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天津恶霸袁文会的最后日子：被宿敌抓捕 在监狱的奢华以及枪毙
作者：周利成、王富杰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十八日，对常人来说，也许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但对于旧天津卫的两个强人来说，却是个极不普通的日子。
这两个人就是袁文会和刘广海。
旧天津卫的人，一提到这两个人，可谓如雷贯耳，无人不知。
袁文会是有名的脚行把头，刘广海是花会（赌场）老板。
袁文会当年没有致刘广海于死地，日本人来了，他依靠与宪兵队长莳苗的特殊关系，以莫须有的罪名，由日本宪兵队将刘广海捕获，扣押在日本宪兵队内。
在海光寺日本宪兵队内，刘广海饱尝皮肉之苦，袁文会唆使其爪牙，给刘广海“喝凉水”、“压杠子”、“坐电椅”、“刺手指”，用袁文会的话讲：“我不杀你刘广海，我要一点点地折磨你，让你活不成，死不了，成为行尸走肉……”
袁文会的话不假，大凡被抓进宪兵队的人很少有活着出来的，即使侥幸死里逃生，也变成了残废！
刘广海是个能人，他在天津地方有势力，被抓进宪兵队后，他就设法越狱潜逃，终于里应外合，逃出宪兵队，才幸免一死。
刘广海逃出宪兵队后，他便躲藏起来。刘广海知道，凭袁文会的歹毒之心，他是绝对不肯放过他刘广海的，报仇不成，刘广海只得再次吞咽下这口窝囊气，隐匿下来。
腥红色的太阳旗像一块膏药泥懒懒散散地布满伤痕累累的海河两岸，侵略者的皮靴践踏着滴血的天津卫，大地在呻吟中迎来了1945年。忽一夜，膏药旗像疾风扫落叶，全都不见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惩办汉奸条例》，在全国范围内缉捕汉奸。刘广海觉得复仇的机会已到，他就联合宋国柱的姨弟高玉璞、刘筱田，及被袁文会陷害押送到日本宪兵队、生死不明的张耀山之表弟王国卿等l0多人，摸清了袁文会的行踪后，决定在紫竹林饭店内将袁文会捕获，再扭送警局。
是夜，袁文会正在紫竹林饭店里搂着几个舞女纵情欢愉。多喝几杯“老刀子”，袁文会已有了几分醉意。花香四溢，莺语流转之中，忽然从门外冲进几个大汉，几声枪响，还没待袁文会醒过闷来，他已经被人五花大绑绑起来。袁文会所能看到的，就是刘广海那张杀气腾腾的长脸了。
“姥姥的，刘广海，反你了，竟敢绑架你袁三爷！”袁文会酒醒了一半，跌落的老鹰比鸡傲，他一边垂死挣扎，一边瞪着血红的眼睛对刘广海吼着。
刘广海运足力气狠狠啐了一口袁文会，怒不可遏地说：“你算什么袁三爷？！你***是汉奸！今个儿，我刘广海给你留下这条狗命，来日让政府砍你的头！”
“你——刘广海，若有种，你弄死我；也算你是条汉子，不是小老婆下的……”袁文会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歇斯底里般地对刘广海吼。
刘广海恨恨地说：“我怕脏了我的手！”
“你——刘广海，胆小鬼！你趁人之危使暗箭……”
“别理他，押警局去！”刘广海一声令下，高玉璞、刘筱田、王国卿等人立刻将袁文会押出紫竹林饭店，塞进汽车里，向天津警局驶去。
袁文会被捕之时，正值蒋介石来北平巡视。
由于毛人凤插手，蒋介石过问，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二月十六日和五月五日，由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法官王文诚对袁文会进行两次审问，据当时报载摘要如下：
问：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
答：袁文会，45岁，天津人，住旧日租界桥立街番地3号，脚行。
问：你干脚行在什么地方？
答：现在芦庄子，是中局脚行。
问：事变后做什么事？
