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国》是莫言的第三部长篇，从1989年那个多事之秋后，拖了两年才写完。这不是莫言唯一一部非一气呵成的长篇，他自己的说法，《蛙》也是写了几万字就放下，然后另起炉灶再写成的。优秀作家的预知力真是了不得。我记得1997年《三联生活周刊》才做了一期《酒神疯了》的封面故事，说山东疯狂的酿酒业；2003年才做《一年吃掉5000个亿》，深度报道全国各地的奢侈吃喝。也就是说，莫言在90年代初就锐利地割到了十年后才让我们都感触到的黑色肿瘤。更令人惊奇的是，小说中种种五花八门的吃法，被象征为侏儒的“余一尺”与各种名流女性的荒唐事，居然都成了二十多年后被披露的贪官丑闻。这叫什么样的批判现实主义呢？——我感觉是，莫言写了一部《提前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用极其锋利的手段，提前撕开了这血淋淋的黑色病灶。很难用概念对他的创作形态作一个归结。我只能说，莫言的批判现实主义超越了以往我们熟悉的概念，说它“魔幻”其实不准确，因为他只不过习惯了夸张，令你感觉到荒诞。他憎恶分明，嫉恶如仇，他的心在流血，他超脱不了，冷酷不了，刻骨着嬉笑怒骂，心却是软的，暖的，多情的。这强烈的爱憎、冷暖交织的态度，爆发出夺目的，令人震撼的色彩迸溅。

如他自己所说，这部小说的构思，其实只因一篇随意读到的文章《我曾是个陪酒员》而产生的触动。牛的是它的套装结构——外面包的故事是由小说中人物“莫言”，根据“酒国酿造学院勾兑专业”博士“李一斗”寄给他的小说，产生灵感而创作的。这个外面包着的故事是，省检察院收到一封举报信，举报“酒国”市以宣传部长“金刚钻”为首的官员吃婴儿，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因此奉命前往调查的过程。这个外面包着的故事是第三人称，里面套着文学青年“李一斗”以第一人称与“莫言”的通信，每一封信都附他写的一个短篇。这些短篇从《酒精》到《酒城》，共九篇，彼此连贯成实际的故事，其实是内核，写得都特别精彩。这个套装结构里外一直对应，了不起的是，套在外面的故事是里面故事的想象；里面的故事似乎是“李一斗”亲历，其实也是他写的小说；是小说，却又像现实，这就构成了似幻似假似真。

莫言回忆这部小说的创作时说，小说写完后，余华回海盐，他托余华将小说给了浙江的《江南》杂志。《江南》为难，没敢发。幸好，199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甄别了一下，食婴是假，就出版了。

小说外壳中，举报信是“李一斗”在“酒国烹饪学院”任教授的岳母在精神失常后写的。“李一斗”在他的第二篇小说《肉孩》中，描写了肉孩的买卖过程；第三篇《神童》描写了“小妖精”率领肉孩们的暴动。这个“小妖精”后来变成在《驴街》上开“一尺酒店”，腰缠万贯，左右着酒国经济命脉的“余一尺”，其发家，是因投其所好的一对双胞胎侏儒的父亲乃京城大官。“红烧婴儿”本是《烹饪课》中，“李一斗”描写他岳母在精神正常时研发的一道大菜。他岳母在讲授这道大菜时，特别强调：“我们即将宰杀、烹制的婴儿其实不是人，它们仅是一些根据严格的、两厢情愿的合同，为满足发展经济、繁荣酒国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人形小兽，它们本质上与鸭嘴兽没有区别。”

