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世无蔡元培

为什么蔡元培能够兼容并包？因为他自身就兼容并包的，看看蔡元培的演讲和文章，都能兴趣盎然地谈论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政治、伦理、教育等，而且全都是“高等常识”，你不得不佩服。他有充分的自信，谁都能跟他谈，所以辜鸿铭能谈，黄侃能谈，保守派们能和他谈，他至少是翰林出身，这是最过硬的资历；胡适能谈，徐宝璜能谈，这些自由派能谈，他至少深谙自由之真义，他崇尚民主与自由的真谛；陈独秀能谈，李大钊能谈，这些激进派能谈，他跟他们甚至一起经历，曾经是一个无人可及的革命激进派……他谁都可以谈，正因为如此，他能够让那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足以说明各派学人，群贤毕至，唇枪舌战，互不相让，却又总能留有一片天地。蔡元培就是学贯东西，博通古今的大家，更何况他最为专业的教育家，是“教育救国”最坚定的践行者。

“……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和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为一种象征与启示。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不减风神依旧，因为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

一、北大最佳校长

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像是众望所归一般。

为什么蔡元培如此受欢迎？因为他备新旧资望于一身。

1、清翰林身份

蔡元培清翰林院编修出身，相当于在“中央党校+中科院、社科院”里锻炼，这是清王朝承认的最高的学历，也是蔡元培最过硬的资历，正因为如此，北大一批保守派能够接受这位校长。

（清末学贯中西兼东方华学第一人辜鸿铭）

最能说明问题的应数辜鸿铭对蔡元培的尊重了。这位脑后垂着长辫的清朝遗老不仅精通数门外国语文，而且目高于顶，眼中无人。袁世凯是何许强梁？辜鸿铭却将此公与北京街头刷马桶的老妈子等同视之。但古怪之极的辜老头子特别服膺一个人，那就是蔡元培。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

“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辛亥革命先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

另外一位是黄侃对蔡元培的认可，最能体现旧派人物的态度。黄侃是章太炎的大弟子，属于旧派人物的中坚分子，人称“黄疯子”，脾气之大、性格之怪那是闻名学界。在讲学过程中，黄侃以痛骂胡适为乐，骂胡适为太监不过瘾，还要问候家人，桥段不少，比如咒胡适丧妻，骂胡适父亲混账王八蛋等等，对新派人物很看不怪，骂他们曲学阿世，谁往蔡元培的校长室跑谁就是去“阿世”。“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被迫辞职，当局欲找一些北大旧派人物做些落井下石的文章，一向以大骂新派为乐的黄侃自然成为不二人选，没想到黄侃毅然而然地站在了挽蔡的行列中，他对人说：

“余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

一句“亦无能用余之人”，足见黄侃心目中蔡元培的高度。

2、老留学身份

蔡元培也被新派人物高度认可，视为精神领袖。蔡元培留学履历，超级豪华，有五次留学的经历，东渡日本，西游欧陆，居留他国，不是游山玩水，到处瞎跑跑；不是为赚洋文凭，镀镀金身；也不是为革命事业，流亡海外，向来注重学术研究的，不以拿文凭为目的，而是完善自己的“学诣”。他有《石头记索隐》、《教授法原理》、《中国伦理学史》、《美育实施的方法》和《华工学校讲义》，算不上著作等身，也算不上学问精深，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能成其大者的大师。

在履职北京大学校长前，蔡元培就有了二次游学欧洲的经历，一次是1907年5月至1911年11月，在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另一次1913年至1916年11月在法国学习，主要从事学术研究。蔡元培爱德国的学术严谨，爱法国的自由精神，能学以致用，去伪存真，把好的东西带到中国来，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风格》一文中赞扬道：

“蔡元培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

正是几段留学经历，蔡元培比谁都容易接受留学归国的人才，能够真正做到不拘一格，甚至特设学科，如用徐宝璜，开设新闻学，用胡适，开设哲学，目的当然是希望他们来补充中华文明。

3、老革命身份

蔡元培还是资深的革命家，无数革命家视蔡元培志同道合的同志。蔡元培虽谋得了翰林编修的功名，但眼看甲午海战失败，接着又看到戊戌变法失败，深感清廷病入膏肓，已无药可救了，便主动与清廷决裂，并开始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在1902年，与章太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并担任了会长，同时赴日本留学，却因中国学生遭受无理压迫，愤而陪同被放逐的吴稚晖归国。蔡元培认识到要救中国，不得不走上这两条路，一条是革命，另一条是教育。于是担任《警钟日报》的主编，提倡民权，倡导革命，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革命者，决定用武力推翻清廷。

