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那些正在消失的古城，揭秘千年古国的神秘旧事丨21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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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古城是人类历史文明的绝佳见证者，记录了人类文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兴衰演进的线索。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相当规模的城市，尤其是历代的国都，因其地位特殊性，更是大兴土木，着意修建。

历史的迁移，这些古都承载了数千年文化的辉煌，延续至今，它们现在面貌如何？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编辑丨陈思；实习生 杰怡

因为生活之河在流淌，城市不是西伯利亚万年前冷冻的猛犸象，而是持续发展的结果，它只能在“最近”和“我”身上发生意义，这种意义也就是历史的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尽完美，但属命定。

题记

一、元上都：金色的荒城

去过元上都的人看到的其实是一座中国式样的城池，有四四方方的城墙和似曾相识的街道布局，只是内里已经完全荒芜了，盛满中国城市不熟悉的“自然”。

按照历史学家的传统说法，上都是蒙古皇帝忽必烈“龙潜”或“在藩”的地方，它事实上早于大都城。还不是皇位继承人时，忽必烈在此建立过“金莲川幕府”，培植他赖以和后来的竞争者阿里不哥生死厮杀的势力，因此大汗对上都有着特殊的感情。

“金莲川”这名字很美，直到现在它的美也名副其实——忽必烈，乃至后来的蒙古皇帝们都灰飞烟灭时，上都（或称开平府）已经慢慢淡出了北方居民甚至游牧人的视线，而金黄色的金莲花却依然盛开在每年七八月的漠南草原上。

在英文中上都的拼写是“Xanadu”，不是现代才有的汉语拼音，对于从蒙古征服时代就向东看的西方人，这个X开头的英文单词像Xerxes（薛西斯）一类的名讳，听起来既亲切又古怪。《马可·波罗游记》对上都有栩栩如生的描述：

“

……向东北方走三天，就到达了上都。上都是忽必烈大汗所建造的都城，他还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该宫设计精巧，装饰豪华，整个建筑令人叹为观止。该宫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

”

图：统万城（作者摄于2011 年）

图:元上都航拍图（新华社图片）

他除了提到“广袤十六哩”尺寸相仿的城墙，还着重提到上都城“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正对应着柯勒律治诗中“肥沃的土壤”“花园，蜿蜒的溪河”“一片芬芳”这些对盛开的鲜花和森林、山峦的描述。

值得指出的是，考古发现证明上都城内的“泉渠川流”确实不少，而城市就架设在这些富于自然情趣的景观之上，和现代人心目中红尘滚滚的“都会”面貌大相径庭。民间附会刘太保（刘秉忠）营国时，因为“地有龙池，不能干涸”而请求忽必烈“借地于龙”。事实是上都地近沼泽，水难排干，让大型建筑的营建成了难题，需要用人力战胜天工，殿基水泉沸涌，以木钉万枚筑之，其费巨万”。

今日上都遗址内生机盎然的景色，或许正体现了它初创时的风貌，虽有兵火岁月的减损，却并非全然颠倒其实质——“国破山河在”换了一种意义。它对应着的，是蒙古人为我们留下的神话般的一片富有“野趣”的城市，和中原文明熟悉的城市相去甚远。

图：荒城日暮（作者摄于2011年）

上都的规划者刘秉忠虽是汉人，也是大都的主要设计师，却一样不能不受到异族统治者蛮荒口味的影响：

“

此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宫顶之茎，上涂以漆，涂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茎粗三掌，长十或十五掌，逐节断之……

”

仿佛是南方被征服者的精湛手艺和蒙古包的固定方法结合在一起，创生了漠北都城中奇怪而显眼的标志性建筑。这一时期也是彩色琉璃大量使用的开始，五颜六色的琉璃——改隋唐以来宫城大殿肃穆的风貌——它逐渐改造并成就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紫禁城里的“中国”。

