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天，武汉发生特大洪水。工人在取土加固长江堤坝时，在盘龙城地块意外发现了墓葬和青铜器，有3500年历史的盘龙城古邑开始浮出水面。
8月22日，“盘龙城——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展览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正式开幕，共展出205件（套）精美文物，再现盘龙城先民的城邑生活、兵戎祭祀、劳动生产。
展览由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为南越王博物院在广州考古70年、南越文王墓发现及发掘40周年之际推出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系列展览”。
“盘龙城——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展览现场实证商王朝对南方地区的影响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武汉北郊，地处盘龙湖半岛，是长江流域已知等级最高、遗迹最丰富的商代前期遗址，又被誉为“武汉城市之根”。
遗址包括宫城区、李家嘴、杨家湾、杨家嘴、王家嘴等多个地点，总面积为3.95平方公里，出土了大玉戈、青铜大圆鼎、青铜钺、绿松石镶金片饰件等3000余件精美文物。
自1963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盘龙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最终确定城址年代为商代二里岗时期，距今约3500年到3200年，属于商代早期和中期间。
遗址出土了大量反映高等级人群活动的精美遗物，如青铜器、玉器等，说明了商王朝对南方区域的影响和控制，反映出盘龙城在商代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突出地位。
在过去，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商王朝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黄河流域。先秦《诗经·商颂》的《殷武》描绘了武丁征伐荆楚的壮举，表明早在商代初年，荆楚和氐羌等方国部落一样，已纳入商王朝版图。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为这些诗句提供了实证。
1988年，盘龙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并于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盘龙城——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展览现场创造出了比肩中原的青铜文明
在本次展览“卓卓商邑”单元中，纵向上以城邑发展为时间线索，横向上以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为切入点，依托丰富的出土文物，深入全面地介绍了盘龙城文明从初兴到繁荣的发展过程。
民以食为天，盘龙城遗址出土了类型丰富的食器与酒器，体现了先民们多样的饮食种类与先进的烹饪手法。各种材质与用途的劳动工具则折射出了盘龙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大量本地制作铸造的玉石器、青铜器、陶器与原始瓷器，都体现着盘龙城先进、灿烂的物质文明。玉在商王朝是重要的礼仪器，盘龙城玉器兼具祭祀礼神、象征身份等级、充当货币财富及装饰美观等多种功能。本次展览展出了象征高级贵族权力的大玉戈，是商王朝的礼制性因素影响盘龙城邑的外化。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盘龙城发现了大量铸铜相关的遗迹和遗物，证明了盘龙城有独立生产青铜器的能力，且表现出较高的冶铸水平。遗址出土青铜器中，约三分之一为兵器，整个盘龙城文化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
盘龙城在三百多年的繁荣与发展中，创造出了比肩中原的青铜文明，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发展等量齐观的证明。遗址出土多件文物证明盘龙城与中原文化处于完全统一的系统中，是中原文化发展的延续，并为中国青铜文明高峰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展览现场展出多件广东商遗址出土文物
盘龙城作为夏商王朝时期长江中游之重镇，对于广大的南方地区融入以夏商为中心的华夏文明系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盘龙城起，商王朝不断向南开拓疆土，其文化也逐渐辐射至中国南方地区。
近几十年来，珠江流域一项项鲜活的先秦考古发现证明了广东并非被边缘化的烟瘴之地，而是同样拥有着悠长的文化脉络，与周边文化圈也有着多层次的交融与互动。本次展览展出多件广东商遗址出土文物，同时介绍了广州黄埔竹园岭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为岭南地区的史前画卷的描摹与复原增加了新的笔墨。
展览现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在江浙、闽南、广东等沿海地区的越人居住地出现了印纹陶，其中岭南地区印纹硬陶、原始瓷的技术领先，制造技艺成熟。作为岭南土著文化的类虎头埔遗存，在广东地区大范围涌现，其以几何图案印纹硬陶和矮圈足器为鲜明特征，在岭南石器时代的尾声铺垫了青铜时代揭幕前悠扬的序章。
从古国到王国，远离中原王朝的岭南文明演进并非踽踽而行，同样是早期中国化的进程。广东与盘龙城，凭借各自独特的文化面貌，共同构成了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在构建中华文明多元一统格局的进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代表的长江流域文明和岭南文明，既展现着本地先民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也是华夏文明大融合的激荡澎湃。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 通讯员 黄巧好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贺全胜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发布于：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