自唐代迄于清代，1200多年，翰林何其多，但主动参加革命党，去革封建王朝之命的，除了蔡元培，数不出第二人。

（蔡元培担任光复会第一任会长）

作为革命者的蔡元培即使在同盟会也属于资历最高老的元老之一。众所周知，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合并组成的，而蔡元培是光复会的第一任会长，可与兴中会的孙中山、华兴会的黄兴相提并论，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后，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民国的历史，从革命的角度来看，最先广东那一派，以孙中山、汪精卫等为代表；继而是湖南那一派，以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再后来是江浙沪那一派，他们以上海为据点，最终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团队，这团队里人才济济，既充满知识精英，也不乏像张静江的财阀。而这个团队的核心或者说灵魂性的人物就是蔡元培。

不过，蔡元培志不在革命救国，而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也正因为是老革命的身份，当在孙中山、黄兴等大佬已不在世时，也只有他才能组织、发起“护国救党运动”，揭开4.12清党事件序幕，从某种意义上说，4.12事件蒋介石还只是执行者，真正的策划者恰是蔡元培。

在辛亥革命前夕，他在莱比锡大学搞学术研究，也是像孙中山一样，听说国内革命成事了，才从欧洲回国的。蔡元培这个善于交际，在革命党中，他能够较好地团结自由派、改良派和激进派的关系，能够争取到最大多数的支持，这也是在辛亥革命南北和谈时，为什么南京临时政府要派蔡元培去跟袁世凯去谈判了。

4、教育家身份

当然，蔡元培属于专业的校长，那就是蔡元部是教育专家，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包括北大前任校长胡仁湖，还有代理校长蒋梦麟，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有“师生之谊”，甚至胡适都能跟老蔡扯上关系。早年蔡元培得到了翰林身份，有感于“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于1898年9月辞官回到绍兴，他不像张謇那样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而是选择“教育救国”的道路，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接下来又担任澄衷学堂校长、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等职，目的“实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

（蔡元培就职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担任教育总长一职的经历。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最初教育部只有三人：总长蔡元培，次长蒋维乔和一位会计兼庶务，直到迁移到北京前也只有30余人。自总长而下到部员，不分等级，月薪一律30元，“诸事简陋，惟务实际”，“苟有案牍，随到随办”，以至从寻找办公地点到领取大印，蔡元培都曾亲自出马，部里“绝无官署意味”。

5、建设者身份

作为革命者，蔡元培是少数能够为北京政府当局所接受的。蔡元培自1913年起即基本脱离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阵营，转而与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的改良主义者为伍，并因此成为北京各种改良主义者推崇和利用的招牌人物。

(来，来，来，大家一起来搞教育)

其实，光复会的蔡元培和华兴会的宋教仁，确实与兴中会的孙中山，有些道路上的不同。蔡元培和宋教仁认为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宋教仁注重“议会建设”，走宪政道路，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而蔡元培注重“教育建设”，走教育道路，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

但很不幸的是，孙中山可能担心会影响自己的权威，所以并未委以重任。不过，在辛亥革命时南北和谈期间，蔡元培还是代表南京临时政府跟袁世凯谈判，是迎袁专使团团长，团员有宋教仁、汪精卫、王正廷等8人，应该说这些人都是能让北方实力派所接受的人物。

因此，黎元洪、徐世昌等人都对蔡元培还是器重有嘉的，再说人，人家也是名声在外，教育家的名声大于革命家的身份，加上当时的北洋政府也倡导好人政府、提倡专家政府，所以，蔡元培也就成为当时北洋政府想笼络的人物。

种种情况表明，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确实符合各方的期待，更何况，“教育救国”和“宪政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潮，从洋务运动以来，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的几大思潮之一。

当然，最重要的情况是，蔡元培确实能够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能够非常恰当地调和好，弹好钢琴，更重要的是，他与北大教职工都能相处融洽，这一点，即使作为“我朋友胡适之”的胡适也难以做到蔡元培这般关系融洽。

应该说，蔡元培的人品在当时人物中，算是爱惜羽毛的，连一向不顾情面骂人为乐的吴稚晖也是高度认可，在蔡元培逝世时，他写下了“生平无缺德，举世失完人”的挽联。

 

二、蔡元培与北大

五四前夕之中国，风起云涌，各种思潮涌动，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其源头在北大，而北大能引领这股思潮，其根本原因，还是在蔡元培主持了北大。

蔡元培塑造了北大精神——“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北大打上了深深的蔡氏烙印，权威曾经这样评价蔡元培：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如此高度评价，并非是溢美之辞。蔡元培开辟了中国现代史上“大学应以研究学术而谋国家学术独立为己任”的道路，“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中国的“精神圣地”，“为国家种下了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

（1921年北大留美校友与赴美考察的蔡元培合影）

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与其称之为大学，还不如称之为官僚养成所。当时的北大，大多数学生仍继承前清老爷式的作风，上课铃响时，当差便来“请老爷上课”。一些活动能力强的学生，上乘的做法是猎官，组织同乡会等借以接近学校当局，毕业后即稳得升官的阶梯；下乘的做法是钻营，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一心只想混张毕业文凭，然后讨一份吃皇粮的差事。至于那些被称为“中堂”或“大人”的学监及教员，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者，混饭度日者，比比皆是。乌烟瘴气和歪风邪气很盛，唯独研究学问的风气荡然无存。

