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绥远起义（又称九·一九起义）。傅作义手下第十二骑兵旅旅长鄂友三，被解放军绥远军区改编任命为绥远骑兵第四师师长。
鄂友三作为起义将领，备受重用，可仅仅一年后，鄂友三就被枪决于北京永定门外。关于鄂友三的被处以极刑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
鄂友三是包头市九原沙尔沁村人，这个地名看着有些面熟，不错，三国时期著名的战将吕布，也是包头九原人。
吕布和鄂友三是实打实的老乡，虽然他们中间差了1700多岁，但这俩货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鄂友三原本姓郭，排行老四，出生于1908年。估计他的父母善长相命，知道这孩子长大了是个惹祸的精，所以郭小四刚出生后不久，就被父母给遗弃了。
也是郭小四这厮命不该绝，有好心人把他送到包头基督教三妙救婴院。有个叫鄂必格的瑞典牧师收养了他。郭小四从此改为鄂姓，取名鄂友三。
鄂友三刚满六岁，就被送进萨县（1952年撤销）教会学堂念书。
说实话，鄂友三真有做美国总统的潜质，手按《圣经》，好话说尽，恶事做绝。
都说远来和尚会念经，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鄂友三，注定做不了牧师。但他从小营养好，身子壮实，是个当兵的好材料。
鄂友山投奔到傅作义手下，从此青云直上，到了1947年，鄂友三已经做到了骑兵旅长的位置。
鄂友三的骑兵部队，打仗没本事，祸害老百姓却都是行家。他们驻扎在绥远省（1954年撤销）武川县，没过多久，当地百姓就给鄂友三起了个绰号“鄂毛驴”。并编入民谣唱道：
“鄂毛驴”进了村，
气势汹汹要杀人。
追得后生无处躲，
见了姑娘就成亲。
鄂友三以及手下的骑兵，都有抽大烟的嗜好，凡是他们住过的地方，就拆毁老百姓的房屋，取出木材，作为烫大烟的燃料。
武川县土地贫瘠，不能出产木材。鄂友三的部队将老百姓的房子拆得七零八落，致使无数百姓无家可归，当地冬天的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露宿荒野的百姓，被冻死的不计其数。
鄂友三的部队，把抢来的木材锯成碎木屑，装进背包中，这样就能随时随地烫大烟抽了。
解放军某骑兵部队，曾经在解放张家口战斗中，和鄂友三所部打过一仗。
解放军战士们看到对方背包里鼓鼓囊囊的，以为他们带了什么新式武器，一个冲锋就缴获了100多个背包。
看着一堆堆碎木屑，解放军战士们百思不解，不知道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北平解放以后，驻扎在绥远的傅作义部队，还有92,023人，分为16个师、旅，以及30多个保安队。
这些部队番号繁杂，兵员素质良莠不齐。大概可以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董其武将军的部队，共有6个师，3万多人，这些人坚决拥护接受解放军的改编。
第二部分是邓宝珊将军的两个师，一万余人。邓将军是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代表，他的两个师也唯邓将军马首是瞻，所以这两个师接受改编的意愿也非常强烈。
第3部分的情况最复杂，没有统一的编制，兵力有4万多人，其中许多是土匪出身，还有一部分日本兵和皇协军，其主力部队就是鄂友三的骑兵12旅，总兵力9000多人。
这部分部队纪律败坏，明夺暗抢，当地百姓称他们“兵匪”。
1949年春节期间，因为自顾不暇的傅作义，没有及时地给鄂友三发放军饷，他竟然下令，除夕早晨士兵们可以任意开枪，用枪声代表鞭炮声。
起初士兵们只用步枪乱打，然后机枪也加入进来，再后来手榴弹也频频炸响。
武川县城的老百姓以为发生了激烈战斗，顾不上吃饺子就逃离了县城。
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孙兰峰，当时也住在县城里。
越来越激烈的枪声让孙兰峰心神不宁，他顾不上了解情况，就赶紧命人将县城里仅有的一辆汽车发动起来，准备逃走。县城西门原来有一条壕沟，孙兰峰命人把沟填平。
一直折腾到天亮，才知道是鄂友山的士兵，开枪取乐庆祝过年。
