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丨超过1亿独居人口：中青年为何独自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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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肖帆（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刘一笑（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责编：钱岳

中国正在经历家庭规模的小型化。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户的平均规模仅为2.62人；一人户（one-person household）数量的迅速增加是推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到2020年，我国独居人口已达1.25亿，其中20-59岁人口占比超过63%（约7979万）。独居的增加正在颠覆传统的家庭结构。

与数据一起披露的，是中青年群体独居生活的一些场景，网友们戏称这种生活方式为：“一人独居，两眼惺忪，三餐外卖，四季淘宝，五谷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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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的风潮是由西方发达经济体引领的全球趋势，也是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人口变化之一。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独居水平更高。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独居的兴起也逐步扩散到发展中国家。

在人口转变、人口迁移以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独居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Cheung and Yeung, 2015; 2021）。独居作为一种居住安排和生活方式，在西方语境中往往与个人主义的流行和标榜独立的城市文化相伴相生。当前，探讨中国以及中青年（20-59）这一特定年龄群体独居行为的研究依然较为有限。

基于此，我们最近发表在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期刊上的论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

在1990-2010年间，哪些关键因素推动了我国中青年（20-59）独居人口的增加？以及，上述因素对不同性别与户籍的中青年群体是否有不同的影响？

我们使用的数据是1990、2000与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集体户口所代表的人群比较特殊（多为住在集体宿舍的大学生或工厂职工），我们的分析仅面向家庭户人口。

1990-2010年，超过六成的中青年独居者是男性，但女性的占比不断增加（从1990年的20%增加至2010年的36%）。“中青年独居者中男性居多”这一现象与独居老年人的性别分布有所不同：相比老年男性，老年女性更有可能独居，这可能源于女性的平均寿命更长。

中国中青年群体中，独居者的比例从1990年的1.6%上升至2010年的3.2%，中青年独居者的绝对数量也从1990年的927万上升至2010年的2514万。通过对中国1990-2010年中青年群体的独居比例的变化进行分解，我们发现，人口迁移是导致中青年独居增加的最关键因素，婚姻行为的变化次之。

近年来，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由此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迁移。由于中青年正处于工作年龄阶段，是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流动人口，又称迁移人口，是指离开了户口登记地半年及以上，在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即人户分离的人口）。因此，与主要因配偶去世或子女离巢而独居的老年人不同，中青年群体的独居更多来源于迁移。

此外，作为第二次人口转变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婚姻行为的变化也是导致中青年群体独居增加的重要原因。近些年，个体化的家庭行为逐渐兴起（於嘉、谢宇，2019），中青年不断推迟进入婚姻的年龄，离婚甚至不婚的现象开始增多。这些都会导致中青年群体独居时间延长、独居比例升高。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青年女性而言，教育水平的提升是促使其独居率上升的另一个主要推动力。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女性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这为她们在选择居住方式时带来了更多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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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通常意味着可能需要独居。由于城乡户籍壁垒的存在，农业户籍迁移人口的独居可能性显著高于非农户籍迁移人口。前者为了节省成本，通常独自迁移到城市，其家庭成员往往留在农村；而后者的迁移可能更多出于工作变动，其家庭成员也有更高概率跟随其一起迁移。

与此同时，迁移对独居影响的性别差异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1990与2000年的数据显示，男性迁移者的独居概率高于女性；而到2010年，性别差异消失甚至发生逆转。分户口的模型表明，这种迁移效应性别差异的变化在农业户籍的群体中更为明显：在2000年及之前，女性迁移者独居的概率显著低于男性迁移者；而在2010年，女性迁移者独居的概率显著高于男性迁移者。我们认为，这或许与近些年在公领域（public sphere）发生的性别革命有关。在早期，农村男性为了“挣钱养家”往往独自迁移，农村女性的迁移更多表现为“随迁”（例如作为家庭成员的照护者而迁移）；但随着近些年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农村女性也开始承担起“挣钱养家”的责任，她们为了自身工作等原因独自迁移的概率也在升高。

相比于处于在婚状态的中青年人，处于非婚状态（未婚、离婚与丧偶）的中青年人更可能独自居住。对女性来说，离婚者一直具有最高的独居率；但对农业户籍的男性来说，2000年及之后，未婚者开始呈现最高的独居率。

教育水平越高，越信奉个人主义，也越有能力实现独居。因此，与已有的研究发现一致，在总人群中，教育水平对独居行为的影响是正向的。但更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教育对独居的影响存在性别与户籍上的分化。例如，在农业户籍的男性中，我们发现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人的独居率反而比初高中学历的人更高。我们认为，成婚困难是导致农村低教育水平男性具有较高独居率的重要原因。

此外，对于女性来说，大学教育显著提高独居率，但大学教育的这一效应对农业户籍的女性比对城市户籍的女性更为明显。针对西方的研究表明，在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文化背景下，教育对女性独居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强，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这样的文化中，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不符合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如贤妻良母），从而难以寻找到合适的伴侣。这个结论或许同样适用于中国农村（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性别文化更为保守）：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女性可能在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s）方面更具挑战，男性更可能不认为这些女性是有吸引力的潜在配偶，同时这些女性也可能更倾向于保持单身，从而导致独居的可能性较高。因此，当人们讨论城市地区的“大龄未婚剩女”现象时，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户籍女性，也许更应该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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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婚姻状态、教育水平、人口迁移这些因素与户口制度交织在一起，共同勾勒了我国中青年男女群体的独居图景。然而，我们承认，独居的增加并不仅限于上述原因。个人主义文化的盛行以及城市住房政策的变化都会影响居住行为。此外，受限于普查数据所提供的信息，我们无法识别哪些独居是出于主观选择，哪些是迫于现实，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也无从得知被调查者报告的独居是一种暂时性的过渡，还是打算长久坚持的生活方式。

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使大家关注到那些独自生活的中青年群体，特别是没有家人陪伴的乡城流动人口、农村成婚困难的低教育水平男性以及独自迁移的农村户籍女性。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独居对这些人群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方面所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此刻的你是否正在独居？你认为独居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还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反映？与传统的居住方式相比，独居是否更能够满足个人的需求？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Xiao, F., & Liu, Y*. (2023). Understanding living alone among the young-and middle-aged in China (1990-2010): A gender perspective.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1-29.

Cheung, A. K. L., & Yeung, W. J. J. (2021).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young adults’ propensity of living in one-person households. Demographic Research, 44, 277-306.

Cheung, A. K. L., & Yeung,W. J. J. (2015). Temporal-spatial patterns of one-person households in China, 1982-2005. Demographic Research, 32(44), 1209-1238.

於嘉, & 谢宇. (2019). 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 人口研究, 43(5), 3-16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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