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11月29日，《上海租地章程》公布。由此，近代上海的第一个租界设立。

　　近代上海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英、美、法三个租界，坊间传闻的“日租界”是不存在的，1862-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后成为公共租界。

图说：近代上海租界华界分布图

　　英租界于1845年设立，初期范围大致为洋泾浜（现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厂（现北京东路外滩一带）以南，1846年时划定以界路（现河南中路）为西界。1848年“青浦教案”发生后，其西界拓展至现西藏中路一线（填没前为“泥城浜”，是租界当局在1853年时为免受“小刀会起义”侵扰而将原西界的小河深挖拓宽而成的），北界达吴淞江（苏州河）南岸。1899年西界再次拓展至静安寺一带（西北角至小沙渡，约现西康路临苏州河边）。

　　英租界对于路名有整体规划性的确立大约是在1862-1865年，在此之前其界内已辟筑的主要路段，虽大多也有其各自的名称，但总体上无特定的规则可循。当时在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与租界工部局对于道路命名规则的整体规划后，英租界内对于主要道路名称命名的规则大体上得以确立（其规则不包含一些如仁记路、盆汤弄之类的小路），即南北走向道路一般以中国省份的名字来命名（如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等），东西走向道路一般以中国城市的名字来命名（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等）。广东路与圆明园路是比较典型的例外，“广东路”据吴志伟著《上海租界研究》一书195页解释为：在近代一段时期，广州和广东的英文均写作Canton，而且还主要作为广州的的英文名。但在上海原本应叫作“广州路”的Canton Road被译成“广东路”。圆明园路原本“上下两条”，后“上圆明园路”改名为“博物院路”（路名源于该路旁有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上海博物院），即现“虎丘路”的前身。上述这些路名均位于现西藏中路以东，且因没有殖民色彩，其主体部分很多都被保留到了现在。1899年，公共租界西拓后，对于泥城浜以西新辟筑的道路，大多没有采用原先的那套命名规则。此后的新路一般以西人名字来命名的较多，偶尔也会出现以外国地名来命名的道路。

　　美租界大致设立于1848-1852年，初由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在虹口“永租”吴淞江（苏州河）以北，虹口港以西，50余亩土地起设。约在1862-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的同时，时任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曾向上海道提出过租界扩张的要求。因而，这条扩张线后被称为“熙华德线”，大致范围以西藏路桥北岸为起点，向东至杨树浦，在沿杨树浦向北三里后，拉一直线回到起点，并将线以南划入租界。这个扩张方案大致到1893年才基本实现。1899年公共租界再次大幅扩张后，租界在苏州河以北的范围，最东拓展至现军工路黎平路一带，现闸北虹口一带诸如天目东路武进路等，都曾一度是租界和华界间的分界线。

　　美租界及后来苏州河以北公共租界，对于道路命名规则的掌故相对不多，在洪建新《旧上海租界当局命名路名之商榷》一文中，曾提到过一些以亚洲其他国家城市来为上述区域道路命名的例子。如：Seoul（西哑-首尔）现西湖路、Delhi（但里-德里）现广德路、Kandahar（刚达哈尔-坎大哈）现临青路、Bangkok（朋卡-曼谷）现福宁路、Kabul（客勃尔-喀布尔）现凉州路、Colombo（科隆布-科伦坡）现广州路、karachi（客拉契-卡拉奇）现眉州路、Simla（辛拉-西拉姆）现洞庭路、Quetta（开答-基达）现松潘路、Sandakan（山达刚-山打根）现定海路等，前后约十余条。这些路名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且当时的汉译与现在习惯称呼有所不同，大多于1915年时就被其他路名所取代。

　　法租界于1849年设立，起初范围大致为洋泾浜（现延安东路）以南、周泾（现西藏南路北段）以西（西南端约为现桃源路东段、云南南路南段一带），南临上海县城的护城河（现人民路），东南端约至当时的福建会馆（实则为福建“泉漳会馆”的别业，也称“泉漳北馆”，当时位于“北门外”）。1860-1861年时任法国驻沪领事以“当初划界时误把福建会馆当成潮州会馆”及“需为法国皇家邮船公司找寻使用土地”为由，将法租界的东南角再延伸至小东门通黄浦江的小河边。1898年“第二次四明公所冲突”发生，1899-1900年法租界当局借此事件在与清政府谈判中提出租界扩张计划，并最终大部分得到实现，拓展后的法租界北临北长浜（现延安中路），西至顾家宅关帝庙、南临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法租界的这次拓展中，法国人原本还曾计划将浦东及吴淞的一部分也都纳入此次扩张的范围中，后因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而终未能实现。1914年是法租界最后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拓展，自那时起，其西界大幅扩张至当时徐家汇路（后海格路，现华山路）一线，南临肇嘉浜。

　　法租界的路名存在多种形式并存的情况，如有在同时期内中文与法文路名不同的道路。如现金门路，据吴志伟著《上海租界研究》一书的说法，该路在1872-1943年间的法文路名为Rue Protet（来源于法国军官卜罗），在1904年的《上海行名录》中称“恒德当街，Rue Protet”，1917年童世亨编《上海法国旧租界分图》中把该路标为“典当街”，1918年《行名录》：“典当街，法名Rue Protet”。另一方面，也有同时期中文与法文路名基本相同的道路。如现淮海东路，在1874-1875年的《行名簿》上中法路名曾分别记录为“宁波马路”与Rue de Ningpoo；又如现金陵东路旧时曾名“Rue du Consulate”，与其同时期中文名“公馆马路”意思趋同。还有以中国地名来命名的道路，如现龙潭路，旧时曾称舟山路；又如：枫泾路，旧时曾称福建路。进入20世纪后，法租界在新拓区域中曾经出现过一大批以中国山川河流名来命名的道路，但这些道路当时没有相对应的中文名字，也未注明Rue、Route等字样，如果将这些特殊路名翻译成中文的话，大家或许会对其中的某些路名似曾相识，如：现崇德路曾称“黄河”、现淮海中路东段曾称“西江”，现自忠路曾称“雅砻江”等。这些路名至1906年后，多改成以法国人名字为主的路名，这种以法国人名字来为道路命名的方式，也成为后来法租界当局在为道路命名时的主流。

　　1943年汪伪时期，曾为“去殖民化”对上海原租界内外的路名做过一次大规模的变更。以往在租界内外以西人名字来命名的路名多被去除，取而代之的路名中有相当一部分一直沿用至今，如武康路、衡山路、富民路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也对于上海的路名做过一次规模不大的调整，复兴、建国、中正、林森、英士等词汇融入到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道路中。

此外，在如今上海的市区中，许多以“中国地名+东、南、西、北、中路”模式而定名的路名也多是在1943-1946这段时期内被定下的。“魏德迈”在“二战”后期曾接任史迪威成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国民政府曾在1947年时以他的名字来为一条道路命名，这条道路就是现在的邯郸路。

1949年后的路名更换工作幅度则更小，以延安、瑞金、淮海等词汇为标志的路名开始出现，近代上海道路名称的变迁至此基本告一段落。

作者：邱力立

来源：王阳明66 说上海（微信号：A1891859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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