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何碧玉1980年初到北京时只有20多岁，那时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汉学家。当时的她只打算在这里逗留一年，在大学里教教法语，巩固一下只学了两年的中文，然后回到法国，回到自己原本的专业，教古希腊语和法国文学。

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何碧玉1980年初到北京时只有20多岁，那时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汉学家。当时的她只打算在这里逗留一年，在大学里教教法语，巩固一下只学了两年的中文，然后回到法国，回到自己原本的专业，教古希腊语和法国文学。

在原本的这个规划里，中国对于她来说只是一段旅程，一个新鲜的世界，“没有想到在这里一待就是6年。”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从东到西，何碧玉穿越了半个北京，“在这段时间里，我离古希腊语越来越远。”但是她离中国文学越来越近，所以她开始写一篇关于沈从文的博士论文，后来她又翻译了《边城》《从文自传》等，回到法国后她和她的先生安必诺合作撰写了《京派海派研究论文集》，翻译了《上海的狐步舞及其他短篇小说》、杨绛的《杂忆与杂写》、池莉的部分作品等，他们翻译的余华的《兄弟》在法国引起很大反响。

就在今年6月，何碧玉获得了第十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但她似乎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与汉学结缘。“也许和我的家族有关。”何碧玉的祖父曾经在越南生活，并在那里去世，她的父亲小时候也在越南生活过，“父亲说，如果祖父没有那么早过世，他全家可能会去中国。”而祖母从亚洲带回来的一些物件让这个法国家庭以及当时还是小女孩的何碧玉对遥远的东方并不感到太陌生。

“我想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影响，一种宿命。祖父没有去到的中国，他的孙女去了，并与之结缘一生。”何碧玉说。

有些缘分带有宿命感，让人感叹；有些缘分实实在在，毫不造作。“我准备博士论文时，中国的朋友建议我写郁达夫、沈从文或者徐志摩。后来我读了这些作家的作品，选了沈从文。”何碧玉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有过一阵‘沈从文热’，那是文学重新恢复活力的时代，‘沈从文们’的作品从废墟中被发现、被阅读、被追捧。”

何碧玉说她到过沈从文的故乡——湖南湘西凤凰，“湘西就是我想象中的沈从文故乡的样子，但亲身到了这里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爱他的故乡，明白他的文章为何那么美。”

文学的确是两个遥远国度的人互相了解的最佳载体之一，正如何碧玉在一篇访谈中所说的那样“《兄弟》(中国作家余华的作品)在法国非常畅销，这是因为法国读者想要通过这本书，了解中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现在的演变，这本书是很好的缩影。”

何碧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前留影。

戈路 摄

何碧玉初到中国是1980年，而她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执教的77级大学生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届大学生，“恢复高考”改变了他/她们中大部分人的人生，而何碧玉也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有些学生比当时的何碧玉年纪还大，“大部分学生吃穿都很简朴但学习努力，有些学生水平挺高。那时的学生就像那个年代的缩影，有活力、有希望。”

何碧玉学习中文是为了换一种语言，换一个世界，而彼时的中国人也面对着刚刚展现在眼前的外部世界。外汇券、友谊商店、友谊宾馆里的特供餐食，这些已经远去的记忆，是新中国刚刚开放时的产物，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而对于何碧玉来说就是她在中国最初的生活。 “在物资还比较匮乏的年代我们还能吃到很多新鲜的水果，坐火车会给我们订软卧……”这些举措显得友好又带有顾虑，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真实的写照，让何碧玉感到新奇又困惑。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情况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界线在逐渐模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与外国人接触，外部世界慢慢变得不再陌生，而是向往之地，“是的，有中国小伙子追求过我。”何碧玉笑道。

“虽然那时的中国有点穷，但我很怀念。”何碧玉说，“我喜欢老北京，喜欢骑着自行车感受老舍笔下的北京，喜欢从北外到圆明园一路上的蛙鸣。”

如今的北京让怀旧者有点失落。从1999起到2019年，何碧玉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而她曾经熟悉的北京，尤其是她住过很长时间的海淀区变化很大，完全是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机场也变得十分‘高大上’。”

“我喜欢老北京城的那种氛围，旧风味儿消失了，我觉得很遗憾。但我也的确知道以前那种生活的不便利，我都知道。”

原来北京胡同里的房子，大部分被拆掉盖成楼房小区，也有一部分被北京的老城规划保留下来，依然住着老居民，甚至有一些被打造成保有老北京风味儿的商业街区。听到这些，何碧玉点点头，没说什么。

如果她现在再去湘西，看到被改造为旅游街区的凤凰古城，不知还是不是她想象中沈从文的故乡。何碧玉的先生安必诺在一次访谈中说她“一直很文学”，而这种“很文学”的气质大概就包括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