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在秦汉之际出现后，经过漫长的进化逐渐成熟，并出现了一些大书法家。王羲之《用笔赋》记载： “秦、汉、魏至今，隶书其惟钟繇，草有黄綺、张芝……” 张芝是最早的草书大家，他对草书的学习不遗余力，其后递相传习，影响深远，章草也曰渐今草化，省简并加，连绵随作。至王羲之祖上王导、王廙过江东，随带钟繇、索靖法书入东晋，进而形成王门家族书法群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玄学思想影响下，王羲之淡于政治，精研篆隶，为草书的成熟作出贡献；同时又采纳其子王献之的建议，糅和隶书、章草和今草书而为行书，右军父子为行书的发展推波助澜并把行书发挥到淋漓尽致的艺术境界，留下了《兰亭序》等大批杰作。

　　二王在承继中创新，使书法的线条更加丰富，更具立体感，并将书法提高到审美的高度，而不是定格于“尚用”层次，书法审美逐渐由曹操时代的上层欣赏下移至平民阶层。众多传说中的二王书法故事正说明书法审美的群体化、世俗化趋向。如王右军为老妪书六角扇，以道德经换鹅群，为门生书新棐几；王献之为少年书精白纱训龋运得鞫王在当时已然是名重誉显，深受喜爱的，令人不难想见时人对二王书作的搜求、珍玩情况及其作品广泛流传的情况。王羲之还对书法进行理论总结。传世的《用笔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记白云山人书诀》等文字就广泛涉及技法、品鉴，并明确说写草书“又有别法，须缓前急后，字体形势状如龙蛇相钩连不断……其草书亦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并强调：“书之气，必达夫道，同混元之理。”这些文字若属其亲撰，则显示其总结成法之功卓尔不群；若非其撰文，则后人附之于右军者，尤显对王羲之的尊重和推崇。可见他们已是名重当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