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ve House就像一座乐园，成为青年人逃离日常、开始做梦的避风港。
笔者本人从2020年末开始观看Live House，同时也喜爱酒吧文化。在阅读和查阅一些相关的文章资料后，在此浅谈一些关于Live House的发展史。
Live House 这一词起源于欧洲，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日本。
20世纪50年代日本兴起了一股摇滚新浪潮，部分音乐人将日本传统的流行音乐同摇滚乐进行融合。摇滚潮流在1959年达到最高峰，其中一些日本摇滚乐团更曾在电影中出现演唱。1966年披头士世界巡演到访日本武道馆举行公演，又掀起了另一波摇滚乐的新高潮。传统的表演场地没有办法满足这群新兴的音乐人，爵士音乐已经占领了绝大数的酒吧、俱乐部，而日本传统歌舞伎表演的场所又不适合，于是他们开始找一些废弃的仓库还有工厂进行表演。1973年日本第一家真正意义上Live House——Coffee House Jittoku（中文翻译为拾得）在京都诞生。
在这之后，Live House的名称和经营模式被东南亚各国广泛沿用。但在欧美，人们仍习惯使用pub、club等词来表示小型音乐展演现场。而Live house与音乐大厅（Hall）、体育场（Arena）和巨蛋（Dome）构成日本现场演出体系，同时欧美与日本的音乐演出场所也是Live House的前身。个人认为Live House 是和普通的拥有驻唱的酒吧是不同的。Live House演出的专业门槛不应过低。演出嘉宾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团和独立音乐人。演出规模较小，一般在200-300人之间，比较大型的则是两到三千人。演出场地应具有高质量的音响等硬件设备。Live House注重现场效果，隔音效果也远超各类酒吧，能让顾客尽情沉浸在现场的快乐中。比大型音乐节更便捷，更贴近乐迷。
虽然 Live House 这个场所类别名词诞生之后，迅速风行于日本及欧美地区。他们参照日本人经营模式与理念，将这一演出场所所特有的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但是目前使用 Live House 来做演出场所类型划分的国家和地区只集中在东亚地区，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还有中国以及台湾和香港等地。Live House 这一词在欧美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他们更喜欢使用 Live Music Venue、Rock pub、Rock club/Rock Venue 来代替我们习以为常的 Livehouse。英国利物浦的The Cavern Club 曾因披头士而成为全世界摇滚乐迷的朝圣之地。在1961年到1963年之间，披头士曾在这里表演了292场演出，积累大量的人气与实力。1973年，The Cavern由于原建筑的拆除计划不得不宣布停业，俱乐部原址也被填埋。1984年，The Cavern沿用了原先的设计风格在如今的马修街10号重新开业，并一直营业至因疫情停业前。从原址拆卸下来的砖块则被制作成了一面记录着曾在此演出艺人名字的砖墙，成为了俱乐部光辉历史的见证。
位于纽约曼哈顿布利克街的 CBGB，是纽约朋克与新浪潮的发源地。在这里表演过的知名乐队数不胜数，Television、Blondie、The Ramones、Patti Smith 等等。“CBGB”的意思是乡村（Country）、蓝草（Blue Grass）、布鲁斯（Blues），不过最后却成了朋克的诞生地。令人惋惜的是，因租金问题，2006年10月 CBGB 关闭，Patti Smith 在这里做了最后一场告别演出。
与欧美、日本相比，Live House在中国的发展大概要从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浪潮，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日渐增长，中国的第一批摇滚音乐人也随之涌现。
1983年在北京开业的马克西姆餐厅被认为是国内最早的Live House演出场所，为摇滚青年在西餐厅创造了一个“世外桃源”。 在这儿“摇滚教父”崔健第一次演唱了那首一曲成名的《一无所有》，黑豹乐队砸坏了唯一的吉他，贝托鲁奇开始筹拍他的《末代皇帝》，张国荣留下生前最后一张影像，而一脸稚气的姜文，捧着刚刚获得的金球奖，赖在吧台求着别人给他拍照。而被称为“中国摇滚之父”的崔健与马克西姆结缘最深。
作为中国最早有Live House性质的场所，马克西姆餐厅的消费却高的令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职工的月收入才六七十元，但在这家西餐厅吃一顿饭，却要人均一二百。前来看演出的也往往需要熟人介绍，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因此当时流传着“ 摇滚并不接近人民，摇滚只接近马克西姆。”的说法。
在账单价格难以承受，崔健、程琳、何勇等人还默默无闻时，"中国时尚教母"、时任马克西姆餐厅第一任总经理的宋怀桂就免费请他们来参加派对。那时在马克西姆餐厅的演出，还没有音乐现场或者Live House这样的词来描述，只能被叫作“趴儿”（party）。餐厅中间的地毯掀开就是舞厅，音乐响起，“趴儿”便开始了，崔健说这里的摇滚演出就像是“内部活动”。打破了所有枷锁的宋怀桂被他们尊称为“Madame宋”，在她的庇护下，中国摇滚乐发出了最早的声音。