答：在旭街经营会德号，买卖纸烟等。
问：何时在敌人宪兵队当特务？
答：我没当特务，不过和他们有联络。现在我是遭人陷害。
问：什么时间在霸县当特工队？
答：二十八年（1939年）十月间，在霸县组织警备队，没有阶级，二十九年（1940年）正月间回津，再也没有干。
问：何时加入帮会？
答：民国十五年（1926年）加入帮会（安清）。
问：二十六年（1937年）事变时，你领日本宪兵逮捕王锡川，并酷刑拷打他是吗？
答：没有，王锡川是王德山的兄弟。我们很不对。
问：你在事变后当过没当过日本便衣队长？
答：没有。
问：天津保安队便衣稽查张耀山等是你抓的吗？
答：不是我抓的，是赵锡钧抓的他们3个人。他们是日本防卫司令部的特务，因为有人告他们，才抓起来的。
问：招募华工什么时候干的？
答：我开会记栈，专住华工，卖给他们饭。后来，工头领出面来交给我做，栈费每人给几角钱。各处工头招募劳工来津住我那里，由土建工会发下面，我交给他们做。我并不招募劳工。如果查出我招工一个人。我愿领罪。
问：你在霸县当警备队长有多少人？
答：我的朋友成立警备队时有300多人，后来减到200人。我的朋友叫张昆。前后我干了3个多月，他成立约我应名。
问：你是什么时候给冈田宪兵队长当联络员的？
答：不是联络员。我认识他是因为有十姓李的被捕。我打听在花园宪兵队，因我认识市川军曹，由其介绍认识冈田，我和他们认识是属救人。
问：为什么有人告你？
答：二十一年（1932年）时，王德山等人在电车公司。王采南打算打倒工会的人，由我了事。王德山、高玉璞、刘筱田、王国庆联络姓张的告我，认为我拦他们的钱了。事变后又和好了。
问：相好了为什么又告你呢？
答：他们认为打倒我，他们就高了。他们觉得他们打倒袁文会就露脸了，或者因为烟瘾也可以害我。
问：事变后你放花会，赌局吗？
答：没有，赌博、流娼，我嫌下流。
问：你认识毛利、澉访、毛育生吗？
答：我知道毛育生是宪兵队特务，又是茂川机关特务。毛利不认识，澉访我认识。
问：你和他们有勾结吗？
答：他们是老宪兵，我被逮过，后来经赵锡钧介绍认识的。
问：你们警备队有个叫中岛的吗？
答：中岛成子是北京妇女协会的我听说过。
问：你是哪一队的？
答：我是县警备第11支队的。
问：白振海是你逮捕的吗？
答：不是。
问：那么。哪个案情也没有你了？
答：是。
问：莳苗队长是谁？
答：莳苗他逮捕我押了几百天，由赵锡钧介绍认识的。
问：你逮捕好些人送唐山莳苗队长那儿是吗？
答：没有。陈恩才、王竹坡杜云峰、刘桂西、刘老被赵锡钧抓到唐山，刘文魁叫我到唐山接陈恩才来，我劝他别给日本人做事了。后来，陈恩才回家了，别人都没事回来了。
问：二十八年（1939年），我们要制裁唐山商会会长吴杞芳，被你破坏了，所有工作人多枝你逮捕刑毙是吗？
答：地下工作人如果有一个是我抓的，请你判我的罪。我没有作过，吴杞芳可以证明。
问：二十八年（1939年）七月二十九日4时，你到侯家后逮捕周玉山是吗？
答：没有。
问：什么时候当宪兵特高班长？
答：我认识他们，但我没当过特务
问：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你和国文瑞等和日本人野崎强占金桥旅馆，有这事吗？
答：不是强占是兑的，开市时我去过。
问：日本人莳苗，你替他逮过《中报》记者？
答：没有。
问：书（《平安寇》）说的，你知道吗？
答：知道，请调查。
问：你的财产？
答：就有现住的一所房子和会记栈。
问：事变时，天津保安队撤退时，你曾召集流氓组织便衣队，并与郭筱波、国文瑞等占杨柳青独流一带担任侦查工作？
答：没有这事。
问：事变前，你曾率领属下在万国公寓群殴，打死宋国柱这事有么？
答：有。是李子扬（会德号经理）力的，我没在。
问：到关外去的劳工每次有多少人？
答：每次一二百人，三五百人不等。
问：你包运过德义楼，新旅社的烟土吗？
答：没有。
问：耀华学校赵君达是你害的么？
答：不知道。
问：你家屋里悬挂一张日本奖给你的招募劳工的奖状吗？
答：不是奖状，是日本土建工会送我的感谢状。