（前排右1：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范源廉）

1916年7月，范源濂任教育总长，他认为像北大这样一所国家最高的学府，需要像蔡元培这样开明的人来领导，特于8月26日由外交部代拍电报给旅居法国的蔡元培，电文云：

  “蔡鹤卿先生鉴：‘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人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笺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

蔡元培跟范源濂是有很深的渊源，是超越党派的肝胆相照的朋友。1912年蔡元培在唐绍仪内阁中任教育总长，就抛开党见，邀请身为共和党员的教育专家范源廉任教育次长，为消除范源濂的顾忌，他深明大义地说：

“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成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

结果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

蔡元培后来说：

“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范源濂字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践，以他之长，补我之短。”

范源濂曾三任教育总长，民国时期的教育制度和法规，多是由他主持制定的，其中有许多进步因素。蔡元培想到范源濂的能耐，范源濂也念着蔡元培的好。第一次出任教育总长时，曾主张由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袁世凯坚决反对，在他二次出任教育总长时，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面对范源廉的电文，蔡元培想起当年他邀范源廉出山说过的话，又想到两人愉快的合作经历，一来老范讲交情，这份盛情难却啊；二则老范懂教育，工作好开展啊。蔡元培决定出山好好地干他一票。他9月1日接到电报，10月1日启程返国，11月8日抵上海。

风尘仆仆的蔡元培到上海后，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接手这个烂摊子：北大腐败透顶啊，烂到流脓了，早死早投胎，老蔡你若搭上一手，怕就怕整顿不力，一生清誉反受其累啊。当然，也有朋友鼓励蔡元培放手一搏：老蔡啊，你是革命元老，提倡“教育救国”就应该由“救北大”开始，用手术刀割治这个艳若桃李的烂疮，给中国教育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纵然败北，尽心也可无憾。

蔡元培一听，朋友们的意见他在肚里囫囵了一下，然后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老蔡开干了！而且要干得风生水起！”1916年12月26日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蔡元培终于拿到了他人生中最成功的作品——北京大学，开始进行动起手术刀。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任命状）

1917年1月4日，时至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黄沙扑面，人们懒得出门，无奈出门坐车也懒得露一下脸。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校工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蔡元培鞠躬致敬。

没有想到的是，新校长气度谦和地走下马车，摘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这些校工们鞠躬回礼，平民校长的风采一进校门儿就显露出来了。

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从所未有的事情。北大——国内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何曾把校工放在眼里，新来的校长的确不同一般。

这不是件小事，北大的新生由此细节开始，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向站在大门旁边的校工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北大校园内一道颇为养眼的风景线，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

1月9日即到校第5天，蔡元培发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直击北大弊病，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特意强调三事：“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三事之中第一条最为重要，那就是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经典表述：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把北大定位为不同于一般专门学校，对北大学生提出不同于从前的要求：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随后，蔡元培在北大校园内部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整顿。据史料记载，蔡元培提出的北大改革举措很多，主要包括四方面：

一是抱定办学宗旨，整饬校风师德。

蔡元培在就职演讲中，已经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他的办学宗旨。对学生求学，要求抛弃“求官”的观念，抱定“求学”的宗旨；对教师聘任，不问出身不问思想倾向，以“学诣”第一原则。整饬校风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北大治理嫖娼记）

蔡元培于1918年1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北大进德会旨趣书》，在学校发起组织进德会并亲任会长，号召师生共起“砥砺德行”，“力挽颓俗”。会员必须恪守不嫖、不赌、不纳妾的基本戒条（另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五条选认戒），挽救奔竞和游荡的旧习，并设立评议会。北大教职员、学生多人入会。进德会的影响，以及学校奖励优秀学生，对违规学生进行处分的措施，使北大的校风为之一变。

蔡元培决定引导和培养师生的研究兴趣，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且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进步的场所，据此信念，他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各种研究所，并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书，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那就是创办科研机构，倡导平民教育，组织各类学会、研究会，如新闻学会、戏剧讨论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培养学生正当的娱乐，同时使学生养成研究的兴趣，并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让学生也学会自治与独立

二是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蔡元培的改革理念和举措，就是秉行“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办学原则，广延博学与热心的教员。

蔡元培决意改造北大，并非打碎另做，推倒重来，凡饱学鸿儒皆得以保留教职，更在国内延聘名师，不问派别，不问师从，但求其术有专攻，学有专长，真正做到了兼容并包，开创一代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校园新风，以党见和政见论，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以文学派别论，胡适、钱玄同等人倡导新文学，刘师培、黄侃等人坚持旧文学。特别是“性博士”张竞生，被封建卫道士辱骂为“四大文妖”之一。他在北大讲“美的人生观”，在校外出版《性史》，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在半封闭半蒙昧的中国，张竞生的言论绝对算得上耸人听闻，惊世骇俗，也只有在蔡元培的保护伞下，他才不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