大家虚惊一场，过了一个记忆深刻的春节。由此可见，鄂友三有多么的荒唐、桀骜不驯。
1949年6月8日，傅作义、董其武派代表，和解放军代表签订了和平协议。
协议规定，南起归绥东部的古力半乌素，北至乌兰花东南部的阿拉善图，是解放军和绥远守军的缓冲区。双方士兵都不允许越过缓冲区，到对方的管辖范围内。
但协议签订完第3天，鄂友三就指派亲信李维业，率领200多骑兵，越过缓冲区，抢走了解放军骑兵部队的200多匹战马，并从其中选出40多匹好马，送到包头买卖。
解放军骑兵部队代表找鄂友三交涉，这厮大言不惭地说：“草原上的马，谁有本事归谁，如果你们气不过，也可以到我的防区抢马，我绝不阻拦”。最后这件事只能不了了之。
没过几天，鄂友三手下300多人，以筹粮、筹饷为名，闯入榆树村，抢来十几个年轻妇女，任他们糟蹋。
董其武的骑兵13旅，一个名叫古存义的排长，带领一个排的士兵，从榆树村经过。
古存义是本地人，他看到鄂友三所部的所作所为，不由得火冒三丈，指挥手下的士兵，乘着夜色一顿扫射，当场击毙20多人，剩下的人见事不妙，逃之夭夭。
鄂友三闻讯后怒不可遏，找到孙兰峰，逼他把古存义交出来。否则就要血洗孙兰峰兵团司令部。
孙兰峰无奈，只能绑了古存义，到榆树村与鄂友三当面对质。
结果当地百姓冒死告知实情，孙兰峰听了老百姓的控诉，尴尬地直摇头，当场给古存义松绑，准备也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鄂友三冷笑离去，没过多久，古存义以及他的骑兵排，被鄂友三所部包围，古存义被当场打死，剩下的人都被处以“开大嘴”的酷刑，就是用利刃把两边嘴角割到耳根。
随后鄂友三又跑到榆树村，杀了二十多个人。
鄂友三滥杀无辜，欺男霸女，终于引起公愤，每天找孙兰峰告状的老百姓络绎不绝。
到了八月底，义丰、义庆两个乡五六百人，一起跪倒在孙兰峰面前，请他把鄂友三从武川县赶出去。
孙兰峰派于景灏出面处理此事。
于景灏惹不起鄂友三，又不想让老百姓骂，便耍了一个滑头，让告状的百姓每个村选出一个代表，再让代表们拿出真凭实据。
于景灏没想到的是，所有百姓都争先恐后要做代表，并指名道姓，揭露鄂友三唆使部下祸害妇女，抢钱抢粮的事实。
最后于景灏没有办法，只能再请孙兰峰出面处理。
面对群情激奋的百姓，孙兰峰口头同意还大家一个公道，马上处理肇事者。可告状的老百姓撤走后，孙兰峰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鄂友三更加有恃无恐，纵容手下到处烧杀淫掠。折腾的当地百姓纷纷外出逃难。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将军通电绥远起义，鄂友三所部骑兵，也接受了解放军的改编，番号为绥远骑兵第四师，师长鄂友三。
对鄂友三以前的所作所为，解放军绥远军区首长了如指掌，但人才难得，军区首长对鄂友三留下这样的评价：既往不咎，回头是岸。
1950年1月17日，军区首长为鄂友三的骑兵师派了17名政工干部，在师政委彭志超的率领下，来到骑兵师师部驻地百灵庙以南的小井村。
彭志超个子不高，是个优秀的红军干部。
上级派彭志超到骑兵师当政委，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彭志超平易近人，但在关键问题上能坚持己见，彭志超有学问，而且骑术超群，是个难得的，能文能武的全才。
鄂友三对彭志超的到来很不高兴，在欢迎会上，鄂友三对前来开会的军官们阴阳怪气的发言说：“弟兄们，今天解放军的政工干部，来改造我们了，大家要服从改造，谁不服从也不行……我们今后就是……了，不能还跟TMD从前一个样……”。
鄂友三骂骂咧咧，脏话连篇，最后还不忘说：“下面请彭政委，给我们这些落后分子讲两句”。
会场上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更多的是跺脚声和起哄声。
彭志超假装没看到，对大家语重心长地说：“感谢大家冒着寒风来欢迎我们，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时刻要牢记为人民服务！”
人群中有人阴阳怪气地说：“我的大政委，别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人民给我发几个老婆吧”。
接着又有人搭茬道：“不发女人，发几两烟土总可以吧”。接着又是一阵哄笑声。