更蹊跷的是城市的布局。

上都城、皇城、宫城的嵌套并不中规中矩，宫城的中心不是正殿而是一座“阁”，且宫城偏在东南一角。更有甚者，在宫城的后部有一座巨大的“穆清阁”，黄土中剥露 的砖砌台基至今仍高出地面十数米。它的形制貌似今天紫禁城 “午门”的阙楼布局，只是“U”字的方向内外正好相反，穆清阁又好似长安城大明宫的正殿搁错了地方。

上都城的中心建筑物大安阁，是从金人在汉地新设的首都开封强拆了搬过来的。那，几乎是亡国的北宋京城剩下的最后一幢建筑物了吧。史载“靖康之变”时，宋徽宗经营多年的汴梁大多数锦绣楼台都被拆了做守城器械，只有熙春阁因为过于坚固而得以幸存。它在大都的“化身”，和上述那座奇特的竹茎宫殿的命运不会有多大不同，或许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不再“中国”了。至少，“大安阁是广寒宫，尺五青天八面风”， 将这种明层四层暗层犹过之的“高层”建筑作为上都的“正衙”，在此举行朝会性质的礼仪活动，恐怕也只有不拘一格的蒙古皇帝能够想得出来吧！难道它就是马可·波罗所夸谈的那座“大理石宫殿”？

城市的边界从来都没能造就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它只是见证了另一种力量和它之间的消长。这种人事与自然兴衰成败彼此纠葛的历史，是无可想象的巨大经验的集合体，由无数和我们同样的生灵的歌哭歌笑聚合成的暗色、厚重、沉郁的一团。

睁开眼，天翻地覆的蒙元时代像是场短暂的春梦，很快， 草原上的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状况。

被埋没的是现实，而依然茂盛的是幻想。

元上都皇城遥感影像（感谢邸玮老师惠允使用）

二、洛阳：

三春流水，千年万岁阳春曲

我说的洛阳还在今天洛阳市的东边，它是河南偃师县境内邙山南麓的一大片农田，改了道的古洛河从它的南端滔滔流过，不了解的人，完全不会意识到那是中国古代辉煌的都城遗址。

尽管地方上宏大的“历史保护工程”的阴影正在逼近，目前这座荒城还保留着基本的未经“修复”的诗意，也没有多少闲人来打扰。

缺点就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一切要全凭想象。

除非你认识当地的考古队员，至少能为你指点出古城依稀的轮廓，或者带你去看若干目前还处于封闭状态的发掘现场。

东汉建武元年（25）年的光武帝所建的洛阳，是脚下这“汉魏故城”系统的开端，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汉魏故城进行了改造与扩建，基于旧汉的北宫建造了整一的宫城，并加建了巨大的外郭城，其面积甚至远远超过初期的现代洛阳城。

祸患起自528年的“河阴之变”，自此“天下多事”，洛阳历经劫难，直至东魏天平（534）迁都邺城，遂将洛阳宫殿拆毁。元象元年（538）东、西魏战于邙山，北魏洛阳城终化为废墟。

北魏洛阳城和陵墓（图片来源：《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 ）

本来，一座城市主要和空间有关。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洛阳正是“天下之中”，是完美的“中央帝国”的象征物。

驻足隋唐洛阳的定鼎门大街，直统统的轴线纵然颇合现代心意，实质的焦点，却是跨在洛水上连接南北城的天津桥。名义上此桥仍在，但是四周高楼林立，市声嘈杂，只好在巨大的城市立交桥下，顶着风尘，凭空怀想当年神都的盛况—刘希夷《公子行》曾言：“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

如同爱德华·吉本笔下的罗马帝国，洛阳的衰落同样值得大书特书。由眼前的穷乏，这座城市不可见的过去反而变得越发理想化了——眼前风尘中这个蓬头粗服的洛阳，真的曾经是那个敢为“天下之中”的理想城市吗？

洛城的“万古千秋”生动地呈现着循环历史的观念：无论哪个王朝在此奠定它的基业，一代霸主们的肉体和命运最终都会归结于洛阳城北的青山之上，彼此并没有什么分别。

城中鲜活的生活，山上永久的坟茔。这种生与死的戏剧性并存，或说有限与无限的对峙，是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类似城市中都找不到的。

