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问镜中像，不辨花香与墨香——忆著名画家孙运学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我们县城书店可以买到尼釆、叔本华、弗洛伊德、余华、余秋雨、海子等人的书籍，还有《诗刊》《星星诗刊》《花城》等杂志，那个时候我们也读不大懂，但就是喜欢翻看，喜欢神侃，喜欢拥有。当时，县城的几位师友如孙玉亭、钮博、鲍立志、王贞波等经常与先生聚首，就着一份水饺，两个小菜和两瓶啤酒，一起聊着艺术和理想，甚至到半夜一两点，无话可聊了，大家也舍不得散去。记得先生说过他的理想是去省会的大学里教书，他的理想似乎也就是我的理想，也是我今后的方向……

那个时候，县城在很多方面都是十分规矩的，先生有一台夏普双卡录音机，约一千三百元。在当时已近乎天文数字，能拥有一台则是品味的象征。随着邓丽君、朱明英的港台歌曲风靡全国，先生总是喜欢穿条喇叭裤，骑着他的白鸽自行车，挂上他的录音机播放着《甜蜜蜜》，穿梭于县城的小路。今天想来，先生的生活状态是那个年代大家对精神生活追求的一种落地，一个带有中国现实的文艺青年对现代生活的深深向往。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力量，无论身处何方，向往和梦想总是要从生活开始，从根性萌芽。

先生一直在县城工作，先后调整调离过三个单位，从印刷厂，到工会，再到文联，直至退休隐居在沂河之畔。接近半个世纪的工作绘画生涯，一直倾心于中国画创作。先生非常喜欢画牡丹，对牡丹的生长规律及品种分类如数家珍，从双勾到没骨再到浅绛，从晕染到冲洗再到泼彩泼墨，敏锐的直觉力和“以形写神”的能力，让他的没骨牡丹拥有了大批的粉丝。“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中国式的居家文化思维习惯里，总喜欢挂张“花开富贵”的牡丹图，而先生作牡丹，恰好在世俗文化和文人情结中契合到一个“值”，这个“值”刚好又是那个时代的审美共性，既要喜闻乐见又要笔墨格调，从王雪涛、陆抑非、于希宁等前辈的实践学习中，先生一直在构建属于自己的范式，在编辑先生的这些遗作中，有批水墨花鸟让我眼前一亮，所作的“四君 子”“荷花”“赏石”等题材中，能清晰地感受到先生学陈淳、学八大、学扬州画派等诸名家。出笔豪放飘逸，沉郁顿挫，在典雅与老辣中框定了其艺术形态的结构，依照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内美”追求，而又努力的贴近自然、贴近自我感受。

在齐鲁这块相近的文化地缘上，大家在艺术上的践行有着儒学道统上的共同认知，作品的社会世俗价值在“知行”中自我设定，在这些作品中我能感受到的是先生的真诚和性情。“传统之深、继承之道、创新之路……”先生求艺的路径其实质秉的是“心源”，而恰恰是这份“心源”让先生选择了自我屏蔽，自我蜇伏，隐居近二十年，二十年来与亲朋故交乃至家人几乎很少谋面，“心神竦然，即时闭户”或许是“傲”，或许是“倔”，或许是精神上的孤独与执拗，亦或许是对世间的人情冷暖、人情世故的有意逃避。

如今，先生己经仙逝，在整理这些故纸文堆中，我忽然有些失重，内心触发有起有落。尽管近些年与先生见面不多，只是偶尔短信沟通交流，但我从艺的源起，从艺的动力，从艺的情感根系，皆源于孙运学先生。

借问镜中像，心从何处生。（刘明波，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文联主席团成员。于2022年3月）

孙运学作品欣赏

《不辨花香与墨香》

纸本水墨

63cm×30cm

《春色岂知心》

纸本水墨

40cm×60cm

《清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