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史中，长征是扭转败局、保留革命火种的一次正确选择，见证这场行动的除了沿途的贫农老百姓，还有国外的传教士与记者。《军事与泥巴》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说道：“如果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蔡畅。”作为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蔡畅在红一方面军中，是每个女红军的大姐，她坚定的信念，先人后己的精神，让女红军这个特殊群体，留下了一段又一段的佳话。

1900年生于湖南湘乡县的蔡畅，在家排行老六，哥哥蔡和森声名远播，她自己亦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尽管家庭情况并不富足，但是蔡畅的母亲葛健豪却极为开明，对待蔡畅的生活与教育问题尤为重视。幼年的蔡畅在母亲的影响下，习得文字，练得一手好字。待到其13岁时，葛健豪典卖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嫁妆，让蔡畅获得了上县城读书的机会。新民主主义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葛健豪对此深表认同，并于1914年在湘乡县城创办了县立第二女校，鼓励女子入学读书，推动了当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蔡畅在母亲的影响下，革命思想逐步发芽，仅14岁的她，一边读书一边兼任女校音乐、体育的教员，更加明确了自己日后要走的路。

相较于红军队伍中的其他女红军来说，蔡畅的学识可以排在前几名。

从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蔡畅先是在湘乡教了3年左右的书，后又与哥哥蔡和森远赴法国，参加了新民学会。

1922年，蔡畅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欧旅支部），并于次年入党。在革命之初，蔡畅有幸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另一半——李富春，二人喜结连理。成婚后的蔡畅被党组织调至苏联莫斯科大学深造，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军事技能技巧。1925年回国后，蔡畅致力于妇女运动，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江西省委妇女部长、湖北省委妇女部长、江苏省委妇委书记、江西省委组织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并于1934年，随军参加长征。

很多人可能认为，凡是党史中叫得上名字的人物，基本上都加入到了战略转移中去，实则不然。长征二字承担的责任太大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之下，被迫无奈的一种选择。既然是要粉碎国民党歼灭红军的阴谋，那么踏上征程的那一刻起，前路会有多少的枪支弹药等着，后方会有多少追兵围追堵截，战士们都不得而知，而这一走，便要开始吃苦了。因此，参与长征的战士们，必须具备以下三点要求：誓死跟党走的勇气和决心，独立的工作能力以及强壮健康的体魄。

唯有如此，才能扛得住急行军和各种突发状况。

在筛选过后，中央红军只留下了30个人上路，分别是蔡畅本人、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群仙（刘群先）、萧月华、金维映、廖似光、陈慧清、刘英、李见珍（后名李坚真）、李建华、邱一涵、周越华、杨厚珍、李伯钊、曾玉、吴仲廉、钱希钧、阚思颖（后名甘棠）、钟月林、王泉媛、谢琼香（后名谢飞）、谢小梅、危拱之、危秀英、邓六金、吴富莲、李桂洪（后名李桂英）、刘彩香（后名刘彩霞）以及一位有待考证的无姓名女红军，她们均被编入了卫生部休养连。

然而，休养连的女红军们，真的休养了吗，并没有。

和男同志们一样，她们承担起了重头工作，那就是宣传和救护。出发时，队伍总人数8.6万，血战湘江结束后锐减至3万人，每场战斗都会有伤病员，这些女红军在枪林弹雨里来回穿梭地抬受伤的战士，将他们送到卫生部止血救护。她们是枯燥行军中的一抹特殊的调味剂，有了她们，嘹亮歌声不听，斗志昂扬的话语不少，战士们总能信心满满的上战场。蔡畅年纪大，组织能力强，每到一处，她都和女红军们一起写标语，编表演的故事，宣扬红军的主张，让老百姓知道，红军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是工农的子弟兵。

战士们长期走路草鞋破了，她又动员所到之处的妇女朋友们，一起编起了草鞋，一刻也没闲着。

按理说，女红军们不用参与到战斗中，也不用搬运重物，可是以蔡畅为首的巾帼战士，也会参与到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给穷老乡的活动中，甚至在抬担架的雇佣民工人手不足时，自己亲身上阵，扛起这份运送伤员的责任。人人尊称她一声蔡大姐，也不是平白无故来的。长征伊始，蔡畅就患有胃病，因此，她常年都会常备碱性较强的干馍片，用来缓解胃酸反噬带来的胃部灼烧感。行军途中，粮食匮乏，爬雪山过草地时，每个人的粮食都是定量分配的，不可多拿，蔡畅总是自己省着吃，把其余的分给队伍中体力较差的战士。

有时，队伍打了胜仗，缴获了一些战利品，罐头奶粉等罕见物件，蔡畅也不稀罕，从不争抢，都让给了身怀有孕、体弱多病的同队战友。

雪山道阻且长，温度骤降，爬山时，战士们既要克服路面打滑，还要保存体力继续行军。饥寒交迫是每个人都在经历的窘境。蔡畅看到有些人没了精气神，就把自己提前在集市上采买的生姜片分给大家，嘱托他们含在嘴里，这样就不会那么冷了。草地一眼望不到边，战士们挖野菜吃有时闹了肚子，蔡畅为了不让大家泄气，又打趣地说道：“以前家乡闹饥荒，妈妈就领过我和哥哥挖过野菜，做过野菜粥吃，如今这般苦，有野菜吃也是不错的了。”

同队的女红军中，有几个人也曾受过她的指导与恩惠，她冥冥中成了很多人的引路者。

譬如危秀英，还在中央苏区时就在蔡畅手下工作，后来调任时，蔡畅送了她一条从法国带回来的毛毯，说是很方便，可以铺床也可以用来盖；又如那些骑过蔡畅的骡子的伤病员，这些点滴小事中，都足以体现她对年轻革命群体的照拂。邓小平、徐特立等著名共产党人，都在晚年回忆起蔡畅时，对其给予高度评价。甚至美国作家美国作家尼姆·威尔斯都说，蔡畅为女共产党员的领队，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女革命家和最完美的女性。

蔡畅自己在革命胜利后也提及过长征这段经历，她表示：“长征确实把人锻炼了，留下来的都是革命的精华。”

1990年，蔡畅过完九十大寿不久，一代伟人终于9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她身前留下最后的遗言是：“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