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富城当年所留的发型，成为众多青少年模仿的对象。

　　60年影响力访谈 第七期 郭富城

　　1997年春节刚过，辽东半岛一个偏远的小镇上，17岁的女孩李丽走进发廊，指着墙上一幅粘贴画，“师傅，给我剪成那样的”。粘贴画里的少年长相俊美，一头短发尤为帅气，四六分开，像一只优雅的“蘑菇”罩在头上。

　　在那个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是所有少男少女的理发标杆。追求“蘑菇头”就像今天的90后热衷非主流一样盛行。俊美少年就是当时香港乐坛炙手可热的“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发型也因人而名，曰：郭富城头。

　　其实，1997年的郭富城，已经不再梳着“郭富城头”，就如那一年在他身上发生的诸多变化。经过多年的打拼与等待，他终获“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当身边的很多人忙着移民的时候，他受邀在香港回归晚会上高唱《渔舟唱晚》，默默感受“祖国真的好厉害”，然后把一纸移民证书尘封。

　　再后，他的演艺中心移向内地，开始了另一段辉煌。

　　庆幸回归前未移民

　　1997年，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是个分水岭。作为当红的艺人，郭富城说“那是我的转折年”。

　　那一年，凭借不懈的努力，作为一名歌手的郭富城终于得到认可，荣获当年香港“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并在此后三年蝉联。“四大天王”中，郭富城最后一个获得该奖项“天王”之名终实至名归。

　　除了久违的认可，这一年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最重要的当然是香港回归。对于香港人而言，1997年的香港回归是曾牵动每一位香港市民的重大事件，郭富城也不例外。他说，在“殖民”的境地中长大，1997年的香港回归，是身份的转变，更是内心的沉淀与救赎。

　　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强调“马照跑，舞照跳”的“一国两制”，但政策当时毕竟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一些忧虑的港人开始办理移民，“对一般市民来说，他们习惯安定的生活，他们不知道回归有什么冲击，不知道究竟社会里有没有什么改变、法律上有什么改变”。

　　身边的朋友也开始移民，在一段特定的日子里，去机场送别亲友竟成了日常的一部分。郭富城也想过移民，并也办理了手续，“当时真的会有忧虑，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所以我也办过移民，申请都提交了”。

　　但最终没有成行。

　　不是走不了，而是觉得自己的根还是在香港。父母亲是从东莞过来的移民，经历过太多生活的艰苦，年老只求安稳的生活。“所以，我觉得1997年这个界限，还是会以爸爸妈妈为中心点，办的所谓的移民只是一种安全感”。

　　除此之外，作为郭富城本人，他承认对于当时的香港，“还是抱有期待”。与金融界等不同，香港的演艺圈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极少同台的“四大天王”最终在回归庆祝晚会上联袂演唱《渔舟唱晚》。

　　这个机会他很在意，作为娱乐圈的一分子，有机会踏上这个舞台，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虚荣感，“这就是我们做艺人能够看到回归祖国，你的分量是一种象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娱乐圈的一个成员”。

　　遥想当日情景，一切历历在目。他说，1997年回归是非常难忘的瞬间，心情是很重要的。殖民地这么久了，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我们这一代有幸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瞬间。

　　另一件至今让他想到都还很震动的事，是在看到香港警察改换帽徽的时刻。“内地警察的服装，颜色、款式跟香港是不一样的。如果回归后会变，那么应该这些都会跟着变。结果第二天一上街，发现好像没什么变化。一切照旧。除了警察的帽徽更换了，一切好像都和原来一样。”

　　如今的事实证明，郭富城当年的选择没有错，而很多曾经移民的朋友又纷纷迁回，或在香港重操旧业，或进军内地大展拳脚，借着中国内地经济腾飞的火车，把握住大好时机，他们的业务“梅开二度”。

　　他有时不禁暗自庆幸，大呼“还好当年没有走”。

　　带动两岸三地音乐交流

　　1997年，电影《风云》开拍，郭富城开始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往返跑。这是他在内地待得最久的一段时间，尽管以前也多次来过内地做宣传，但这次的认识最深。

　　他喜欢上海，因为这里最有香港的感觉。郭富城1990年由一辑摩托车广告，从台湾地区一炮而红。三年后，上海召开第七届全国运动会，郭富城被选为“全运之星”，因此，他得以有机会在内地不同城市之间宣传。“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是很好奇，因为每一个城市都不一样，上海、天津、深圳都不一样。给我的感觉上海一直以来是以前所谓的小香港。”

　　彼时，内地流行音乐市场方兴未艾。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放台湾流行音乐节目“潮———来自海那边的歌声”，王杰、小虎队、姜育恒、黄莺莺等台湾当红歌手第一次通过官方媒体为大陆所知。