(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在北大积极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主张的同时，也积极裁汰一批不称职的中外教员。当时在北大以“探艳团”团长而闻名红楼内外的年轻英文教员、流氓分子徐佩铣就是其中的一位。蔡元培不仅开除了一些不合格的中国籍教员，对那些不称职的外国教员也决不姑息迁就。

据史料记载：蔡元培“对那些或托中国驻外使馆，或由外国驻华使馆介绍进来而确属滥竽充数的外国教员，也不顾各方面的压力一律撤聘”。有一个被裁撤的法国教员甚至对此提出控告，蔡元培委托王宠惠出庭，命其出聘约为据，从而使对方在法庭上败诉。有一个被裁撤的英国教员甚至把他们的驻华公使朱尔典请出来进行无理干涉，但蔡元培依旧不予理会，朱尔典竟威吓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蔡元培听后一笑置之。

三是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管理体制

早在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制定了《大学令》，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主要把权力下放，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师，让真正懂得教育的人来管理。但是，这个治校的管理体制一直未能付诸实施。

（蔡元培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从北京大学的历史来看，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前，北京大学就呈现出典型的科层化组织结构，衙门作风和官僚积习很深，学校实行的管理体制是与封建文化专制相适应的学监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连各科学长也无权与闻其事”。学校里没有丝毫民主和谐的气氛，只有腐败沉闷的空气。

蔡元培主持北大，决定改变这种领导体制，将权力下放，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师，让真正懂得教育的人来管理学校。

第一，组织教授会，作为各系的管理机构。蔡元培上任时，北京大学设有文、理、法、工商各科，科下设门，各门的教授会是由除助教外的所有教师组成的。至1918年共成立了11个学科的教授会。1919年废门改系，共设14个系，各系成立教授会，设主任一人，由教授会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各系教授会的任务是参与规划本系各学科的教学工作，主要包括：课程设置、教材采用、教学方法改良、学生选课指导、学生成绩考核等。

第二，设立教务处、总务处，统一领导全校教务、事务工作。1919年4月，废各科学长，成立教务处。教务处由各系教授会主任组成，并从中推选教务长一名，协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任期一年。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是马寅初。同时成立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由校长于总务委员会中委任，以教授为限，任期两年，可以续任，主管全校的人事和财物工作。

第三，设立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关和执行机关。行政会议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行政会议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行政事务。行政会议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由教师组成，分管各部分的行政事务。评议会所决定的事项，由行政会议督促、指导各专门委员会负责实施。

第四，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校长和从各科学长、教授中推选出来的评议员组成。每五名教授中产生一名评议员，任期一年，一年选举一次，可以公开选举，也可以在选票上写好被选人的姓名，将选票寄给评议会，然后由评议会定期当众开票。校长为评议会议长，负责评议会的召集、改选等事务。评议会的主要任务包括：决定学科的废立、制定和审核学校内部规章制度、审核教师学衔和学生成绩、审查学生风纪、提出学校预决算费用方案等。凡学校重大事务必须通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蔡元培努力使“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管理体制在北京大学落地贯彻，在这个制度中，教授会、行政会、评议会，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格局，使事务工作、学术工作和立法工作区分开来，使大学的权力在各个层面得以合理地分配，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专业化的管理。正因为如此，这种管理体制不仅改变了旧北大的官僚衙门作风，而且使进步的、有威望的教授得以参与到学校的遇高决策之中，使教师成为学校的管理主体，充分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促使北京大学从封建腐朽思想和官僚堕落习气笼罩的学府，脱胎换骨，转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提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阵地。

四是改革高校教育课程和学科设置

北京大学作为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成果，因其地位特殊，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新式学堂，徒有一个新字而已。从开办到民国元年的十余年间通行学校方针一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大都偏重于旧学，虽倡导西学，也多处于挂个羊头的性质，这就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蔡元培抱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后，就要响亮而明晰地提出“贯通中西”的口号，竭力融合中西文化，他的改革又是以课程改革和建设为突破口的，决定对北大进行改革。

正如他所认为的“改良社会，首在教育”，“学校之中，以课程为第一义”。在1919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鉴于“学课之凌杂”的现状，蔡元培更是提出“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教义……二曰添购书籍……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这些集中体现了蔡元培从课程入手启动大学教学制度改革的思想和做法。

首先是进行文理扩充，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与术的区别就是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区别。学生在学校必须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只有把基础打好才谈得上应用。由于当时存在着“轻学而重术”的现象，蔡元培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纯粹是“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进行扩充并加强建设。

在学科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按“学”与“术”分类规划组建学科。“学”为学理，“文、理，学也”；“术”为应用。“法、商、医、工，术，术也。”在他看来，学重于术，“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大学的发展重点应当是“治学”，高等专门学校的发展重点是“治术”。这一改革思路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将北京大学导入文理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轨道。

我们姑且不论蔡元培对文理两科的扩充问题对现在高等学校的影响，仅就他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性而言，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只有把基础打好了，才能谈得上高深的学术研究，“万丈高楼从地起”，没有牢固的基础，要实现蔡元培所倡导的“研究高深学问”的办学宗旨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清除科际障碍，废科设系。

