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汉玻璃

    中国古代的铅钡玻璃与钾玻璃有别于西方早期玻璃，自成体系发展并鼎盛于战汉时期。自战国始，玻璃仿玉制品开始形成风尚，并通贯整个中国古代玻璃史，常见器物有玻璃珠、管、璧、环、璜、剑饰、印章等。当然这里所说的仿玉是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和田玉、天河石、玛瑙、绿松石、青金石等天然美石。

    战国古玻璃地域分布广、出土数量大。楚国墓地出土较多，制作特别精美，特别是楚国的琉璃璧，占到了各地出土量的80%以上。在湖南一带，战国墓葬出土的玻璃器者约占10%，多为王侯墓地，也有一些士庶墓地。这既表明楚国是当时重要的玻璃产地，又可知他们以玻璃生产来弥补玉石资源的不足。

（出土于湖南长沙市的战国米黄色谷纹琉璃璧）

（日本美秀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晚期白色玻璃剑首）

（出土于安徽阜阳县城西郊的战国琉璃印章）
  

    当时的玻璃器多为小件，如珠管璧环、耳饰窍饰、剑饰杯碗等装饰，其中以蜻蜓眼最为著名。蜻蜓眼是源自西方的一种纹饰，被制成珠、管、形、弯月形及各种贴片，被先民镶嵌于青铜、玉器等材质上，成为中国琉璃史上最经典的纹饰。

    据考，蜻蜓眼图案源自公元前十四世纪埃及神像的眼睛，它拥有无限神力，能驱走恶魔，带来平安，其后传入西亚、欧洲及其它地区，大约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传至中国。极富创造力的战国工匠将蜻蜓眼工艺演化到极致，孕育出独特的中国风格，规整大气，使之成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战国蜻蜓眼玻璃珠是中国古代玻璃中最经典的类型，结合“缠芯法”与“镶嵌法”制成。多见蓝、绿、白色玻璃胎，表面嵌黄、白、蓝色相间的的多层圆环眼饰，形似蜻蜓的复眼，因此俗称“蜻蜓眼”。其素雅大方的色彩布局、有限元素中蕴含千变万化，可谓魅力十足。
 
    成分检测表明，战国墓中的蜻蜓眼琉璃珠多为中国烧造的铅钡玻璃，少数是产自西方的钠钙玻璃。而西方玻璃进入中国还有更早的物证，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等上都有镶嵌的玻璃块，经检测成份为西方的钠钙玻璃，时在春秋晚期。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蜻蜓眼珠）

（日本美秀博物馆藏的战国蜻蜓眼镶嵌件）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的战国铜镜，镶嵌蜻蜓眼琉璃珠和玉璧）
  

    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各地工商贸易及文化交流更为发达，促使两汉时代的玻璃铸造业达到顶峰。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史称“丝绸之路”的东西交通大动脉，使长安经中亚直通罗马，极大促进了东西文化与商业的交流。再加上北方草原通道、西南佛教通道、南方海上通道等其他路途，使中国丝绸的出口，西方宝石、玻璃器的运入更加便捷。考古可见汉代墓葬出土的罗马玻璃器有碗、杯、盘、瓶等，在广西、广东、洛阳、江苏、内蒙古、新疆等地都有出土。

（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西汉淡绿色玻璃耳杯）

 
（广西贵县东汉墓出土的淡青色玻璃杯盘一套）

 
（广西合浦县文昌塔西汉墓出土的浅蓝色弦纹玻璃杯）

    在本土的玻璃工艺上，由“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可以看到汉代玻璃仍以仿玉为主题。种类包含礼器、饰物、葬具、容器以及带钩、印章等等，延续了战国铅钡玻璃的发展，礼器中，璧依然占据了很大比例，在陕西兴平茂陵一带发现的玻璃璧，形体颇大，直径超过23厘米。另外，琉璃含蝉、窍饰、握猪、衣片等葬饰形制丰富，如江苏扬州邗江妾莫书墓出土了敛葬用玻璃片近600片，江苏徐州北洞山出土了玻璃杯16件，河北满城汉代刘胜墓出土了仿玉玻璃耳杯、玻璃盘等。值的一提的是，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11对蓝色玻璃牌饰，长10厘米、宽5厘米，晶莹光洁，厚薄一致，是极为优质的汉代平板玻璃。
 
    当然，汉代玻璃器也包括如玻璃动物、耳饰、带钩、各色珠管、佩饰、玻璃容器、聚光镜、平板玻璃窗等品种，实用器极为丰富。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居住在昭阳殿时，“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照达，毛发不得藏焉”。喜好神仙的汉武帝，其起祠神屋的门窗皆 “琉璃为之，光照洞彻”，如此看来也并非现代才能做到窗明几净。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蓝色平板玻璃牌饰）

 
（香港关善明先生收藏的汉代琉璃小兽）

（汉代蓝绿色琉璃含蝉、琉璃窍饰）
 

（汉代常见的3种单色琉璃小珠）

    但战国的蜻蜓眼珠在汉代似乎已经失传或者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几种小型的单色珠串，且同坑出土量较多。主要介绍三种：一种近似圆珠形，多见于两广周边地区；第二种是扁环形，有蓝、绿、褐、透明色，多见于中原及北方地区；第三种是圆管形，以蓝色、绿色、白色居多，主要出于四川的羌族地区。
 
    战汉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玻璃发展的一个顶峰时期，形式多样，技法成熟，产品众多。但其后历经战乱，使得以往积累尽数失传。汉代之后，传统的玻璃铸造技术被西方吹制技术所替代，中国玻璃工艺逐渐进入转型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