这是“李一斗”，而不是“莫言”的小说。医院里，人工流产的胎盘被当作补品是现实。“莫言”的小说中，描写“丁钩儿”到矿上，矿长书记给他接风的第一顿饭，在轮番的劝酒轰炸，使他的意识被酒牵引出躯体后，“金刚钻”出场，豪饮三十杯，压台大菜就是“红烧婴儿”——“那男孩盘腿坐在镀金的大盘里，周身金黄” 。令我想到“金发婴儿”的意象。在这场戏中，“金刚钻”告诉已经喝得神魂颠倒的“丁钩儿”，这其实是“酒国”烹饪的创新发明：婴儿的胳膊是藕，腿是火腿肠，身体是烤乳猪基础上加工的，头颅是银白瓜，头发是发菜。小说中也是真幻难辨，“莫言”是这么表达的：“明知盘里是，可怎么看都不是；明知盘里不是，但怎么看也是。”

这部小说，“莫言”所写外面套着的部分是荒诞——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在去矿山的路上，就经不住女卡车司机的勾引。进了矿山，就像泡在了酒缸里，酩酊大醉如死狗；然后又被情色牵引，怀疑女司机是“金刚钻”所设圈套，幻觉“金刚钻”以捉奸与他交易。这部分写得最精彩的是，酒色导致的躯灵分离，意识如脱茧飘飞的蝴蝶，能悬在空中；在袅袅香雾中，又能任意附着；视觉能任意放大、缩小，改变物体的形状。这是志怪小说里的常用伎俩，莫言用现代想象，将其夸张到令你大呼过瘾的程度。在这个外壳小说中，“丁钩儿”是个悲剧角色，他一上卡车就不由自主；到了“酒国”，就如堕入酒色之海，神不守舍、浑浑噩噩、狼狈不堪、个体尽无，一直如在五里雾中，最后掉进粪坑淹死了。小说扉页，他的墓志铭是：“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兄弟。”我理解，莫言以这个外壳，是要写腐败这个毒瘤中，公务员们的身不由己。身不由己构成了生态链，或者说，生态链使无数人身不由己。墓志铭中的“兄弟”，应该就指这根链上的无数有血肉者。这恰恰构成了酒池肉林的繁华腐败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外面套着的故事，又成了内核；里面“李一斗”那些小说，又变成外壳了。我其实不喜欢莫言小说中必然要写到的残酷。“李一斗”小说中的残酷是不断升级的，从驴街上的杀戮，这条街上“每一块石头都浸透了驴的鲜血，每一个厕所都蓬勃着驴的灵魂”，到《烹饪课》上杀鸭嘴兽、给肉孩放血，《采燕》中不忍卒读的屠牛与洞中群燕的泣血啼血，正是这些残酷杀戮绽放了“酒国”的美味佳肴。这当然是全国各地，当街杀羊杀狗杀驴杀牛，在动物凄厉告别声中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的缩影。按“李一斗”岳母未疯前的理解，既然饲养的牛羊猪驴狗都可肆意用各种残酷方式宰杀，那么，饲养的婴儿亦是动物的一种，只要褪去“人”的标识，就不必再有道德压力了。这“肉孩”形成一个供人追问的惊叹号，这是“李一斗”那些短篇更刺激我神经处。

莫言小说中，经常有一个咒骂与厉声责问者，这小说里，他是那个鄙夷、痛骂“丁钩儿”的，用双筒猎枪守卫烈士陵园的老革命。这个老革命脸上的器官，后来被饿鼠全部啃光，“丁钩儿”开枪打鼠，又将他的脸打成“千疮百孔”。

这个套装结构的结尾，“李一斗”迎接“莫言”到酒国，“金刚钻”又出现在酒席上，“莫言”又开始重蹈“丁钩儿”的覆辙。这小说1993年出版时，莫言在后记里说，被《我曾是个陪酒员》触动，他本来就想单纯地写“酒中自有黄金屋，酒中自有颜如玉”，但真进酒场，就入了奥秘社会。读完这小说，我想到：一是，优秀小说的警示、警醒作用，其实乃极重要的社会保健品，粉饰的甜点反而破坏健康；二是，当年这小说问世，若党的干部们都能读到而有所触动，之后的众多悲剧大约可减少许多。我这当然是一厢情愿、自以为是。中国文学之可悲就在，要不被斥为“利用小说反党”，夸大了其作用，要不被鄙为“小说家者流，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太不把反映社会脉动的小说当回事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