了。

五、结论

本文从经济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地理等方面阐述班固“山西出将”说。西汉的山西,即《地理志》所说的秦地。班固在《赞》里提到的“山西出将”是特就“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四郡言,其范围比山西小。

从班固提到的几位将军及其家族成员的生平事迹,可见他们的出生地(或籍贯)在四郡。他们均为武、昭、宣、元时期英勇善战的将军,大多熟悉边疆事务,真正上过沙场,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靠自己的战功而升为将军,但未能升到最高的将军位阶。他们有的出身于军人世家,绝大多数重视家庭教育,他们的子孙多继承先人之职业,长大后从军杀敌。班固从这一角度来论述他们。

山西之所以在西汉中后期出现一批实战型的将军,这与山西的经济、自然地理及人文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从经济、自然地理言,山西农业经济发达,为当地百姓提供生活保障。关中、四郡土壤肥沃,气候温润,兴修水利,交通便利,农耕技术改进,农作物品种多,关中人口稠密。四郡又是农业与畜牧业的交汇带,宜农宜牧,养马技术高,马匹繁颗,为汉朝打仗提供了充足的马匹来源。

就人文历史地理言,关中、四郡自周代开始,秦人就一直在此活动。秦人与戎狄杂居,双方一直不断发生战争,从而影响、塑造了秦人的尚武精神。秦自春秋以来,势力逐步往东开拓。由西周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人一步一个脚印,在战争中洗礼、壮大、发展起来。秦一方面与戎狄战争,另一方面受戎狄影响,也受周文化的影响,进入关中后以周文化继承者自居。秦人这些特点,对四郡、关中都有影响。四郡民风尚好善战,除了地迫戎狄外,显然深受秦风的影响。秦始皇、汉帝把山东豪族迁到关中,他们有的深有学养,传播传统诸子百家知识,这对山西军学思想、兵家知识的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山西将军作战能善用兵法,应与这一文化传播、家教、历史沉淀有密切的关系。加上武、昭、宣时用兵西边,在这种情况下,四郡多出实战型的将军,在沙场上出生入死,理所宜然。

注释

1班固著、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690页。本文《汉书》引文都引自此书,文中只标注页码。

2杨兆贵:《论班孟坚“山东出相”说》,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6-204页。

3傅乐成:《汉代的山东与山西》,《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第65-80页;邢义田:《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秦汉史论稿》,台北:三民书局,1987年,第91-113页;王子今:《“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秦汉人才的区域分布》,《秦汉区域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9-260页。

4(1)劳榦:《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之第二分(1935年),第191-192页。

5(2)学界对地缘军事的研究,可参考贾文丽:《汉代河西军事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

6(3)原因可能是这两个地区没出过将军。查《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所记诸将军,其出生地域没有来自上郡、西河郡的。

7(4)张金龙:《西汉将军制度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8(5)杜志强:《“六郡良家子”考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历史文献研究》第34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9(6)蓝永蔚:《飞将军李广和他的家族》,《文史知识》1987年第8期。

10(7)西汉后半叶重视经学,举凡为相者或三公者,必多明经致用,否则很难胜任,任期也极短。参杨兆贵:《论班孟坚“山东出相”说》,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71-175页。

11(8)刘起钅于:《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52页。

12(9)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3页。

13(10)江灏、钱宗武译注:《今古文尚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1页。

14(11)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15(1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4页。

16(1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页。

17(14)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29页。

18(15)徐水兰:《汉代河西养马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6年。

19(16)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5、90页。

20(17)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4-135页。

21(18)史念海等:《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22(19)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23(20)八水指长安附近的泾、渭、潏、涝、沣、滈、浐、灞。赵锐:《两汉关中地区自然灾害与政府应对策略相互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

24(21)杨亚长:《陕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9年第5期。

25(22)史念海等:《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5页。

26(23)黄留珠、周天游:《陕西通史·秦汉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27(24)林正同:《从画像砖、石看汉代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28(25)杨亚长:《陕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9年第5期。

29(26)史念海等:《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40页。

30(27)黄留珠、周天游:《陕西通史·秦汉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3页。

31(28)史念海等:《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4页。

32(29)尚新丽:《西汉人口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3年。

33(30)赵化成:《秦人从哪里来寻踪早期秦文化》,《中国文化遗产》2013年第2期。

34(31)清华简《系年》:“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廉),西迁商盍(蓋)之民于邾圉,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

35(3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7页。

36(33)西犬丘有两层含义:一为地区名;一为城邑名。见赵化成:《寻找秦文化渊源的新线索》,《文博》1987年第1期。西犬丘属陇西郡西县。

37(34)范晔:《后汉书·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9页。

38(3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9页。

39(36)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

40(37)戴春阳:《秦墓屈肢葬管窥》,《考古》1992年第8期。

41(38)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4页。

42(39)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9页。

43(40)程俊英、蒋见元指出秦襄公时,周平王东迁,把古都长安一部分土地赐给秦国。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48页。

44(41)乔鑫:《从出土资料看秦的文明化进程》,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

45(42)李零:《春秋秦器试探——新出秦公钟、镈铭与过去著录秦公钟、簋铭的对读》,《考古》1979年第6期。

46(43)有关孔子、儒家的理想社会,参见杨兆贵、吴学忠:《先秦汉代儒家典籍关于孔子〈尚书〉学论述的分析》,《管子学刊》2019年第2期。

47(44)有关秦国儒学发展,详见高华平、朱佩弦:《论春秋战国儒学在秦国的发展演变》,《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48(45)沈琳:《秦国与戎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0年。

49(46)田延峰:《秦思想研究——以秦统一前的思想发展为核心》,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4年。

50(47)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1页。军功爵制与秦军战斗精神的关系,参见熊梅:《军功爵制与秦军战斗精神的培育》,《滨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51(48)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42页。

52(49)有关秦移民的情况,参见黄佳梦:《秦移民及相关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

53(50)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