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理科里面包含着文科，不能截然分开。如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原属文科范畴，现已采用实验等理科的研究方法，地理学中有人文、地质、地文，分别偏于文科和理科，很难辨其学科性质，“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专己守残”，“局守一门”，蔡元培采取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就是清除人为的科际障碍，废科设系。北大于1919年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蔡元培的这一施得到了后来高校的继承和发展，现在的高校基本上都是按照院、系的方式来对学校进行逐级管理和安排的。

再次是改革学籍管理，改年级制为学分制。

1917年10月，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9年暑假后，选科制在北大各系陆续施行。

选科制是当时美国大学中通行的方法，蔡元培极力主张仿效，他认为同在一年级或一专业的学生，其能力和兴趣不可能没有差别，年级制“使锐者无可见长”，而选科制“比现行年级制、划一制可以发展个性”。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程提供了方便。

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中也纷纷采用选科制。新中国建立后，学分制被取消。九十年代以来，很多高校又开始采用学分制，然而，所谓的学分制也只是徒有其表。

传奇校长，总能够创造传奇，在用人方面，可谓别出心裁，其中大胆启用陈独秀和破格聘用梁漱溟，一个涉嫌造履历造假，另一个更是没有学历。

北京大学的辉煌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文科的辉煌。蔡元培慧眼识陈独秀，聘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由此创造了北京大学辉煌的历史。

（蔡元培和陈独秀）

其实蔡元培是非常熟悉陈独秀的，曾一度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蔡元培刚开始与陈独秀一样，也属于激进派，两人还一起加入暗杀团，搞过炸弹试验，但随着阅历的增长而改变，蔡元培转型为自由主义者，而陈独秀依然属于激进派，虽然几次买舟东去，在日本游学，但他的生涯基本上处于革命的状态，很少能够安分守己地学习。但两人结下斗争情谊，且志趣也相同，对法兰西革命情有独钟，因此打下了相互信任、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蔡元培一个放心陈独秀，第二个知道陈独秀的长处，不在治学，而在于思想上能有所突破，能够开创新的局面。蔡元培抱着整顿北京大学的决心出任校长，而且立意从文科整顿做起，延聘教员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自己的铁杆，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诚如梁漱溟所说的，陈独秀当时“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蔡元培对陈独秀的印象是相当不错的，“忠于人，忠于事”，“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而令他“最不能忘的”是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绝对能够给自己打开局面的人。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次第执行与蔡元培商定的整顿北京大学文科的办法，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改革和整顿，推动蔡元培全面整顿北京大学。蔡元培对陈独秀也简任放权，凡北京大学文科“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陈独秀长北京大学文科后的首要工作是广延人才，充实新的有生气的力量。陈独秀首先给胡适去信，希望胡适“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和刘半农等人先后应聘。不久，北京大学文科便成立以陈独秀为首，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人参加的学制改革机构，正式启动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逐渐改变了北京大学文科的面貌。

陈独秀对北京大学文科的改革和整顿，还表现为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从《北京大学日刊》发布的《文科学长告白》，可以看出陈独秀整顿与改革的部分措施，最重要的是严明校纪，完备制度。凡是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决不迁就姑息，一律给予相应处分。

在整顿校风校纪的同时，也对文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进行改革，扩充文科，增设新系，规模日见宏大，教授日益增多，并分别设立哲学、中文和英文研究所，并根据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不断进行新的调整。学生除完成必修课外，可以自由选课，既可听本系老师的课，也可去别系听课，还可以与教师自由商讨学理。在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听课的，既有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也有经发证注册的旁听生，甚至有悄然而至的“偷听生”。毛泽东和瞿秋白就曾是北京大学的旁听生。

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始于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如果陈独秀不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肯定不会在北京大学文科。伟大的五四运动恐怕也就不会发端于北京大学了。

（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

梁漱溟所接受的正规教育最高学历仅仅是五年半的顺天中学堂的学习经历，更没有出国留洋的耀眼光环，蔡元培能够大量启用，可见其魄力。梁漱溟投考北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蔡元培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1917年，蔡元培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这一年，梁漱溟年仅24岁。

当然，梁漱溟确也没有辜负蔡元培的知遇之恩，在北大七年里，一下子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完美升级成为名冠一时的学者，尤其是让思想石破天惊的《东西方文化及哲学》发表之后，梁漱溟便确立了他的地位，成为新儒学的泰斗。

对于蔡元培的知遇之恩，梁漱溟写下了《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开头便是：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只要学术上能有所突破，能够抛开学历的限制，直接启用真材实学的人，可谓尊重学术的最好例证。

蔡元培如此做事，如此用人，一时间让北大充满了百家争鸣的情景，于是，群才辈出，群星璀璨。

蔡元培正是从一所大学入手，塑造中国大学的传统的，也塑造成了中国的一个时代。当然，也有人对蔡元培提出了尖锐的批语，不过，认为他全盘西化的执行者，有没有道理？那要看你怎么看了？就是像看抗美援朝一样，牺牲20万烈士的生命，死伤达百万之巨，保卫了谁？难道就是白头山血统，让金家们世世代代下去？

