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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碑林的前世今生,容纳了2000多年书法艺术的盛景

文·段宏刚

“碑”在《说文解字》里这样解释: 碑,竖石也。特指那些竖立起来,刻有文字和图画,记录事件或功勋的石头。

“碑”诞生于秦代,最初名称叫“刻石”,汉代以后普遍称作“碑”或“石碑”。

随着形式的完善,用途的扩大,分工的明确,石碑的种类越来越多,主要有:

功德碑,用来记录帝王的丰功伟绩。

庙碑,用来记载寺庙修建的过程,或者用来崇拜仙佛。

界碑,用来标记两个地区之间的边界位置和走向。

墓碑,用来铭记死者姓名、年龄和生平事迹。

诗碑,专门用来篆刻著名诗人的著名诗篇。

纪念碑,用来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的功勋。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石碑,是一座功德碑,跟秦始皇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 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嶧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意思是说:秦始皇出巡至东边鲁国的邹嶧山(今山东济宁峄山),看到这里风景秀美奇特,宛若仙境,就跟随行群臣商量,写一篇文章,刻在石头上,树立在山上,用以称颂秦国的功德,跟山川自然万世永存。

李斯《峄山刻石》局部

丞相李斯心领神会,当即用篆字作文一篇,秦始皇派人刻碑立于峄山上,这座石碑就是秦代著名的《峄山刻石》,碑文书体为小篆。

自秦始皇之后,刻碑记事蔚然成风,很快普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在许多重要活动里,都会树立石碑、镌刻文字用来纪念。

当然,在所有石碑种类里,唯有墓碑跟每个人的联系最为紧密,适用性最广,从秦汉诞生以来,在历史长河里从没有被淘汰,到现在已经传承2200余年。

石碑属于独立的小品建筑,虽然不大,却是集合了书法、雕刻、设计等多种艺术门类的建筑形式,更是一种承载历史文化的载体,具有突出的史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因此,石碑哪怕再小,在制作时,也要从形式到内容再到审美要求上,做到尽善尽美。

一座完整的石碑,通常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构成,或者由一块巨石整体雕刻而成,或者由三块石头雕刻,然后组合在一起。

石碑

碑首位于石碑的最上端,主要作用是用来装饰,并有效增加石碑的艺术效果,大多数会雕刻成“盘龙”的样貌,以浮雕为主。非常讲究的使用者,会雕刻成圆雕,内容常常为“双龙戏珠”、“龙凤呈祥”、“麟凤龟龙”等比较复杂,装饰性很强,寓意突出的图案。

简化的碑首,则采取房屋屋顶的样式,从侧面观看,碑首呈现出“人”字形,如同给碑身戴了一顶尖顶帽。

碑身居于整个石碑的中间,是石碑最主要的部分,有正面、背面,两个侧面,共四个平面。正面和背面用来刻写碑文,所用字体往往追随汉字字体的演化,以及书法艺术的审美变化,两汉、两晋到南北朝时期,通常以隶书为主,隋唐时期以楷书为主,宋代之后则以行书居多。

历史上,凡是够得上资格被邀请去书写碑文的人,都是当朝一等一的书法高手,他们的碑文通过雕刻在石碑上,被当作书法范本永远流传下去。像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唐代楷书大师,都曾留下了璀璨的碑刻书法。

为了增加美观性和装饰性,许多石碑会在碑身的两个侧面,以及正、背两面的边缘,雕刻出龙纹或草木纹,这些装饰性花纹的线条潇洒爽利,跟碑身上书法线条的浑厚雄健,形成鲜明对比,有效烘托出石碑整体的艺术趣味。

颜真卿《多宝塔碑》

碑座是石碑的基座,也叫“鳖座”,主要起到支撑碑身的作用。碑座的制作,有复杂形态和简化形态两种。

复杂形态的碑座,制作起来很讲究,造型是龙之六子的“霸下”,其样貌是一只类似于龟、鳖之类的爬行动物,也被称作龙龟。在我国传统文化里,龙龟具有长寿、吉祥的象征,因此,用它驮着石碑,其美好寓意不言而喻。