问：为什么？
答：是感谢我对待工人们好，如吃水白送。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局对袁文会一案调查终结。此案移送天津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由该院检察处对袁文会汉奸部分进行侦查，袁文会杀人部分则由天津地方法院受理。
民国三十六午（1947年）十二月十二日，天异常的寒冷，呼啸的西北风刮着雪花肆虐着……
在河北天津地方法院刑事厅内，座无虚席，袁文会的人和刘广海的人都到齐了。
公诉人是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检察官刘玉璞，审判推事是武恩泰。
当武恩泰宣布开庭后，由莅庭执行职务的刘玉璞宣起诉书，而后开始法庭辩论。
法庭上袁文会们是百般狡辩，矢口否认杀害宋国柱的事实，并一而再再而三强调：“我没到过万国公寓！”
被伤害人刘筱田出庭指证，确定李子扬、国文瑞系袁文会徒弟无疑，袁文会尽管百般狡辩，然而他指挥杀人显而易见，应负杀人罪。
但就在这时，当庭审理此案的武因泰宣读了国民政府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一月十七日颁布施行的减刑办法及大赦令。鉴于袁文会犯罪时间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一日前，依照国民党法律，给袁文会予以减刑和特赦，法庭最后判决：袁文会共同杀人，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10年……
袁文会当庭大喊：“冤枉”、“不服”……
宣判后，袁文会上诉到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该院连同袁文会汉奸部分一并进行侦查，后由该院检察处对袁文会汉奸部分提起公诉。不过，袁文会案再也没开庭审理，只是将他羁押在监狱中……
袁文会在押的几年间，绝没有“虎落平川”的感觉，别人的牢门被铁将军紧锁着，可袁文会的牢门却四敞大开的。他不仅可以到户外遛弯，而且房中备有个小火炉，吃的是炒菜和粳米白面，喝的是烧刀子，还有“大泡台”香烟抽。逢年过节，袁文会的徒弟们便送来稻香村里的薰鸡、薰肉、瓜子、鲜货和巧克力糖……
袁文会白天逍逍遥遥，一到黑夜，他就有种坠入恶梦中的感觉，他想起他的五处住宅，想起他的会记号（杨家花园元善里19号，共22间房屋专住劳工），会德号（日界罗斯福路150号，店铺）。想起他的22万存款（卖蓬莱街和北平北长街33号住宅）和1500元燕乐戏院股本，5万元中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本，5000元大陆银行存款，还有他诸多的姨太太、汽车、电话……
袁文会爱珍存一些古董，仅在罗斯福路李家胡同一处住宅内就有贵重物品300余件，冰箱、水床、挂钟、油画挂镜、镶洋磁碟、挂镜、收音机不算，那木刻狮子灯、西洋人台表、青花荷花缸、朱砂笔筒、海底石、日本瓷仙鹤盖碗、齐红瓶、豆青古瓶、乾隆帽筒、青花瓷瓶、洪宪彩瓶、古钱、景泰兰盆、绿瓷小象、绿瓷笔筒、青花华桶、玉坠、鼻烟壶、开片瓷瓶等，都非常值钱。
袁文会有万贯家财，这些东西有与没有，他全不在乎，让他窝囊、憋气和困惑的是，他一个天津有名的霸主，竟人不人鬼不鬼地被仇人刘广海弄到这来，尽管有吃有喝，可到底不算个结局呀！
民国三十七年（1948午）三月最高法院裁定，袁文会案由河北高等法院受理。
同年五月九日上午8时，由天津分院主任看守柳丝、天津监狱典狱长祝家骧及北平监狱的的2名看守，共同将袁文会、齐国富及王士海押送北平第一监狱。
也就是在上年十二月十六日袁文会在北平第一监狱申请了保外侯讯。
袁文会的申请书是这样写的：