我坚定地支持蔡元培的做法。我爱中国文化，但我更爱世界文化。中国太需要世界眼光，太需要融入世界，只有真正融入到世界中去，并且获得了话语权，才能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三、蔡元培在1919

说完蔡元培的养成及蔡元培的北大，现在再说说蔡元培的1919。

蔡元培的1919，那是风云激荡的一年，不仅仅在1919年这个广场事件牵涉到了他，更包括在新文化运动的漩涡中的诸多事件。其实，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1919年并没有什么大书特书的光辉业绩，胡适陪杜威来华演讲，陈独秀呢被北大“劝辞”，鲁迅在北京买四合院……各忙各的家，各找各的妈，而恰恰是蔡元培面临种种冲击，应该说，1919年的蔡元培处于危机之中，先是林纾对北大的责难，后又是舆论对陈独秀的攻讦，再是五四运动中，学潮、罢课等事件对北大的蔡元培的冲击，蔡元培该如何面对呢？

先是保守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攻讦，他们联合起来，对“一校一刊”进行批评。

（新青年杂志）

《新青年》的写手主要是北大的教授，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等诸君，他们在北大教书，在《新青年》写文。旧派人物攻讦新派人物，自然连同北大一起骂了进去，比如林纾写《荆生》之后，又致信给蔡元培，批评蔡元培蛊惑人心。蔡元培也深知无风不起浪，北大将陷入是非的漩涡之处，这是风雨欲来的先兆。

紧接着有人围绕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人物——陈独秀集中开火。陈独秀是个性情中人，经常出入于八大胡同，有一次和一个学生争抢一妓的事，被炒得沸沸扬扬，甚至国会议员张元奇就以陈独秀的私生活情况向国会弹劾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甚至连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都出来说话了，宴请傅增湘和蔡元培，言下之意就是蔡元培注意影响。1919年3月26日，傅增湘在徐世昌的指令下，写信给蔡元培要求约束提倡新思潮的北大师生。

蔡元培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才有1919年3月26日晚间的事情，在汤尔和家跟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商议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最终决定弃陈。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马寅初被推为教授会主任，陈独秀被撤去了文科学长职务。

（五四运动，北大成为“风暴眼”）

如此一来，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各种舆论压力，以蔡元培牺牲爱将的代价，向强权妥协。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因为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谈判失败，德国在山东掠夺的特权全部让与日本国。闻讯的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走上街头，喊出“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一时间还处于失控的状态，学生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已成不可阻挡之势，且有学生被捕。

5月7日，在蔡元培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出面保释，学生全部释放。这时，学生罢课游行的热情并未减退，决定再接再厉，而此时教育界成为攻击的对象，政府一副不做不休的态度。当时，外间传言满天飞，最耸人听闻者有二：

其一是总统徐世昌要严办北大校长，决定桐城故学派马其昶来代替蔡元培，安福系军阀甚至悬赏要刺杀蔡元培；其二是盛传陆军次长徐树铮已命令军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将炮口对准北大。

不管传言是否可信，形势总是咄咄逼人。关于撤换他的事，让蔡元培很受伤，如果被当局贸然撤免，势必会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事态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爱惜羽毛的蔡元培倍感身心俱疲，便萌生了退意。

5月9日，蔡元培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大学，取道天津、上海，到杭州。临行前，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该文中说道：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

“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风俗通》，“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出自《诗经》，有人误解，“君”为政府，“马者”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而“道旁儿”指各校学生，如此解释自然板子就打在了学生们身上了。

学生们便拿着此篇前去求教于北大文科教授、也参与编辑《新青年》的程演生。程向学生指出这一典故的出处和含义，他表示，蔡先生用此话的本心是如果不考虑自己所处地位，“将恐溺身于害”，并无责怪学生之意。至于“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则取自《毛诗·大雅·民劳》第二章前二名，意思是，我已经很疲劳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这玩文字游戏也够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

北大学生得知消息后，召集代表会议，议决致函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万勿允准辞职”，“以维学务而平舆情”。晚8时，北大教职员开全体会，作出“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决议，推举李大钊、马叙伦、马寅初等8人为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

5月10日，为了消除学生之误解，蔡元培在南下途中特地给学生写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道：

“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为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尽力也……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仆之去职，为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其实，蔡元培内心是异常纠结的，他已经预见到五四之后的北京大学已经很难纳入“研究学问”的道路了。蔡元培并不鼓励学生走上街头，但也明知学生出于国家大义，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出东问题的条款，出于国家大义，是无可厚非的，至于北京大学，蔡元培认为从此不易维护纪律，因为学生们很有可能为胜利而陶醉，而且往往可能形成一种惯性，动辄就上街游行，其间萌生出不少青年政客，可以这么说，蔡元培并非是学生运动的鼓吹者，相反倒是成见的，在蔡元培主持北大的后期甚至提出了约束青年的主张，用意自然是让学生们好好读书，以完成“研究高深学问”的主业，所以，对于五四学潮，蔡元培心态却是最为复杂的，既同情又不满。