　　郭富城的诸如《对你爱不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等歌曲已经风行，内地已广泛流传着香港歌手的翻版碟。1993年“四大天王”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当时满街都是港台流行音乐，人们模仿港台明星的穿着打扮，粤语突然成为了年轻人竞相学习的对象。

　　而留着郭富城一样的“蘑菇头”、每天以十分钟一次完成右手五指伸开从脑门的头发顺过的动作，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酷”。

　　前段时间，他与内地合作拍一部连续剧，其中大部分都是内地的演员，“她们大都是20多岁的女孩，她们会跟我说，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念书，我们班里的小孩子都留着你的头发。原来我这个时间来到内地，也造成了这个时间里观众对郭富城的兴趣。”

　　郭富城是第一个以国语歌进军内地的香港歌手。当时，他在上海献唱，本来还担心听众不大熟悉他的歌曲，但后来竟发现他们连当时的新歌《雨中感叹号》也能琅琅上口。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的香港乐坛，步入了一个繁荣的黄金时期，但此时在内地流行度更广的则是台湾普通话流行歌曲，因为当时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律要求唱“普通话”，粤语作为一种地方语言，其歌曲只能在其电视剧和电影先流行于内地后，凭借盗版磁带慢慢渗透进内地，由此便无法与香港流行乐潮流同步。

　　“在这个时间里，内地所谓的音乐交流和香港、台湾并没有很蓬勃，我觉得从自己出来的时间里，好像也带领了所谓的一种风气、潮流，对我们开始在香港发展的歌手或者是在台湾发展的歌手，慢慢让内地的观众有越来越多的渠道去了解，有多一点的所谓的音乐上的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在这一点上，他有清晰的认识。

　　当时，以往在北京开演唱会的艺人，最高纪录是120元人民币一张门票，然而郭富城在首都体育馆演出两场，门票是180元一张，破了纪录，而且宣传海报贴出后，迅即被人取去。

　　学习普通话主攻内地市场

　　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国政府推行“母语教学政策”，开始加强对香港的普通话教育。然而，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前，所有学校所教学的官方语言都是英语。郭富城读小学的时候，附近只有一个名叫“苏浙小学”的学校有国语教学，“大家很好奇，但是都没有机会去学”。他还记得，第一次到台湾工作，除了自己的名字，“一句国语也听不懂”。

　　1997年开始，郭富城连续夺得三届“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演艺事业如日中天。香港的回归，也让他的演艺市场中心内移，首当其冲的，便是国语的学习。现在，他已经可以全程用国语接受访问，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人不敢相信，嘴里还会不时冒出诸如“康庄大道”这样的正统词语。

　　他说，其实也没有刻意去练习过。“这都是工作逼出来的。”他笑着说，“应该是1997年以后，尤其在这10年的时间里，回到内地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所以，念国语就会慢慢进步”。

　　每一次他在录音棚里录国语歌曲，都有一个来自北京的普通话老师陪伴着郭富城。他说，自己的普通话主要是“这么多年在配音棚里老师教给我的”。

　　郭富城说，香港人对于普通话的认同，始于上世纪90年代之后。那时候，在香港学习普通话成为一种时髦，“香港人之所以这么‘拼命’地学习普通话，是因为他们终于明白做一个中国人，又怎么能不会说中国话？”

　　而在2002年1月23日，香港特区立法会终于通过议案，促请特区政府制定有效措施，提高市民的普通话能力。

　　现在，郭富城基本上一年当中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一定是在内地的，包括广告、音乐、演唱、电影。他觉得最重要是宣传，因为肯定要在内地的某一个大城市去演出，要跟很多不同的传媒去访谈、交流“这些都必须用国语”。

　　“老实说现在已经有一些内地的剧本、内地的导演都找我合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已经把两个地方的演艺工作者拉得更近，已经融合在一起。”更多的回到内地，他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他所代言的广告也更多来自于或者服务于内地市场。以前香港的广告，只是针对香港。现在发展到内地的市场，在签约上就会定很多的条件，内地很多不同的城市都要跑。以前在香港只有两个活动，但是在内地会有十几二十个活动“当然报酬也会增加”。

　　谈及未来，他说可能要在内地有一个分公司处理一些事情“可能会成立一个工作室在内地，请一个专门的人在内地帮忙。”他笑称，随着内地市场越来越发达，工作量会越来越多，到内地的工作会越来越多，“甚至在内地找一个房子，真的要移民到内地来。”

　　本报记者 刘伟 根据凤凰网采访整理

　　(感谢凤凰网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