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贤与能一向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历代以来,人们都为贤能的被发现或被埋没而为之喜,为之忧。春秋时代伯乐识千里马于槽枥,更是引发了唐代大作家韩愈“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深沉感叹!这叹息是这样久远、悠长,一千多年来还不断有人应和着,成了许多人的共识。
这种伯乐情结不仅来自韩愈,就连比他更早的大诗人李白,受当时“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说的影响,也一收平日的豪气、傲气,向那位荆州刺史韩朝宗恭敬地表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因为手握大权的韩朝宗是“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这份急切盼望伯乐垂青的心情令人怆然。
李白都如此,何况常人,于是寻伯乐之风,比当年伯乐寻千里马还炽烈。
伯乐的得名,看上去似乎是他的善于相马,其实更得益于世间的千里马稀少。当时盛产马群的冀北之野,也如韩愈所说“无良马也”。这冀北怎么会无良马?细究原因,却是因为伯乐的一再光临,“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
所以说,千里马的日益稀少,伯乐也有相当的责任,如果他不是“遇其良、辄取之”,在找出了千里马之后,不急于牵去向秦王献礼,而是给以时日培养、发展,冀北之野千里马的繁衍,也就指日可待了!
古今之人一再叹息“伯乐不常有”而忘了其他,这本身就是观念上的误区。
试想:如果当初无千里马于槽枥,伯乐之名从何而起?即便到了今天,如果没有千里马,即便你身揣一打伯乐资格证,也难以树伯乐之名。真正的伯乐决不会指驴为马。
没有伯乐,千里马依然是千里马;离开千里马,伯乐岂能为伯乐?更何况,真正的千里马毋须朝朝暮暮地等待伯乐,天马行空一向是步骤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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