彭志超强压怒火，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不疾不徐地开口道：“刚才这两个要求是谁提的，明人不说暗话，现在请你站出来。”
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没人敢做出头鸟。
过了一会儿，彭志超提高声音道：“我相信，现场的各位，绝大多数是衷心拥护改编的，对那些不愿接受改编的，我们也不强留，愿意走的，我们发给路费，但谁要是妄想走回头路，与人民为敌，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彭志超说完，对身边的鄂友三说：“鄂师长，天很冷，早点让大家回去休息吧”。
鄂友三早就不耐烦了，闷声闷气地说了声：“解散”，然后一头钻进他住的土屋中，原来鄂友三的大烟瘾犯了。
彭志超来到骑兵师后，夜以继日地工作，那些对他怀有深深敌意的士兵，也开始主动接近彭志超，越来越多的战士，为自己从前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
而这其间，鄂友三躲在屋子里深居简出，谁也不知道他在琢磨什么。
3月10日，一个叫扬锁猴的排长，到附近村上调戏妇女，指导员陈家林把扬锁猴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然后又关了他一天的禁闭。
扬锁猴怀恨在心，竟然打了陈家林的黑枪，然后做了逃兵。
几个骑兵战士，自发地去追捕逃兵，用了整整一夜时间，终于把扬锁猴抓了回来。
彭志超征求了鄂友三的意见，然后把扬锁猴送到军区军法处。
这件事给鄂友三很大的震慑，他去了趟包头，找到改编后的第三十六军军长刘万春，诉说委屈。
没想到刘万春也早有异心，他故作神秘地对鄂友三说：“皮儿红，心里白，借水养鱼，等待时机，里应外合把绥远搞翻”。
鄂友三会意地点了点头，然后许诺，最多半个月，把彭志超从骑兵师赶走。
但鄂友三显然低估了彭志超的能力，无论是出言恐吓，还是背后打黑枪，都没能让彭志超露出一点惧色。
为了达到目的，鄂友三狗急跳墙，竟然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团长毕宝煦和连长秦怀碧，把彭志超以及其他政工干部都暗杀掉。然后把队伍拉出去，到大青山里打游击。
但鄂友三没想到，他的阴谋没多少人认可，偌大一个骑兵师，只有毕宝煦那个团的一个营还听从鄂友三的指挥。
即使如此，鄂友三还是铤而走险动手了。
为了查看虚实，事发当天晚上，鄂友三吃过晚饭，借口谈工作，和彭志超一直聊到夜里十点多。
凌晨1点左右，毕宝煦等人脱掉靴子，每个人只穿着袜子，悄无声息的向彭志超等人的宿舍摸了过去。
刚到大门口，就被执勤的哨兵发现了。
哨兵厉声喝问道：“什么人，口令？”
秦怀碧回答道：“我是秦连长，找彭政委汇报工作”。
哨兵发现秦怀碧身后还有许多人，马上警惕起来，把枪口对准秦怀碧道：“不许动，政委已经睡着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哨兵说着就往后退，想把大门关上。
秦怀碧身后几个匪徒从左右两侧猛扑过去，抓住哨兵的枪。
紧急时刻哨兵鸣枪示警，枪声在黑夜十分显得格外刺耳。
秦怀碧把手枪抵住哨兵的肚子，连开两枪，忠勇的哨兵倒在血泊之中。
枪声惊醒了正在熟睡着彭志超，他摸出枕头下的驳壳枪，而他身手敏捷的警卫员，早已抢先一步出了门？看到门前黑乎乎的站了不少人。
没等警卫员开口，对面响起密集的枪声，警卫员身中数弹。但他强打精神，还击了一枪，一个叛匪应声倒地。
警卫员的牺牲，为彭志超赢得了一点时间，他躲在门后，感觉敌人已经接近门口，随手向门外打了一梭子，四五名匪徒栽倒在地。
其余的匪徒不敢在从门口发起攻击，他们用枪托把窗户砸开，然后向屋里丢进来五六颗手榴弹。
彭志超眼疾手快，把两颗手榴弹踢出门外，手榴弹在匪徒群中炸开，又是惨叫声一片。
几乎与此同时，屋里也响起几声手榴弹的爆炸声，硝烟散去，匪徒们小心翼翼的进了屋，才发现彭志超早已壮烈牺牲了。
在彭志超政委受到攻击的同时，还有三间房子也遭到匪徒们的猛烈攻击，匪徒们向屋里开枪，扔手榴弹。
被困在屋里的政工干部和警卫战士，虽然奋力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几分钟后，17名干部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做过恶，匪徒们才感觉后怕起来。
