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新月划过林梢时向它放箭，这么做可笑吗？亚契人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他们知道月亮是活物，它在空中的身影会害kuja流经血，而这可能为猎人招致厄运。”

在《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下简称《编年史》）的尾声，本书作者、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罕见地引入了文明世界的评判视角。可笑吗？这个发问来得如此之晚，仿佛再早一点，在过往种种刻板印象的作祟下，面对原始部落居民的生存秩序，接受过文明洗礼的人类就会笑出声来。

不同于开篇时茫然扎进部落的失措，此刻的克拉斯特的确足以为瓜亚基人做出确凿的辩护。1963～1964年间，他曾与亚契人一同在巴拉圭白溪地区生活。初至白溪时，那里约有百口人，一年后剩70余人，待书付梓，部落人口则不足30人。而至本书英译版面世，当初作者生活过的瓜亚基部落已经消逝，成为“昨日的世界”。正如另一位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罗所说：“我们若是有幸能够研究某个原始部落，它自身一定已经开始腐坏瓦解了。”

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编年史》成为首届行读图书奖新知领域外文译介作品的得主，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翻开它。瓜亚基印第安人，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民族。编年史，几乎伴随年鉴、塔西佗、《资治通鉴》等名词一道在眼前显现，仿佛带有枯燥的原罪。

当然，“比肩《忧郁的热带》”的推荐用语还是颇具吸引力的。《忧郁的热带》是很多人发现人类学乐趣的入坑之作，而该书作者、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正是克拉斯特的老师。然而，虽然早逝的克拉斯特曾被法国学界寄予厚望，本有可能接过斯特劳斯的衣钵，他的著作或许也是结构主义人类学范畴内不可错过的篇章，但对于今天的中文读者来说，仍然可能抱有疑问：为何要去阅读一本有关瓜亚基人的田野调查？书中描述的异世界，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呢？

几次意外的相遇

《编年史》的英文译者是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凭借对他在《纽约三部曲》中创作的反传统侦探故事的喜爱，如果在书店偶然遇见这本书，我会愿意把它从书架上拿下来端详一番。

奥斯特在序言中向我们讲述了英译本出版的曲折过程，如他所说，那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972年，奥斯特身在巴黎，通过杂志上一篇兼具“诗人的气质与哲学家的深刻”的散文，他关注到了克拉斯特，这位年纪不到40岁、法国最被看好的新一代人类学家。两年后，奥斯特搬回纽约，尝试以翻译为生，《编年史》排在他书单的第一位。被数次拒绝后，终于有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它。然而，出版社因经营不善破产、克拉斯特在43岁的年纪因车祸意外身亡、译稿被辗转送到另一家出版社后莫名遗失。悲剧接踵而至，奥斯特绝望地写道：“似乎，我的译稿从未存在过……整个计划就这么跌入了遗忘的黑洞之中。”

奥斯特引人入胜的文字确实成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特别是这份译稿传奇般的结局：20年后，在旧金山的一次讲座现场，年轻的藏书家带着花5美元购自二手书店的校样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倘若此时我正站在书架前，了解过这些轶事，我可能还是会轻叹一声，然后小心地合上书，把它放回原处。我也知道聆听“远方的哭声”意义非凡，但我毕竟生活在北京，身处与同龄人一样的时代压力之下，有限的时间里，我还是更愿意读一些对工作和生活更有实际用处的书。

领到《编年史》的写稿任务后，我习惯性地打开手机上的阅读APP，点击“听书”并调至1.5倍速。

“Beeru！Ejo！Kromi！Waave！一个声音耳语道。一开始，这声音遥远而模糊，接下来却近得让我耳朵生疼。这语言陌生而怪异，我却能听懂。”AI男声没有任何感情，作为程序，他显然照章办事，对人类世界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皮楚基的孩子出生了！……婴儿降生这件事在这个部落中越来越少见……”我的注意力与睡梦中的克拉斯特一起被唤醒。接着，我把播放器调回正常速度，跟随人类学家的目光和脚步，穿越丛林，绕过毕剥作响的干燥篝火，隐入寂静的黑夜，目睹了瓜亚基人难得一见的诞生仪式。

当听到第二章开头的那句“浣熊并没有显得比往常更躁动不安”时，我拔掉了耳机。让AI技术和电子设备野蛮地出现在这个遵循自身秩序的原始部落里，我就如同在假借现代文明来炮制一幅一眼就能看出破绽的赝品油画。

我以最快的速度弄到了一本实体书。封套上是一个瓜亚基男人的背影，后来我通过第三章知道，他身上的一条条疤痕是在成人礼上留下的文身。把书从封套里抽出来的过程有种瓜亚基式的仪式感。它看起来像一方墓碑，在触感的指引下，我注意到硬制封面上的凹版工艺，瓜亚基语词和译文有序排布，如同一首等待解码的无声悼亡诗。