李季是北京摇滚圈最早的演出组织承办人和Party 主人。1991年，已经谙熟走穴流程的李季在偏远的天坛电影院，租了个地下室创办了他的“钛金实况演奏室”，这是北京乃至中国第一个俱乐部形式的 Live House。1992年他转至崇文影剧院地下室开设了更为著名的“幸福俱乐部”，这里是当时众多乐队的天堂，是老外们唯一能找到并参与 Party 的场所，唐朝、黑豹、窦唯的做梦等乐队活跃于此。
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初，除了北京这个音乐文化重镇，全国其他城市的也出现了不少以酒吧为形式的演出现场。创立于1997年成都的小酒馆，应该是目前经营最久的一家 LiveHouse，赵雷在成名前便在小酒馆当过一段时间的驻唱歌手。同时期的上海、南京、深圳、西安等地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展演场所。如西安的“八个半酒吧”，南京的古堡酒吧等。
以上提到的各种演艺场所，和我们如今见到的Live House，仍有很大的差距。在那时，酒吧作为微型演艺场所，成为Live House的一种存在方式。LiveHouse大多依附于酒吧存在，即酒吧开辟一个区域性场所提供给乐队演出，客人以消费各类酒品为主，并不是专程为了观看演出。同时，由于音乐版权、商业演出许可等问题，Live House游走于灰色地带，经常同管理部门打游击战，大多处于地下状态。
如果以Live House在它的诞生地——日本的情况来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Live House可能还得从星光现场和MAO开始算起。
2006年北京星光现场的出现，才改变了Live House的“灰色性”。星光现场是国内第一家采用正规票代系统以及文化公安报批系统的独立音乐场所。从那之后，经营者开始向政府部门备案演出场所，采用正规票务系统，进入正规化经营阶段，Live House从地下走向地上。
进入正规化经营后，全国各地开始涌现出各种各样的Live House，但大多是单打独斗的模式，比较零散，未形成产业气候。Live House行业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发展着，进入平稳发展期。
时间走到2015年，Livehouse经历了一次倒闭、搬迁的浪潮。场地租金、闲置期成本过高是Livehouse普遍面临的难题，特别是在北上广一线城市。2015年北京的麻雀瓦舍宣布正式关闭，根据官方说法，房租上涨是压死麻雀瓦舍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5年前后，北京城市规划落地实施，鼓楼片区从稳定区变成商业区，与之伴随的是部分Live House的场地租金大幅上涨。而一夜之间驻扎在此片区的Live House们因租金与大环境问题难以存活，包括愚公移山、DDC在内的Live House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Live House的租金成了扼制发展的首要问题，存活下来成了这个关头的最紧迫事项。
连商业化做得很好的MAO，在2015年，也因租金暴涨，面临着“从鼓楼走不到MAO”的困境。于2016年4月27号结束了在鼓楼区长达10年的营业。2017年底经团队努力后，MAO Livehouse（北京）在五棵松涅槃重生。
面对不可回避的高额租金问题，Livehouse单打独斗的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也在那时，Live House的分水岭出现了。一边是承受不住天价租金的Live House被迫用一场最后的狂欢派对和观众说再见，另一边是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诞生——Live House开始进入资本化运作和院线化布局。
2015年，摩登天空获得复娱文化1.3亿现金和未来30亿投资计划的B轮融资，将线下演出作为公司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旗下Livehouse厂牌ModernSky Lab已进驻上海、昆明等城市。
2017年，Mao Livehouse获得太合音乐集团和君联资本的投资。不再需要担心温饱问题的Mao Livehouse开始大展拳脚，将品牌在全国院线化及精细化运营，并在全国十个城市多点布局。
除了受到资本的青睐，综艺平台也助力了Live House的蓬勃发展。2017年《中国有嘻哈》和2019年《乐队的夏天》等爆款综艺播出，使得Live House的主要演出群体——独立音乐人，开始逐渐活跃并出现在大众眼中。
从数据方面来看，根据道略音乐产业研究，2017年Live House票房收入增长较快，涨幅51%，并首次破亿达到1.25亿元；2018年Live House票房收入为2.5亿。而根据夜生活娱乐数据，中国夜生活娱乐市场规模超5000亿，其中，Live House约占市场比6%，约为300亿。2021年中国Live House票房收入同比增长了488%，观看人次同比增长了326%，但是推算五年以后Live House的市场能占36%的份额，未来5年体量预计达2000亿元。承载着年轻人对于社交与消费的期望，具有相当广阔的市场需求。