毕宝煦不失时机的跳出来，疯狂的叫道：“我们杀了解放军的大官，再也没有退路可言，现在我带弟兄们上山，再过以前那种逍遥快活的日子”。
参加叛乱的匪徒有100多人，还有200多名不明真相的士兵，看到毕宝煦团长亲自带队，也稀里糊涂的牵出马来，跟着他一路向西逃窜。
彭志超等人遇害的消息，震惊了绥远军区，军区首长姚喆、高克林、董其武经过简单商议，决定立即派内蒙古骑兵第四师前往追缴叛军。
当时内蒙古骑兵第四师，接受内蒙古军区和绥远军区双重领导，事发当时他们正在大青山以北乌兰花一带进行剿匪工作。
接到追剿毕宝煦叛军的命令后，师首长们紧急磋商。他们判断，向北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叛军很难立足。向南向东都有解放军重兵驻防，叛军不敢去。最大的可能就是向西逃窜，目的地是河套地区。
判断好叛军的行踪，内蒙古第四骑兵师派第十团，在副师长旺丹的率领下，追剿叛军。
旺丹副师长接到命令后，单人匹马赶到几十里外的第十团驻地黑教堂村，仅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战前动员。
全团三个营跨上战马在旺丹副师长，团长布仁巴雅尔，政委贾通书的率领下，立即出发。
经过一天一夜的追击，第2天早晨8时许，追击部队到了乌兰套路盖村附近。
盖村位于山脚下，有三四十户人家，是山区较大的村庄。
旺丹副师长判断，叛军有可能在这个村子里宿营，就命令部队把村子包围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村口传来刺耳的枪声，原来是叛军的哨兵，与剿匪部队的尖兵接上了火。
此刻追击部队已经完成了对盖村的包围，团长和政委各带一个连，从两翼发起冲锋，参谋长楚鲁带领一个连，迂回到村子后面。
随着副师长一声令下，三路骑兵队伍呐喊着杀进村子。
叛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根本组织不起像样的反击，就仓皇的撤退。
追击部队紧追不舍。上千匹战马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
在战斗中，叛军被击毙20余人，俘虏37人，缴获轻机枪一停，步马枪49支，战马54匹。
追击部队乘胜又一口气追了30多里，终于在水神庙一带将叛军团团包围。
叛军此刻人困马乏，插翅难飞。
追击部队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会儿，养精蓄锐。
正在这个时候，西边赶来一支部队，原来是鄂友三带着绥远骑兵第4师赶来了。
鄂友三见到旺丹副师长，命令旺丹把叛军交给他来处理。
旺丹副师长向军区首长请示后。军区首长考虑旺丹副师长手下只有一个骑兵团，而鄂友三却有一个齐装满员的骑兵师，一旦鄂友三翻了脸，旺丹副师长率领的追击部队，非吃大亏不可。
为了安全起见，军区首长命令旺丹副师长，准许鄂友三把叛军带走。
就这样，鄂友三得意洋洋的，把杀害彭志超的300多名叛军带走了。而且所有的凶手，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绥远军区也似乎怕了鄂友三，再也没向他的骑兵师中派遣政工干部。
1950年11月，鄂友三伙同36军军长刘万春，阴谋叛乱，华北军区在掌握确凿证据后，将鄂友三、刘万春进行逮捕。
可结果刘万春职务比鄂友三高，影响力也更大，但刘万春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而鄂友三被押解回北京，在永定门外被枪决。
对于这样的判处结果，阴谋论一直喧嚣尘上。
有人说鄂友三不堪受辱，在监狱中自尽身亡。甚至更有别有用心的人，把鄂友三吹嘘成风波亭的岳飞。
但真实情况却是，在鄂友三被押解回北京之前，他首先参加一场公判会。
大会宣布，判处毕宝煦、秦怀碧等四十七名罪大恶极叛匪死刑。
鄂友三公然抢夺、包庇毕宝煦等人，不杀他就太没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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