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并辉”展厅的三星堆青铜大面具。
刘裕国摄
三星堆出土的扭头跪坐人铜像。
刘骐恺摄
商代铜象尊。
张鸿腾摄
连日来，位于成都杜甫草堂旁的四川博物院人气很旺，正在这里举办的“山高水阔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以其宏阔的视野、珍贵的文物，吸引了社会广泛关注。
此次展览集结了10省48家文博单位的文物精品，几乎覆盖长江全流域，518件(套)展品中，一级文物多达209件，系统呈现了长江流域青铜时代的文化面貌，生动诠释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和深厚的文化自信。
神秘巴蜀
青铜器是古代物质文化的一种典型器物，在文明起源探索和早期文明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长江流域青铜文明高度发达，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巧的青铜器。此次展览以巴蜀、荆楚、吴越三大文化圈为代表的青铜文明为主线，精选文化内涵深厚、艺术审美独特的文物，展现商周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各地区文化异彩纷呈而又相互交融的景象。
展览第一部分为“巴蜀并辉”。步入展厅，幽蓝“星空”下，三星堆青铜大面具赫然肃立，引领观众走近神秘深邃的古蜀文明。
此次展览的总策展人、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丹介绍，巴、蜀是先秦时期四川盆地并存的两个重要古国。以三星堆、金沙、马家木椁墓、青白江双元村船棺墓等为代表的古蜀文化遗存，和以罗家坝、涪陵小田溪为代表的巴文化遗存，在这一部分共同展出，再现了长江上游巴蜀文明并辉共融的图景。
展厅里，三星堆遗址今年新出土的3件文物备受瞩目，这是它们首次公开展出。戴着尖头冠、眼睛突起、面容夸张的小立人铜像，此前在媒体发布时便引起关注，被网友戏称为“奥特曼”。小立人铜像双手在胸前虚握，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某种仪式上的动作。
另一件扭头跪坐人铜像，头发高高竖起，头扭向身体右侧，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造型十分独特，令人过目难忘。
一件鸟形金饰前围了许多观众拍照。这是三星堆首次出土鸟形金箔片，造型精美，长约30厘米，宽约18厘米，整体厚度仅0.12毫米。此前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和其他器物中就有不少鸟的形象，而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的金沙遗址也曾出土著名的“太阳神鸟”金饰。此金鸟头部似有残端迹象，专家推测曾有鸟喙或冠饰。
一枚刻有奇特巴蜀图符的青铜印章吸引了笔者注意。印面下部两侧各有一人，似伸手相握，双手似托举一图形符号，符号两侧各有一口向上的铎，两人之间置一罍。“这枚印章出土于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木椁墓。这是四川境内迄今所见先秦时期最大的一座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于文献记载的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根据墓中出土的高级别铜器群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古蜀国的蜀王，而这件青铜印章应为蜀王用印。”谢丹告诉笔者，依据《周礼》等古代文献中的记载来看，印章上的两铎图像应该代表宣布国家政教法令的木铎和下达武事命令的金铎。这组巴蜀图符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蜀地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例证。
战国时期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是成都平原出土的一件重要文物。壶身满饰嵌错图案，以三角云纹为界，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为采桑习射图，中层为宴乐弋射图，下层为水陆攻战图。谢丹介绍，这件铜壶所展现的绘画与雕刻结合的装饰技法，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青铜器装饰艺术新风格的代表。这种纪实性纹饰被学界称为“画像纹”，开启了中国画像石艺术的先声。
群星璀璨
展览第二部分名为“群雄竞华”，丰富多彩的展品呈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古城方国的璀璨文明。
位于湖北武汉的商代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的一个区域性中心。盘龙城是当时商王朝在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城邑之一。盘龙城出土青铜器在器形、纹饰、制作工艺等方面都与河南郑州二里岗青铜器类似，同时也带有自身特色，其中酒器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并以觚、爵、斝为礼器组合，这与中原商人的习惯相吻合。展览中陈列的各式青铜酒器，反映了盘龙城的尚酒之风，形制多样的玉器、华丽的绿松石镶金饰件等，表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平。