雕刻出龙龟,再雕刻出龙龟身上的花纹和装饰,相当耗费时间和金钱,在古代,也只有王侯将相才有资格使用龙龟碑座。

简化形态的碑座,被雕刻成一个长方体石台子,跟碑身连为一体,同样能起到支撑作用,整体造型跟汉字“凸”十分相像,只不过,在视觉效果上,没有龙龟基座那么漂亮和霸气。

从秦汉到近现代,我国诞生了数以万计的碑石,它们就像一座座永恒的石质史书,记录着历史的瞬间,让后人有幸了解到历史的真相,同时,还领略了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欣赏碑石文化的最理想场所,毫无疑问是西安碑林,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石质文化和书法艺术的圣殿。

西安碑林

踏入西安文昌门向右看,便能看到西安碑林,这里因为是收藏中国古代石碑时间最早,收藏名碑数量最多,收藏种类最为齐全的石质文化艺术宝库,里边收藏有历朝历代11000余件石质文物,碑石丛立如林,非常壮观,故有“碑林”之称。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西安碑林何尝不是这样。西安碑林的建成,是依靠许多个古圣先贤,一点一滴贡献自己的力量,无数个力量汇集起来后,才形成了今天宏伟壮观的模样。

第一位对碑林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是唐末军阀韩建(855年——912年),时任佑国节度使,驻守在京城长安一带。

唐末由于局势混乱,李唐王朝的江山摇摇欲坠,京城长安在多次战火中被摧残得千疮百孔,梁王朱温(852年——912年)在此时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天下大权,唐哀宗李柷不过是朱温的傀儡。

903年,朱温命令韩建重建毁于战火的长安城。韩建虽然是一介武夫,但看到《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的那一刻,他还是被强烈震撼了。

只因为《石台孝经》是一座具有教化作用的功德碑,并且出自御笔,由唐玄宗李隆基(685年——762年)于744年注解《孝经》并作序,亲自执笔采用工整庄严的隶书写出来,再由太子李亨用篆字写好碑首,来年安排匠人镌刻于石碑上,总共约1000余字。这座石碑全面而深刻地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文化,是唐代“以孝治天下”思想的集中体现。

《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的意义更为重大,是唐文宗李昂(809年——840年)时期,唐朝政府创建的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由著名书法家艾居晦、陈玠执笔,用楷书写好十二部儒家经典著作《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后,再由匠人镌刻在石碑上,总共消耗石材114方,石碑上共计有65万多字,是名副其实的石质书籍,被读书人亲切地称作“石经”。

唐代的印刷术还不够发达,书本较少,科举考试在这时却大力发展起来,读书人想要学习名著,只能通过手抄的方式来获得,在抄写过程中,若出现笔误难免会造成内容的混乱和错误。为了保证经典著作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创建一个标准的“样书”范本,朝廷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耗时7年,把它们雕刻完成,立于长安城国子监内,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必去拜读和抄录的对象。

《开成石经》由于承载着“样书”的作用,自制作出来后,历朝历代对其非常重视,都会不遗余力地严加保护,因此,到现在,《开成石经》依然完好无损,是我国古代石碑里,品相最好的。

903年的长安城国子监,已经遭受较大破坏,为了保护好这两部重要石经,韩建将两部石经的一部分,搬迁至尚书省附近的文宣王庙(今西安钟鼓楼附近)里保护起来,才让它们躲过了战火的摧残。韩建的做法,为后人继续收集、整理石碑,保护文化遗产,开了一个好头。

《石台孝经》

北宋时期,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1020年——1096年)对碑林的发展壮大,同样功不可没。

吕大忠是北宋年间著名的“关学”大儒,于1091年上任陕西转运副使,职责是管理陕西地区的交通运输事务。上任伊始,他看到曾经安放《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的文宣王庙变得破败不堪,再加上文宣王庙所处地势较低,光照不足,时常有雨水聚集在此处,让这里宛如沼泽,两部石经常年浸泡在水洼里无人看管,周围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本着保护先贤文化遗产的职责,吕大忠果断将两部石经搬迁到“京兆府学”北边的高墙下,算是给它们找到了新的安身之所。

