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位于浙江省中部，是一座有22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钱塘江的三大源流之一东阳江穿城而过。1956年12月31日，解放军在城中心的江畔山坡上整修工地时，意外发现了一座用石板砌成的地宫，并且已有盗洞。冒着1957年元旦的寒风，考古工作者立即开始了对地宫的抢救性发掘，成果令人震惊——在这座被出土碑志称为“龙宫”的地下世界，发现了15座表面涂金的铜铁佛塔、60多尊铜造像、52面铜镜等共计138件文物。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尊鎏金铜观音造像就是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这座地宫是何来历？如此精美的造像又来自一个怎样的时代呢？

鎏金铜观音造像

　　“浙江第一塔”

明代金华地图中，高大的万佛塔十分醒目

　　地宫的位置在金华人尽皆知，这里是古金华城“地标”万佛塔的基址所在。万佛塔始建于11世纪初的北宋，是一座九层八角楼阁式砖木建筑。由于建造时间早，高大宏伟，雕饰华丽，素有“浙江第一塔”之称。明清时期金华城的地图上，都可以看到万佛塔醒目的身影。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东南战略要地衢州、金华一带虎视眈眈，布下重兵。金华城区的防空警报信号就设在万佛塔中，一旦发现敌机空袭，塔上便有人鸣钟示警。然而万佛塔目标太大，容易引起日军的注意，对金华城的安全不利。在国民党司令部的命令下，金华人忍痛拆毁了寄托着浓厚乡情的万佛塔。还没拆到一半，日军就侵占了金华，剩下的大半截塔又被日军彻底拆毁。从此，这里仅剩一座六角形的塔基，直到1957年地宫发掘，才使万佛塔曾经的辉煌重新震撼了世人。

　　金铜造像

　　地宫发掘后，由于当时的金华市不具备保管文物的条件，所有出土文物由浙江省博物馆保管。这尊最精美的鎏金铜观音造像则于1959年远赴京城，在新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定居”。她不但是金华的骄傲，也被视为中国古代金铜造像的代表作。2013年中国邮政发行的《金铜佛造像》特种邮票中，位列第一的就是她的身影。

　　造像通高49.8厘米。菩萨梳高髻，戴宝冠，佩着华丽的饰物，穿着贴体长裙，姿态悠闲地坐在山石上，身前放置一只净水瓶，身后圆形的大背光犹如一轮明月，边缘三簇火焰纹玲珑剔透。菩萨秀美的面容、安详的微笑充满娴雅与智慧，润泽的肌肤、柔软的衣裙使我们几乎忘却她是用坚硬的金属铸成。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东晋十六国以来，佛造像开始增多。最初，人们继承商周青铜器的铸造方法，用青铜铸造佛像，有的表面涂金，称为“金铜造像”。金铜造像的制作工艺十分精细，通常先用失蜡法浇铸成形，再经过锉、凿、刻、抛光、鎏金等多道工序。结构复杂的，就用几个模具分别浇铸后，插接或焊接在一起。所谓“鎏金”，是把黄金和水银混合起来涂在器物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附在器物表面，如此反复几次，便形成鎏金表面层。从南北朝到隋唐，随着石雕造像成为主流，金铜像制作越来越少，但艺术上越来越细腻优美，与石雕造像一样体现着不同时代的风格特色。

　　水光月影

甘肃瓜州榆林窟西夏水月观音壁画

北京法海寺明代水月观音壁画

　　菩萨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重要题材。在中国人心目中，“菩萨”几乎成为慈善的代名词，人们用“菩萨心肠”“活菩萨”形容慈善的人，图画、造像中的菩萨也往往是温柔和蔼的女性形象，其中又以观音菩萨最为著名，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美誉。这其实是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加以改造的结果，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化”佛教信仰。

　　流行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汉传佛教，主要从古印度的大乘佛教传承发展而来。大乘佛教强调“利益一切众生”，以菩萨构成信仰体系，观音菩萨作为慈悲的象征，最能解除众生的苦难。在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经典的传译、佛教与中国本土的思想信仰相结合，观音菩萨越来越深入人心，尤其得到寻常百姓的崇拜。于是，观音菩萨的造像大量出现，形象也随着人们对其“慈悲”属性的理解而越来越像一位秀丽典雅，和蔼可亲的女性。