江西地区以吴城、大洋洲墓、牛城、铜岭铜矿遗址为代表的吴城文化，体现了3000年前南方青铜王国的面貌。新干大洋洲商墓与殷墟妇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并称为商代青铜器三大发现，大洋洲出土青铜器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为全国所罕见。来自大洋洲商墓的兽面纹虎耳青铜方鼎，引得参观者交口称赞。该鼎周身装饰着精美繁复的兽面纹、卷龙纹、连珠纹等纹饰和勾戟状高扉棱，两侧有双环状立耳，耳上各卧一虎，气势威严。它与河南郑州出土的几件殷商前期大型方鼎在形制与花纹上较为相似，但加铸了虎耳装饰，别具一格。据专家介绍，大洋洲青铜器装饰中多见虎的造型，可能反映了某种信仰。
商周时期，湘江流域存在高度发达的地方青铜文化，其青铜器以动物造型和动物纹饰为显著特征。湖南醴陵出土的铜象尊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尊为酒器，此尊造型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大象，象鼻昂举，中空与腹相通，可作流口，背上有椭圆形口，酒可以从此注入，是一件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精品。
曾国是从西周至战国时期存续700多年的一个诸侯国。湖北随州历代曾侯墓中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如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就出自擂鼓墩1号墓。此次展览中有一套擂鼓墩2号墓出土的青铜编钟，风格与曾侯乙编钟极其相似，规格略小，音乐性能稍逊。此套编钟共有36件，均为甬钟，分大小两种形制。为了让观众切身感受古代青铜乐器的魅力，展厅里设有红外线感应装置，参观者一走近编钟，就会传出悠扬美妙的乐声，仿佛穿越时空，来到曾侯歌宴现场。
展览中还能看到安徽地区出土的蔡国和群舒的青铜器，诉说着消失方国的故事；楚墓中精美奇特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彰显了楚人崇巫祀神、奇谲浪漫的风格；工艺先进的吴越青铜兵器，反映了吴越先民尚武的风貌。
百川汇流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特征。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对长江流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同区域之间文化交流、互鉴频繁。随着秦统一中国，多彩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融入到华夏主体文明之中。
在展览第三部分，一件象首耳兽面纹铜罍格外引人注目。铜罍出土于四川彭州一处西周时期的窖藏，纹饰繁奢立体，应为高级贵族所用。铜罍装饰有象、牛、祭祀人的写实形象，体现出四川地方的浓郁特色，而夔龙纹、兽面纹等纹饰则带有中原青铜文化的印迹。“古蜀人在学习借鉴中原先进文化的时候有所选择，周人以鼎、簋等食器为重器，而古蜀人则以尊、罍等酒器为重器。”谢丹介绍，与之风格相近的青铜罍在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也有出土。
“你看，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铜人，是不是和我们古蜀国的青铜立人有些相似？”顺着谢丹的指引看过去，只见一尊身着袍服的铜人呈站立姿势，双臂弯曲，右手在上，左手在下，两手空握呈圆环状，似握持一物。这种造型尤其是手势，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小立人极为相似，说明当地文化与古蜀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交流联系。
四川雅安荥经战国晚期墓葬出土的“成都”铭文虎纹铜矛，也是一件体现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该矛呈柳叶状，窄刃，圆弧形脊，双骹面铸饰浅浮雕虎纹。虎首前的骹面有阴刻铭文“成都”二字，实证了成都作为城市名称自战国晚期以来2000多年未变。刺身脊上阴刻一“公”字，书体为秦文字风格。这件矛将巴蜀图符中常见的虎纹与秦文字集于一身，是秦文化与巴蜀文化相互融合、巴蜀文化汇入华夏主体文明的例证。
参观完展览，走进沉浸式文创走廊，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让观众流连忘返。“我们深入挖掘文物内涵，配合展览推出了70多款文创产品，比如象首耳榫卯小夜灯、巴蜀图符系列首饰、虎势·茶刀等，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四川博物院院长韦荃说。展览期间，四川博物院还举办了长江文化主题系列学术讲座，并推出兼具趣味性和科普性的陶艺、刺绣手工体验活动和《青铜铸文明》系列研学课程等，深受青少年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