“自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十日被捕，至今身受羁押已3年1个月有余，一切艰难困苦情形，非纸笔所能陈述，若长此以往，本身实不堪设想，值兹监犯实施保释之际，请求钧庭府念被告羁押艰辛，恩施格外准予保外候讯，取具本市殷实商保，随传随到，绝不有误。”
7天后，河北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厅以特声字第31号裁定书裁定：申请驳回。
在裁定书后，说明袁文会案未作判决的原因：虽历经调查，因人证迄未传齐，事实欠明，未予终结。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同年10月1日，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天津人民政府成立后，天津人民法院也相继成立，王笑一为第任院长。
王笑一上任后，便下令将袁文会押回天津。
在袁文会羁押期间，天津人民法院收到十几封检举信，并开始重新审理袁案。
1950年12月21日，天津人民法院经过反复调查取证，以汉奸罪判处袁文会死刑，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均没收。
审理袁案的是院长王笑一，审判员是刘云峰等。
判决书下达后最高法院核准决定于12月25日上午枪决袁文会。
当时，任天津市市长的黄敬同志曾做如下批示：
“处死刑（该犯党羽众多，应严密看管，免生意外）！国文瑞如何处理？应速判决，以便一并处理。”
1950年12月25日上午，天阴沉沉的天津法院门前挤满了人群，一直排满了足有50米长的一条街。
当槛车从法院开出，袁文会坐在车中，两只饿狼似的眼睛胀得通红满脸的杀气、桀骜不驯。
上午1O时整，槛车于10时到达小刘庄刑场，法警的三声枪响后，袁文会结束了他49岁的生命。
袁文会被枪决的当天，天津人民法院以法字第16号发布布告，张贴于天津城的大街小巷，具体的内容是：
汉奸袁文会，出身流氓，系本巾安清帮首领与著名之恶霸汉奸。于1935年，仗势聚众斗殴，打死市民宋国柱。后逃大连，与土肥原系日特勾结，即在津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秩序，企图为日寇制造侵华借口。“七七”事变后，更明目张胆充当日寇宪兵特务。依势聚徒，开设会记公司，专为日寇收容、逮捕、贩卖华工。更百股虐待，苛扣工粮，致不少华工在饥寒交迫下死亡。又勾结日特莳苗等，公开杀害市民张耀山等达10余人。而在日寇指示下，于霸县组织“袁部队”，亲任司令，向我解放区进攻，迫害抗日军民。上述事实，仅系袁逆罪恶中之一部，其在本市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欺压群众之罪恶事实不胜枚举。市民对之无不切齿痛恨。而在审理时，袁逆一再狡赖否认。但人民痛恨，纷纷提出控诉，要求对袁犯严惩。且经本院调查被告罪行严重属实，如此背叛祖国、勾结日特、残害人民之汉奸恶霸分子，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应依照《共同纲领》第七条，处以极刑。经呈奉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遵于195O年12月25日监提袁逆文会，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布。
计开：枪决汉奸犯一名。
袁文会，男，年49岁，天津人，住一区罗斯福路26号。
院长王笑一
1950年12月25日
袁文会死后，他的徒弟们在芦庄子为他嚣张地举行了葬礼……
旧天津其他青红帮大佬
刘广海