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鉴于北大学生的罢课游行，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京政府有釜底抽薪的想法，那就是想解散北京大学。听闻这个消息后，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齐递上辞呈，联名提出蔡元培回到北大。而南方教育界为应对北京政府出此狠招，蒋梦麟、黄炎部等开始筹办南京大学，着手将北大新派学者转移到南方。

5月26日，在上海、杭州往返观察时局的蔡元培决定不再回北大，公开的理由是“卧病在床，未能北上”。北京政府一想是你坚决不要来的，还想以此来要挟我们？我们也不想迁就你这尊大佛，干脆长痛不如短痛，批准蔡元培的请辞，别找听话的大学校长，示范天下，稳定政治秩序。

6月5日，北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批准蔡元培请辞北京大学校长的请求，并任命胡仁源为其继任。第二天，徐世昌照此发布大总统令。

胡仁源出身于南洋公学特班生，而蔡元培又是该校的校长，因此，胡仁源与蔡元培存在一丝师生之谊，而胡仁源在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前，曾任北大工科学长，并一代理过校长，因此北京政府这么一个任命，胡仁源从蔡元培的前任又变成了继任。

北京政府执意去蔡，一方面运动北大学生欢迎胡仁源出任校长，另一方面开始捏造故事，诋毁蔡元培等人，这一捧一打的手法，激起了北大学生的公愤，他们群起抗争，公开拒绝胡仁源出任校长，甚至要查明到底是哪些学生在欢迎胡仁源。

6月6日晚，北大学生举行全体大会，就政府任命胡仁源为校长一事通过两项决议：一是推举代表求见胡仁源，警劝其万勿来校；二是上书大总统请收回成命。6月7日下午，全体教职工二百余人召开紧急大会，宣称北大校长除蔡元培外，绝不承认第二人，更狠的一招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也向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递交呈文，反对胡仁源为北大校长，请求政府继续挽留蔡元培。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同时致信胡仁源，警告其不要贸然到北大就职，原因主要是，时局关键要恢复教育原状，而恢复教育原状的关键就是各校校长一律复职，而各校校长复职关键又是蔡校长复职。对于此，胡仁源一定心里十分纳闷，北京政府岂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

看到北京政府还没有请蔡元培回到北大，全国和平联合会也忧心忡忡了，于是6月12日，来了个更大的手笔，致电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表达挽蔡的看法，请求政府平息此次风潮，不要游弋，不要举棋不定，一定要出至诚挽留蔡元培，认为只有让蔡元培复职，方才有办法化解教育危机。

作当事人的蔡元培，却一直充当旁观者，因此并没有头脑发热，他深知政府中有人不仅不愿意挽留他，甚至主张追究他的责任大有人在，为了自己的羽毛，更为了北大的未来，也为了北大致在僵局中被撤销，蔡元培在6月15日发布了《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他说：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重申不肯再回北大任校长的决心。不过，这宣言并没有发表。因为6月14日，由大总统徐世昌亲自发出一道挽留指令：

“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所请解职之事，着勿庸议”.

与此同时，还派专员南下诚邀他返校长。其实，蔡元培屡辞屡邀，此中虽有安福系少数几个政客阻挠，但是政府挽蔡的诚意还是满满的。

这样一来，北大学生和教职工请挽，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请挽，全国和平联合会请挽，更重要的是，北京各校校长也跟着蔡元培陪绑了，如今徐世昌派专员来请挽，蔡元培觉得火候已臻，便决定重返北大，一开始“我倦矣”，继而“卧病在床，不能北大”，现在托大家的眷念啊，“于佳山水中读书养疴，亦数年难得之机遇也”，便顺水推舟，于7月9日，蔡元培分别致电全国学联和教育部，称有感于各方责望之殷，“已不容坚持初志”，答复“一经就愈，即束装北上”。但是，蔡元培还是卖关子，说我胃病复发了，再等等吧，这段时间先由蒋梦麟代理校务吧，其实呢，也是蔡元培的试探北京政府的诚意。

事已至此，算是息事宁人了，蔡元培也知北京政府之用意，于是致电全国学联，说：

“五四以来，学界牺牲极大，现在六条要求，均有相当解决，务望通电全国学生诸君，一律上课，以慰国民之望。”

这样学潮就结束了，这不仅仅是学生的胜利，而胜利者也包括蔡元培。

9月12日，蔡元培病愈归校，9月20日这一天，北大两大喜临门，一则新学年开学典礼，一则欢迎蔡元培回校，马叙伦、张国焘分别作为教职工和学生代表主持欢迎蔡荣归北大。

20日，北京大学师生3000余人为蔡元培返任开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会。学生代表张国焘致欢迎词说：