　　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也使佛教艺术在造型上开始摆脱教义的限制，有了更自由的创作余地，观音菩萨姿态和风格的变化创新尤其多。史书记载，唐代画家周昉“妙创水月之体”，曾在长安城圣光寺绘制“水月观自在菩萨”，将菩萨置身于满月和竹林之中（《历代名画记》卷三、卷十）。周昉善于结合现实生活创作，是时人公认的画坛名手，在寺观画壁画可以引来上万人围观。他创造的新式观音像很快流行开来，通称“水月观音”。万佛塔地宫出土的这尊鎏金铜观音，正是水月观音的形象。

　　水月观音是佛经记载的观音菩萨33个不同形象的法身之一，是坐在水边观看月影的样子，“水中之月”也暗喻佛法的虚空。然而在周昉之前，从未有人把这一形象描绘或塑造出来。水月观音的形象被中国人创造，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体现着中国式的审美特点：菩萨坐姿自由闲适，就像一个世俗中的人正在小憩那样生活化；山石、月轮等自然景物的陪衬，使造像犹如一幅山水人物画，充满清雅静谧的神韵。由于佛教意蕴和中国气质的完美结合，水月观音成为历代艺术家钟爱的题材，从唐末五代到明代，从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到北京法海寺，从壁画、纸绢画到各种材质的造像，都流行着水月观音的形象。史书记载表明，水月观音还曾经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金铜造像难以表现流水，因而水月观音在金铜造像中并不多见。万佛塔地宫出土的这尊水月观音，虽然没有“水”的存在，“月”也比较抽象，但菩萨的动态和神韵似乎将水光月影的意境活现出来，为观者营造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东海佛国

　　这尊鎏金铜观音造像与万佛塔地宫出土的多数文物一样，来自五代吴越国。10世纪的五代十国延续了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吴越国就是当时主要在南方先后出现的10个小型割据政权之一，领土包括今天的浙江全省和江苏、福建的部分地区。五代更迭的中原战乱频繁，而十国割据的南方相对稳定，特别是偏居东南沃土的吴越国在创建者钱镠及其后人的治理下，保境安民、发展生产，使境内几乎从未受到战乱侵扰，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史称“钱塘富庶盛于东南”（《资治通鉴》卷二六七）。

　　浙江地区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就是佛教传播发展的重地。吴越国钱氏诸王以“信佛顺天”为宗旨，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建寺造塔，并延揽许多高僧大德在此云集，传译经典，著书立说，唱和诗文。人们熟知的杭州名胜保俶塔、雷峰塔、灵隐寺双塔，都是始建于吴越国时期的佛塔。吴越国的崇佛举措，使浙江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之一，也使佛教对东南沿海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华万佛塔的建造，就基于吴越国在浙江奠定的深厚佛教文化基础。这座宋代佛塔的地宫中之所以会有很多五代遗物，正是因为万佛塔所属的永福寺建于五代吴越，北宋前期万佛塔竣工时，原本供奉在寺内的部分佛塔、造像便被封存在塔基下的地宫里。

　　承唐启宋

　　五代十国虽然时间短暂，却是联结唐宋历史的重要一环。唐代安史之乱后，原本强盛而充满雄心的大国气魄逐渐衰减，由唐入宋，面对战乱的伤痕和政治格局的变迁，社会文化从对外开放趋向对内守成，相应地，艺术审美也追求一种更为精致、含蓄、闲适的格调。对比浓艳的三彩与淡雅的单色釉、雄浑富丽的唐画与细腻典雅的宋画、“主情”的唐诗与“主理”的宋诗，就能明显感到文化风尚的差异，而唐宋之间的五代，正是产生这种差异的过渡阶段。

　　就这尊鎏金铜观音而言，她既有唐代造像的雍容华贵，又有宋代造像的妩媚清秀，既有佛国世界的庄严，又有人间仕女的情韵，呈现出由唐入宋造像艺术愈发鲜明的写实特征，这是以儒、释、道渐趋融合，佛教进一步世俗化、生活化为背景的，佛教造像的面貌、气质越来越有现实的人情味，主题和材质也越来越丰富。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体系善于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更善于融入本民族的特征，使外来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发展演变中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尊造像及其反映的佛教文化、造像艺术的时代特色，正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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