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9日，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古坡乡魏家坪村，41岁的魏祥祥正在接父亲的电话，由于至今还孑然一身，好多活儿父母都安排他去做。魏祥祥家里7个兄弟，他排行第七，哥哥们都结婚了，因为家里实在没钱了，魏祥祥单身至今。本报记者 李隽辉/摄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我国201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比例曾一度高于120，是世界上最悬殊的出生性别比例之一，这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孩，会多出生20多个男孩。如今，那些在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年代诞生的孩子正在陆续进入婚龄。
20多年来，市场 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所有的这些因素交织影响着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作为一个曾高度城乡二元化的国家，其“婚姻挤压”更多地挤向了边远、贫困地区，数千万“剩男”的婚恋难题正引发更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事关发展，事关权益，在迈向全面小康的攻坚战中，不应被忽视。
2015年，中国青年报派出多路记者分赴豫、冀、湘、鄂、皖、甘、桂等省区贫困农村，并会同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专家，历时半年，对中国农村剩男问题进行了全景调查，现推出全媒体深度报道，预警社会，并以期引起更多关注和扶助。
腊月细碎的雪花化在了年味逐渐升腾的豫东韩朱岗村，邓孟兴家里格外热闹，大多是头发花白的父母领着腼腆的后生，话题只有一个：“他叔，俺儿子年纪不小了，你留意给寻个媳妇吧。”
56岁的邓孟兴嘴里应着，心里却直打鼓。他在镇上开了10年的婚介所早在2014年就关门了，附近十里八乡的男孩太多，女孩太少，介绍对象的活儿没法干。
可老邓10多年来当媒人的名声还在，家里有男孩的还是会趁着年轻人打工回来过春节的机会，在腊月和正月里频繁出入老邓家，拜托他帮着解决终身大事。
“还有6个小妮儿。”老邓对村里谁家有适婚的女孩了如指掌，但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的姑娘，很难看得上村里那40多个未婚男青年，“还有条件更好的小伙儿从外村找来呢”。
2010年之前，老邓一年还能撮合成十几对，但似乎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曾经密密麻麻记录着男女青年信息的小本上，只有男孩儿的信息在不断增加，女孩儿的信息越来越少。
老邓总结说，估摸着是20多年前出生的男孩远远多过女孩。其实，老邓朴素的认知早已经是人口学家研究的重点。
过去的10多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树茁和他的同事在不断对人口普查信息进行分析的同时，还对全国28个省(区、市)300多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
他们给出的结论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复合影响，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整体失衡。
近一二十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已厘清了一个事实：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一路走高，并持续高位徘徊。最高峰的时候，出生性别比高于120，远超107的正常值，一度成为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李树茁等人根据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以20世纪80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
“如今，这一代人正不断进入适婚年龄，失衡后果逐渐显现。”李树茁的判断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1980年代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考虑到边远地区是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失婚青年的比例要高得多。”李树茁说，“这轮危机规模大、来势猛，持续时间长，必将构成困扰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