“当此秋光宜人之际，吾人得会集一堂，重睹我校长慈蔼之容涌现于讲座之前，实抱无量之欢情与莫大之感兴。”

“五四以来，为国家争外交，为国民争人格，备历诸人间辛苦、亡国先味。有受逮捕而入监狱者，有被罗织而受审问者，有蒙殴击而丧生命者，生等并非以此哀诉于先生，自经历此四月困苦悲剧之生活，对于本身而得有许多之觉悟，对于人世而得有许多之了解。”

最后，张国焘对蔡元培说：

“回忆返里之日，人争走相问曰：‘蔡校长返校乎？’生等叹大学前途，每悲不能答。今先生返校矣，大学新纪元作矣，生等新生命诞矣，生等于此有无穷之欢乐，无限之兴奋。敬祝先生健康！大学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蔡元培致答辞说：

“四月不见，今日相聚，殊觉愉快。但我想自我出京以后，诸君数月以来，所处境遇日在困苦艰难之中，而我乃卧病乡里，甚为抱歉。吾以为诸君甚恨我，而不愿与我再见，不料叠被催促，勉强北来，今日复得面此最恳切的谈话，非常惭愧。”

但是，胜利的蔡元培开始意识到，学生运动的问题，他们就会认为学生万能了，会三番五次地请愿，一回两回地游街，迟早会被政治势力所利用。因此，蔡元培这时期主持的北大已经反对学生闹学潮了。

当然，蔡氏这种认知也算有先见之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奔走呼号，倡导抗日，殊不知在12月15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遭到北平请愿学生绑架，他万万不能想到的是，年届六十五，腿有残疾，竟被一个热血沸腾的女大学生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其实所谓南下请愿学生请愿团背后的支持者就是中共地下党。不过，蔡氏人格甚高，即使遭此待遇，也首先检讨自己，他对记者说：“今日在场青年之粗暴如此，实为我辈从事教育者未能努力所致。”

历史有的时候总令人不堪回首，打人薛迅之所以如此义愤填膺，据她的回忆录说法是，支持她的政党认为：

为了缓和日美矛盾，日本占领东北后必然要进攻苏联，因此，党的方针是展开群众性抗日运动，一方面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然后更重要的是要保卫苏联，直到1931年，某党还是停留在“武装保卫苏联”的思想认识层面上。

当我们重返1919年，我们发现，那一年引起全国轰动的重大事件，变成全国性运动的，一是五四运动的反对山东主权交给日本，二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挽蔡运动。 

四、是非蔡元培

古今中外，成功者甚多，我们不难从中遴选出自己推崇的对象，但若将某人推崇为大师、完人，这肯定是一件容易离谱的事情。在现代中国，除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还有谁能无愧此誉？

但是，正是蔡元培却影响了中国的道路。

想到1919年的3月26日，蔡元培是核心，汤尔和，浙江杭州人；沈尹默，浙江吴兴人；马叙伦，浙江杭州人；蔡元培，浙江绍兴人；他们又坐在了一起，商议陈独秀去留的问题，最后蔡元培决定让陈独秀以年假的方式离开北京大学，这正是胡适后来说的是决定中国命运关键的一天，导致陈独秀向左，南下上海，进而组建中国共产党。

然而，8年后的一天，在蔡元培主持下的非常小众型的密会，让中国又出现了一次转捩。

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蔡元培，浙江绍兴人；张静江、浙江南浔人，吴稚晖，江苏武进人，李石曾，河北高阳人，这四个人都在法国巴黎一起搞过勤工俭学，关系不同一般，在国民党内号称“四老”，另外一位是古应芬，是广东人。他们提出了“清党”的建议。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而同盟会的前身是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兴中会的大佬孙中山主张北伐，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了；而华兴会的大佬黄兴则在辛亥革命后革命早逝，现在只剩下光复会的大佬蔡元培。孙中山代表的是广东势力，黄兴代表的是湖南势力，蔡元培代表的是江浙沪一带的势力，这五人中，蔡元培无疑是核心，更何况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的经历，可谓是基情燃烧，他提出清党的建议。而张静江可谓是蒋介石的教父，因此，再加上蒋介石也是浙江人，他们选择了蒋介石或者说支持了蒋介石，于是，“四一二事件”就暴发了，共产党称之为反革命政变，而国民党称之为清党。“四一二事件”蒋介石只是执行者，而策划这个事件，不是别人，正是蔡元培。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曾任北大教授的民国大佬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

“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蔡元培一生的真实写照。

他既是独树一帜的教育家、大学者，又是真正的民主斗士，他与清廷斗过，与袁世凯斗过，与北洋军阀斗过，与蒋介石斗过，多次被通缉，多次收到恐吓信，但为了救国的理想，毫无所惧，终生致力于科学民主与教育事业，其不屈不挠之可贵精神，其有节有方的管理智慧，颇值我辈后人学习。

他才是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人物，一直抛开党见，抛开个人利益，始终为了民族，为了国家，这才是蔡元培真正让我们感到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