此时的吕大忠,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找一块风水宝地,将京兆府学、文宣王庙,以及安放碑石的场所,修建在一起,给后人留下一笔看得见的文化财富,也不枉他在这里为官一场。

然而,他在这时已经是古稀老人,精力和时间都不允许他完成这个心愿。在上任的第五年,他就与世长辞。

但是,他的精神还是强烈地感染了继任者,后来,经过多人捐款和出工出力,在吕大忠去世后17年,京兆府学、文宣王庙和碑林,终于被重新修建在一起,地址就在今天的碑林博物馆,吕大忠的心愿同时也圆了。

北宋之后,凡是在陕西任职的官员,大多数养成了收集、整理、保护石碑的习惯,让碑林内的石碑藏品逐渐丰富起来。凡是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缺乏保护措施的碑石,无一例外会被运送到碑林里,妥善保管起来。

西安碑林的藏品

从明清到现在,对碑林进行大规模修整有两次,一次在清代乾隆年间,另一次在民国1937年——1938年期间,通过这两次大修,基本上建成了今天所看到的样貌。

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毕沅(1730年——1797年),因为在陕西任职期间表现优良,于1773年从陕西布政使晋升为陕西巡抚,在任期间,他为陕西做了许多功德无量的好事。

一是在任职的第一年,他打开国家粮仓救济灾民。因为陕西境内的黄河、渭河在1773年夏天泛滥成灾,河两岸许多人的家园被毁,连果腹都成问题,毕沅的赈济,无疑是雪中送炭。

毕沅所做的第二件好事,就是四处征集石碑,重新布局碑林的建筑格局,对石碑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

到清代乾隆年间,碑林里边的藏碑数量已经达到8000余件,藏品的时间跨度从秦汉到清代中叶,将近2000年,分明变成一座灿烂辉煌的文化活化石的宝库。博学多才的毕沅,对经史有很深的钻研,深知这些石碑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对后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他认为继续增加完善碑林的藏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不断筹集资金,甚至不惜拿出自己的俸禄,四处奔走,征集和购买散落在民间的石碑。或者,他重金邀请匠人,把历朝历代非常重要的书法名帖,一一雕刻在石碑上,然后把它们一批批运送到碑林里,进一步增加了碑林的藏品量。

西安碑林的藏品

毕竟,石碑上的刻字都是历朝历代书法艺术的精华,对那些学习书法艺术的人来说,怎能忽视对碑刻书法的钻研。再加上此时期“碑学”书法兴盛起来,一时间,制作、买卖拓片渐渐形成气候。

制作拓片时,经过日积月累,对石碑上的文字和图案都会产生磨损,最终导致字迹和图案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完全被磨损掉。

毕沅自上任后,对私自制作和出售拓片者,严惩不贷,有效保护了石碑的完整度。他还专门设立了管理碑林的机构,定期对石碑进行护理,以延长存世时间。

民国时期,对碑林的完善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无疑是近现代建筑大师梁思成(1901年——1972年)先生。

此时,碑林里边的石碑数量超过了上万件,给它们建造什么样的展馆?怎样把它们合理地陈列出来并保护起来?怎样设计碑林的整体建筑形式?一系列问题摆在前面。

西安碑林的藏品

建筑大师梁思成临危受命,依靠自己的卓越才华,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碑林整体样貌和建筑格局,实际上就是梁思成的智慧成果。

今日的碑林,是一座璀璨的石质文化艺术宝库,更是书法艺术的圣殿,每一个立志于书法艺术的人,都会来这里瞻仰,踏入碑林,完全可以看清汉字和书法的演变史,领略到灿烂的传统文化形态。博物馆由碑林书法展区,石刻艺术展区,其它文物展区,三大部分组成,其中,碑林书法展区共有7个展室。第1展室陈列着《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突出了它们的重要地位和珍贵价值,因为它们代表了文化的典范,碑林当初的创建,也因它们开始。

其它6个展室则陈列着从秦汉到清代的功德碑、庙碑、家训碑、墓碑、诗碑,等等等等,其中,唐代石碑从质量到数量都属上乘,只因为唐代的文化艺术在古代是一座需要仰视的高峰。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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