当我做好准备，去走近瓜亚基印第安人的世界时，却发现克拉斯特早已用他被克利福德·格尔茨称为“近乎过时的、前现代的平实”文风将我带入了异世界部落。《编年史》的中文译者陆归野与我有类似的感受。在出版社编辑朱艺星将这本书推荐给她之前，她并未听说过克拉斯特的名字。同样是被序言吸引，前两章她读得飞快。“我太着急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才会让保罗·奥斯特20年来始终念念不忘了。”

陆归野生于1992年，正在美国读文学博士，《编年史》是她第一次翻译图书，用的是笔名。除此之外，她不愿再对自己作更多介绍，因为“不太想让译者的身份与真实身份产生关联”。陆归野和朱艺星是豆瓣友邻，属于点赞之交。她猜想，编辑是因为常看到自己在豆瓣标记图书，发言又多侧重在对译文的想法，所以产生了她大概能胜任翻译工作的念头。

受学科背景影响，陆归野此前更多地将人类学视作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作为爱好者，她喜欢读民族志。《编年史》由法文版翻译而来，英译本是她的重要参照。事实上，陆归野参加过字幕组，翻译过漫画和纪录片，在出版社实习时也做过中英文校稿的工作。虽然本科时她就断断续续地开始学法语，但系统上课是在赴美留学之后，这些年，她一直有意识地在提升法语能力。“没想到第一次翻译书不是英文而是法文，多亏奥斯特，我的工作变得稍微简单了一点。”

现在，我手捧这本书，思绪停留在巴拉圭的密林间。克拉斯特走在最前面，身后是奥斯特、陆归野，还有全世界的人类学家、译者、像我一样带着好奇心的普通读者。我们都因为《编年史》与瓜亚基人意外地相遇了。

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翻开书不久，我就被一个问题困住了：它为什么叫“编年史”？

比较明确的线索是，第三章“回溯”对瓜亚基印第安人的历史做了大概的编年，但若想较为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个民族，读者需要自己根据书中的叙述去拼凑出一个轮廓。通读全书，我们很难得出克拉斯特在进行编年体式写作的结论。

梅特罗是克拉斯特的另一位老师，他有两条自我评价或许能解答我的困惑：首先，他把自己看作田野工作者，并非理论家；其次，他觉得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些编年史。梅特罗无意贬低编年史，而是想说像他这样的人类学家倾向于扎根一手原材料的写作，而不是高屋建瓴地在一个架构里写出深加工而成的理论作品。克拉斯特的著作中有大量编年史般的材料，没有过度的过滤和组织，因此给人极为生动的印象，以至我常常被故事吸引，忘记了它是一本扎实的民族志。

翻译时，陆归野觉得克拉斯特的写作很克制，除了每章都有的环境描写之外，大多时候他的文风朴实不张扬，符合我们想象中编年史“干巴巴”的写法。在她看来，克拉斯特的“编年史”是微观意义上的。全书共有九章，排序是一个瓜亚基人由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属于一个人的编年史。她特别提到，出于标题长度的考虑，出版社没有放上著作的副标题，如果翻译过来，是“巴拉圭游牧的猎人，亚契人所知道的一切”。“主副标题放在一起，读者可以从张力中看到克拉斯特的用心。主标题是以史家的身份为一个民族立传，副标题则把发言权让渡给瓜亚基人，那里有他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事。也是内外两种视角的碰撞。”陆归野说。

对于读者而言，克拉斯特的外部视角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这位“侵扰他们的自由，谋划他们的死亡”的人类学家，瓜亚基人或许不会发现他们自身的文化环境有什么特别之处。譬如巴拉圭酋长禁止部落谈论吃人这件事，但他们转述给克拉斯特时，完全不觉得吃人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地方。

克拉斯特在书中如实地记录了自己在部落的生活。正如奥斯特所说：“他是那种极为少见的、毫不犹豫就采取第一人称写作的学者，而最终的成果不仅仅是一幅他所研究的民族的肖像，也是一幅他本人的自画像。”但是，对于瓜亚基人来说，这个手拿糖果希望跟他们聊一聊的人，到底是谁？

在“食人族”一章里，克拉斯特有过一次自我的逗乐。他讲道，其实亚契人不吃人肉已经很长时间了，但可能是因为他最近总聊吃人肉的事，导致他们又想吃了。类似这样的内外视角切换是贯穿《编年史》的叙事方法。克拉斯特有时会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用波澜不惊的口吻说出让读者惊掉下巴的事情，有时又回到人类学家的视角，在现代文明的秩序里向我们做出解释。

