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为何只讲五十六个民族？

从政治角度考量，庞大的民族数量，将令民族自治区域难于划分管理。此外，各民族人口多寡又涉及到少数民族代表名额问题。按规定，少数民族代表需以人口比列分配，若人口数量不足，则至少分配一个代表。比如，壮族有1000多万人，按人口比例可选出10个代表，而赫哲族虽仅300多人，依旧要有1个代表的资格。比例不同，会在各民族间一些待遇上产生不平等。

故而，甄别上报的400多个民族，判断其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单一少数民族还是较大少数民族中的一支，这成了1953年后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

中国情况与苏联迥异，诸多民族并不符合斯大林定义，如回族，依宗教传统而连结，却并不共同居住地域，依所在地区，可分为汉回、藏回、蒙回等群体，但其民族认同却格外强烈。

为此，1953年毛泽东表态，不必学苏联区分部落、部族、民族等，一律以民族对待。

此项工作前人从无涉及，其间争议非难极多，不但涉及学术问题，更直接触碰政治问题。尤其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条标准，虽有毛泽东灵活掌握的暗示，但特殊时代，无人敢公开认为此定义并不适于中国实际。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对斯大林民族标准的质疑才公开出现。

除民族认定与归并，族名的改称也是重要工作。除前述周恩来为壮、彝、瑶改称故事，佤族、布朗族、鄂温克等族亦是改称。佤族原被称为佧佤族，后发现“佧”是傣族对他们的称呼，意为“傣族的奴隶”，遂改正。鄂温克族早先名称有三：通古斯、索伦和雅库特。通古斯和雅库特是俄国人对其称呼，索伦则是满族人对其称呼，意为“猎手”，三者居住地与经济生活不同，但皆自称鄂温克，有一致的民族认同。

造字与书史

50年代的民族识别大抵结束于1956年，民族调查继之而起，内容涵括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社会形态以及语言文字。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则由彭真领导。两者各自开展工作。

当时，中国尚有许多少数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1951年，中共提出“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文字”。1956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成立，所长包尔汉。

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借鉴的是苏联经验。1956年2月，中央民族学院举办了400多人的语言调查训练班，抽调毕业生和少数民族干部培训，后分赴各地调查。

他们共研究了42个民族50多种语言，帮助有语言无文字的壮族、布依族、黎族、侗族、苗族、彝族等11个少数民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同时改进与改革了拉祜文、景颇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等多种文字。

彭真领导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同时进行。主要任务要二：按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各少数民族划分社会形态;整理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后一项工作为各民族历史梳理与抢救文化贡献极大。

据不完全统计，此番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前后共写出资料340多种，计2900多万字，整理档案和摘录文献100多种，计1500多万字。为少数民族拍摄了大量纪录片，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历史文物。从1964年起，陆续为每个民族出版了简史、简志。

某种程度上，中共发起的大规模造字与书史，奠定了今日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与文化认同。

止于56个民族

“文革”中断了大陆的民族识别工作。

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着手解决50年代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对尚待识别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调查。

当时，全国要求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达500万之多。若再进行大规模民族单立，影响过巨，将打破现有民族格局。故当时倾向于对民族成分进行更改。认同已有民族成为民族识别工作的题中之义。

因此，除1979年基诺族被新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外，从1978年至1990年十余年间，未再新立民族。但涉及到数百万人族属的归并工作，却如火如荼。

其中，贵州归并整合“穿青人”等23个待识别少数民族;湖南将“哇乡人”、“本地人”、“梧州瑶人”等归入汉族;广西将10万待识别民族人口分别归并至壮、瑶、苗、彝等10个少数民族;云南的“苦聪人”划入拉祜族，“摩梭人”划入纳西族;新疆的“图瓦人”则仍被认为是蒙古族的一支。

民族归并保持了现有民族格局，但也带来了新问题：1980年代民族成分更改开始后，许多原被划为汉族、苗族的人口纷纷改为土家族，规模最大的是鄂西140万人口归并至土家族。由是，土家族人口从1957年的50余万飙升至2000年的802万，人口在各少数民族中居第六位。

人口膨胀大幅提升了土家族的政治地位。除民族代表增加，行政区划地位也向上晋级。湘西地区原为苗族自治州，后土家族人口数量压过苗族，遂改名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因人口急剧膨胀，1980年代，一些土家族代表不满足自治州待遇，一度提出将湘、鄂、黔、渝地区土家族合并成自治区。

这令中央始料未及。若出现省一级行政区划的变更，其牵涉与影响极为巨大。其时，国际形势动荡的外部环境及苏联解体前车之鉴，不能不使中共在民族政治问题上谨慎行事。鉴于此，尽管西藏的僜人等民族犹待识别，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还是下决心彻底叫停民族识别。

其后，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正式确认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为912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8.04%。

对存有争议的未定民族，包括族属未定的“待识别民族”和族属虽定但本族不认可的“已识别待定民族”，就此失去被确认为单一民族的机会。官方态度是，民族学术可继续研究，但事关稳定，56个民族编制将不再允许突破。

总结与遗思

延宕逾40年的民族识别，今日已鲜少人知。在“56个民族56支花”的歌声中，当年参加此工作的专家学者大多也先后离世，健在者不多，能言者更稀。

现年92岁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施联朱，当年曾参与民族调查。言及民族识别工作时颇有感伤遗憾：新中国肇始之时，民族识别对国家稳定至为关键，当时国家为此倾尽全力，但1990年戛然而止后，居然没有总结工作。

施联朱本人曾于1983年撰写了《中国的民族识别》，本意送至香港出版，但因缺乏资金，最终由国家民委资助3000元出版。此书至今犹是论述民族识别的权威。

此外，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也曾撰文，以亲身经历总结中国民族识别工作。费孝通、林耀华二人在肯定民族识别的同时，亦指出民族识别工作犹有遗留问题，需继续解决。

目前为止，据统计，中国尚有70多万待识别民族人口，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贵州地区，如人口约67万的穿青人和革兜人等，虽被划入汉族等民族，但成为单一民族的意愿强烈，对民族归并结果并不满意。1990年停止民族识别后，这些民族的归属问题，成为贵州省敏感问题。

此外，错划民族亦仍需纠正。如云南普米族，在专家看来，实属藏族，且同一族体，在四川被划为藏族，这造成一族两分。情况相同的还有壮族和布依族。两族语言相同，历史文化亦出入不大，但在贵州皆为布依族，在广西便成壮族，一个民族因省际行政分野而造成割裂。另外，彝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等族，从历史上考证，应为一个民族，但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却被划为七八个民族。

如今，施联朱等老人已无力鼓呼。在学术层面，老一辈民族学专家亦与时代产生龃龉。施联朱坦言，目前大陆民族学界在理论层面，面貌疏离，如隔春秋。许多中青年学者宣扬的去政治化的“族群”理论，老一代学者并不认同。

【专题文章导读】

♦ 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发行的台前幕后

♦ 张治中三谏毛泽东：国名国旗沿用至今

♦ 新中国的第一代吉普车BJ-212，风行中国半个世纪，你可曾记得？

回复关键词“ 新中国01”，获取以上文章！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