从拥有场馆的城市方面来看，重庆的坚果、郑州的7 Livehouse等在当地音乐场景深耕多年的场地，无论是在品牌影响力，还是场地设备条件上，随着近年来市场的繁荣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MAOlivehouse、Modernsky Lab、Voxlivehouse这样拥有产业经验与良好口碑的全国Livehouse品牌更是以连锁的形式，开遍大江南北。中小型演出的市场不断扩大，大城市里的Live House遍地开花。
2020年一场疫情，冲击着各行各业，依靠线下演出的Live House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场疫情不仅让Live House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浮出水面，更是让从业者不得不正视此前一直忽略的一些问题。
尽管Live House的票房收入逐年增长，但是在整个音乐产业的占比中始终是极小的一部分。根据艾瑞调研数据，若沿用全球录制音乐收入结构测算中国音乐市场，则线下演出的市场收入占比仅在3%左右。
在整个市场的寒冬下，一些Live House开始积极自救。如北京的Bluenote内部做起了音乐餐吧，疆进酒的场地开启了摄影打卡模式。
南京的欧拉艺术空间通过搭建乐迷与乐队的互动空间来进行自救。每期会邀请一位或一组音乐人，担任吧台酒保，为场内酒客提供服务。一度欧拉的入场券甚至一票难求，完全超出了主理人的预期。
经历了2020年上半年的艰难后，下半年Live House逐渐复苏。2021年在疫情可控的背景下，大量音乐人和观众涌入音乐演出现场，不少新品牌中小型Live House在各个城市开张，连锁品牌也在加速扩张中。
2022年，在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政策的背景下，行业再度按下暂停键，Live House老板们再度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从产业基础来看，Live House可以说是音乐产业的“毛细血管”，为原创音乐的发展一直在默默做出自己的奉献。
2022年2月21-23日，为期三天的2022首届Livehouse行业论坛在安徽原创音乐基地举行，带着各自对生存与发展的关心，全国八十多家LiveHouse的经营者第一次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一起，自发组织了“2022首届LiveHouse行业论坛”。会议从内容紧缺、成本压力、孵化品牌、创新业务、打造青年文化综合体和用文化反哺城市生活六个方面探讨了LiveHouse的现在面临的诸多难题与对行业未来发展的展望。
独立音乐依然是全球音乐产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乐迷群体不断扩圈的同时，Livehouse作为原创音乐最基础的出口，近五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速，三年疫情下行业在发展中遭遇挫折，但从未来的发展前景来看依然向好。
对于观众而言，一场Live House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消费和娱乐体验，在人声鼎沸的音乐现场，我们依然期待能够从声音中找到与自己生活的链接与共鸣。
作为音乐产业的一部分而言，Live House能够满足新一代年轻群体日益增强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独立音乐人和独立音乐平台发展，促进音乐风格多元化，促使音乐产业正向发展，它是打造音乐产业链良性闭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对于Live House而言，Live House不仅是情怀，更是一门生意。生意市场有相应的规则，光有情怀和热情不可能走得长远。尤其在互联网时代，音乐消费并不局限在音乐爱好者这一垂直圈层，而是有着更多横向连接的可能，这也是Live House未来发展的机遇所在。
总而言之，中国的Live House能从马克西姆餐厅埋下的一颗种子成长为如今市场估值2000亿的参天大树，希望能度过这波寒冬，迎接之后更美好的春天。音乐不死，Live House亦不亡。
参考资料：
eyelight：当我们谈论 Livehouse 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野格：50年代，她的跨国婚姻，经周总理特批
哎呀音乐（秦怡）：中国Live house二十年
钛媒体APP:Live House到底有多上头？
王润清：瞄准2000亿市场规模，Live House还算是「小众」吗？
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线上现场音乐演出产业研究报告
道略音乐产业（橘子）：苦尽甘来的livehouse
中国音乐财经网：向死而生，Livehouse的生存状况与未来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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