对瓜亚基女人成人礼的书写令我印象深刻。他先是漫不经心地告诉读者，眼前的女孩正要接受成年礼，她已经是某个人的妻子，才刚来例假，但她有数个情人。之后，他才会详尽地分析部落一妻多夫的婚恋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风俗。了解事情的全貌后，我常常因自己读故事时的大惊小怪感到惭愧，并产生对现代性的一些不满。

《编年史》的中文译本出版后，很多读者在评论中谈起它小说般的阅读体验。从文学性上看，这本书为我们营造了身临其境的参与感。

克拉斯特常会把瓜亚基语词直接穿插进叙述中。有些时候，他很明显是故意使用原词，让读者处于迷雾之中。我们带着疑惑，反复跟同一个词语碰面，猜测它的意思，就像人类学家初入原始部落那样。待到某个节点，读者心中大约有了答案，他会解释词义，我们于是获得“我可能也有潜质成为人类学家”的成就感。陆归野开玩笑说：“如果背单词软件也是这样就好了。”

这样的巧思也鲜明地体现在叙述层面。通常情况下，克拉斯特会在讲完一桩故事或几个类似片段叠加后给出阐释与分析，但同时，他也在章节之间埋藏了诸多暗线。第一章里，他观察到瓜亚基人分橘子并不会直接递到对方手里，而是扔在地上，滚来滚去。在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习俗中，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件趣事，比起丛林里的美洲豹，分橘子看起来并不重要。但到第五章，讲到别开生面的蜂蜜大会时，克拉斯特才解释说，触碰在瓜亚基人眼中是具有攻击性的动作，所以分食物的时候要避免触碰他人。

可以说，阅读《编年史》是一段与克拉斯特一起逐渐了解瓜亚基人的旅程。文中还有大量溢出理论框架的毛糙小片段。比如，部落男青年看着《忧郁的热带》封面上的人笃定地说：“是我呀！”小朋友是克拉斯特的语言老师，但他们常会错意，教给作者错误的单词。这些故事没有抵达具体的解释，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得到确信的答案，也可能是人类学家留给读者的思考题。

文明的他者

在采访中，陆归野提起《忧郁的热带》结尾，斯特劳斯曾谈到西欧盛产人类学家的原因。他认为，人类学家是一种赎罪的象征。西欧社会的发展让一些人意识到自己的文明在局部走岔了路，因此需要以外部视角来自我反省，看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于是有了人类学家。

《编年史》第二章，让我放下耳机的那些浣熊出场的时候，它们正在用牙齿去啃主人用来拴它们的灌木和小屋柱子，“永远都在想方设法，想要恢复自由身”。本书附录里有一篇1980年法国《世界报》的评论，文中说：“现代社会教会了我们如何服从、如何命令；而原始社会的教诲与之恰恰相反，并力图压制这种‘不良欲望’。”

自由，这是亚契人，或者说人的天性。

克拉斯特站在文明世界的立场上总结道：“这就是亚契人的野蛮之处：沉默塑造了他们，这个令人忧伤的符号象征了他们最后的自由，而我太想从他们身上扒掉这层沉默了。”亚契人知道，丧失自由意味着自己将无处容身。但他们屈服了，消极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行至尾声，作者愿意记住他们的虔诚，但也提出自己的发问：“反抗又能带他们走向何方呢？”

倘若抛开理性的认知，瓜亚基人的自由生活令我感到由衷的羡慕。在罹患现代病的内卷社会，他们的故事让我意识到，原来人可以有如此纯粹的一种活法：坐拥富饶的土地，每天打猎2～3小时，没有外界压力促使我们去做过多“无所谓的生产”。

陆归野跟我讲起她今年暑假跟朋友的非洲之行。他们开车行进在马路上，路边树下坐着无所事事的非洲人。“可能你会觉得这是懒惰或落后，他们为什么不去工作？但其实他们不必，那里物产丰富，不需要卷就能过得不错。”当地物价很低，很好的房子日租金只消20～30美元。同去的朋友中有一位在湾区工作，听到房租价格，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可以马上让那个地方通货膨胀。“这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被深深围困在现代社会里的人才会有的想法。”

依照蒙田的观点，若按理性的准则，吃死人的食人族或可被称作蛮夷，依照我们的情况则不能，因为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比他们更加野蛮，战争就是绝佳的例证。“他们依然处于只求满足自然需要的幸运状态，超出的一切对他们来说皆是多余。”

陆归野注意到，很大一部分中国读者从《编年史》中获得了慰藉和鼓舞，一些人也跟我一样，幻想原始部落里纯粹的自由。她遇到的非洲人正如书里的印第安人，如果没有所谓的现代世界和文明世界加以侵扰，他们完全可以永远如此生活。

为什么现代人活得这么累？“我觉得这就是读这本书最大的意义。虽然在瓜亚基人面前，谈意义总显得有些可笑。但至少可以反思：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方式，哪里出现了问题？”陆归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