刘广海是天津西头人，早年在西头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卖柴草为生，后拜青帮头子王文德为师，又收罗很多羽，在西头湾子一带很有势力，成为一方霸主。因争权夺势与袁文会发生嫌隙，终于在一九三五年演出万国公寓斗殴事件，其手下大将宋国柱被袁文会手下人杀害，刘、袁两派更加势不两立。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天津以后，袁文会得势，串通日本宪兵队，将刘广海逮捕。刘越狱逃跑，奔往上海，又避居香港，直至日本投降后才重返天津。这时袁文会已被关押，刘得意洋洋，成为天津的青帮头子。一九四八年国民在天津建立参议会，刘广海以其帮会势力，捞得个参议员身分。国民的参议会本来就是个御用工具，一个流氓头子当上了参议员也是不足为奇的。在天津解放前夕，刘广海逃往香港。
王士海
王士海是天津丁字沽人，其父系封建脚行把头，王士海子承父业，称霸于丁字沽、堤头一带。王士海及其弟王士江为争夺脚行，曾杀害脚行把头李六，逃匿于日租界，托庇于日本人及帮会势力，逍遥法外。日军占领天津以后，王士海认贼作父，成为日本侵略者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帮凶。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天津铁路警务段的日本特务头子阿部，授意王士海组织特务队，负责维护京山、津浦、京汉等铁路沿线的治安。这个特务组织命名为“义侠队”，王士海任队长，总队部设在河北贾家大桥(现河北区文化馆)，下辖四个大队，约有五、六百人，都是王士海的徒弟。“义侠队”在铁路沿线，对群众任意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烧杀抢掠，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佟海山
佟海山是在天津河东郭庄子长大的，从小便到处胡作非为。他是青帮头子王如兴的弟子，“学”字二十四班辈。他手下一有一伙喽罗，专门盗窃铁路运输物资，号称“黑旗队”，当时在河东地道外一带地区，称王称霸。
王大同
王大同，山东沂县兰陵镇人，自幼失去父母，为当地基督教会一外籍女牧师收养，后将他携往国外读书，到二十多岁时，被派往南洋群岛一带传教。
二十八岁时来到上海。他在上海见到帮会势力很吃得开，便冒充青帮，自称在南洋传教时曾拜南洋商船主郑老板为师，并说郑是“嘉白帮”二十班辈，他是“大”字二十一班辈。当时在上海还没有他这么高的班辈，杜月笙、王晓籁、黄金荣等人的班辈都比他小。王大同更以他善于应酬的权术，又能说英、法、德等国语言，因而名声大噪。王大同广收门徒，从他的一九四三年的收徒登记册来看，编号约计二万二千多号，说明已收徒二万多人，张宗昌、杨宇霆、何应钦、陈觉生、冯司直等许多军政界人物都在其收徒名册之内。王大同哄骗讹索的手段多种多样，在青帮中被称为“老狐狸”。王大同在天津伦敦饭店也设过香堂口，在华荫南里有他的住宅。这个人装束怪异，道貌岸然，而讹诈有术，勒索有方，是一个手法高超的江湖骗子。
姜般若
姜般若是天津红帮头子，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又笃信佛教。我和他并不太熟悉，只在北京章夔一摆香堂时见过一面。日本投降后，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奉戴笠之命，在天津重建青红帮组织，我当时是稽查处的秘书，曾有机会接触一些青红帮头子，在陈仙洲办公室里又与姜般若相见。后来我才知道姜般若与陈仙洲称为知己，姜在国民里资格很老，据说曾和孙中山在一起照过合影，后来属于汪精卫一派。由于他在社会上较有声望，所以很受帮中人的尊敬。忠义普济社成立以后，他出任顾问。他在天津还办了一个育德学院。姜般若在天津也设过香堂口，摆过多次香堂，上山的人多系小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