洛阳大道（作者拍摄2015年）

在今天的人看来或许有些过于宽阔，洛阳的大路已经成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题目。《乐府广题》曰：

“

谢尚为镇西将军，尝著紫罗襦，据胡床，在市中佛国门楼上弹琵琶，作《大道曲》。市人不知是三公也。

”

他的《大道曲》吟道：

“

青阳二三月，柳青桃复红。

车马不相识，音落黄埃中。

”

今日汉魏故城的大路并不就是昔日的洛阳大道，后者已经深埋在遗址公园的地层下，但是它直观地表达出那个时代的空间感。这些大路也多半和昔日的出入道路有所重叠。

三、长安：山川城郭都非故

人们对西安并不陌生，但我感兴趣的是唐代的长安。那时候，《大明宫词》这样洗脑力强大的通俗剧还没有开播，我喜欢开元天宝遗事，但谈不上是什么“研究”，我心目中的长安不过是小时候爱听的《薛刚反唐》一类评书的注脚：

“

且说薛丁山大兵奏凯回朝，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到了长安……次日早朝，御玄武楼，受西域贡礼降表，众将卸甲入朝……

”

那时我从没想过“玄武楼”之类是否真的存在，就像明代的城墙把唐代的若干残迹，比如皇城西南的含光门包裹在了里面。如果是清代人的演义重新“发明”了唐朝，《大明宫词》也许就统一制定了旅游区的国家标准。

事实上这种近代的“发明”并非全无意义，就像大多数古城其实不能简单地用哪一个时段——唐代的，宋代的，甚至清代的——来标定。因为生活之河在流淌，城市不是西伯利亚万年前冷冻的猛犸象，而是持续发展的结果，它只能在“最近”和“我”身上发生意义，这种意义也就是历史的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尽完美，但属命定。

那时，我见过的唯一的“长安”的“证物”——老西安的老火车站——和大众热望里的“历史”无关，相反它是“现代”的鲜明标记，在它初次浮现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两年，这个新鲜事物一定引起了不少的惊愕。西安站的选址在明代城墙的正北，安远门外，在唐代可能是城内，紧邻着发生众多历史事件的寂寥的北苑，比如“玄武门之变”、唐玄宗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的“唐隆之变”。在早期西方摄影家如恩斯特·鲍希曼的镜头中，这里原本冷落得如同火星。

图：《长安图》残石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正月五日知永兴军事吕大防主持绘制］

图：马蹄寨（日本侵略军绘制的西安地图，作者资料）

陇海铁路从图中下方穿过，唐代大明宫的遗址大部位于铁路以北的高地上。直到21 世纪初大明宫遗址公园建成，“道北”的贫民窟形象才有所改观

令我们“念兹在兹”的丰满的过去毁坏了……既因天灾人祸，也缘于随那汽笛声而来的“现代”的风暴。倒过来说，毁坏并非没有意义，自从有“长安”这个意味不凡的地名以来， 也就有对它深情而怅惘的回望，它其实是以此著名的——尤其在唐朝近三百年的辉煌结束以后，在长安以外的地方看长安， 看不见的长安，实则构成了另一种长安，或者准确地说，对长安无尽的想象。

近十年以后，当我再次来到西安北郊的时候，“现代化”显然已经大获全胜，高楼大厦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物了，“回到盛唐”的宏伟计划也已经提上了日程。其实“现代化”本不是什么罪恶，对鲁迅所厌恶的旧中国那种颓唐的气息而言，它也许只是一种无情的荡涤，毕竟即使是真正的长安也是需要发展的。可是“发展”与它名声不好的孪生兄弟“开发”其实是一母所生——“进步”和“割裂”实际很难分开，“有序更新”只是空话。

“新”“旧”有时可以并置无碍，但在西安，新的人工构物的地形整个覆盖了老的“六爻”，甚至将后者彻底取消了，长安最终丢失了自己的记忆。

它不是长安，但又是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