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语境中的“司岗里”语义探索

　　摘要: 结合同源词研究方法，从文化演变的角度探寻“司岗里”语义演变规律，可以看出“司岗里”由最初的“祖先居所”，到宗教化为“人从石洞或葫芦出”，再到象征化为“万物家园”的演变规律，由此也形成了“司岗里”由实用性经宗教化走向艺术化的逻辑规律。

　　关键词: 佤语；司岗里；语义

　　神话传说、史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司岗里”是佤族重要的神话传说、史诗。综观“司岗里”研究，其语义或含义研究大多集中在比喻义及象征意义，即集中在司岗比喻、象征了什么，或司岗是什么（事物）的比喻、象征，而没有明确指出“司岗”是什么，即没有指出“司岗”的本义或原始义。因此，“司岗里”含义研究中，其各层次语义之间的逻辑联系便成为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语义是鉴别创新和观念是否已进入文化的真正尺度。这样我们便能够通过语义诠释文化”。[1]对于“司岗里”研究，这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

　　一、关于“司岗里”含义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佤族社会历史调查获得相关地方性知识：“司岗里”即人从石洞出、人从葫芦出，“司岗”即石洞、葫芦，“里”即出来。石洞说和葫芦说相对地对应于佤族的阿佤方言区和巴饶克方言区。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又挖掘出“司岗”有土洞、竹筒、枷锁、母体、总根、团结、和谐等义。也有学者较早总结出：对“司岗里”的科学见解，或有两种可能，一是古代对女子生殖器崇拜的象征，一是对远古穴居野处生活的回忆，后一种可能比较接近。[2]王敬骝、胡德扬两位先生较早从同源词的角度分析了“司岗里”的含义，两位先生列出了近似的语音形式在不同民族语言中的语义，如：

　　通过对这些语义的分析，两位先生进一步指出：

　　正是由于所谓“司冈”指的原是女性生殖器，原是人类之所从出，这样，上述那些同源词在各个民族语言中的词义变化，才是可以理解的：它是女性生殖器，所以很自然地可以转义为：同胞、血缘联系、共繫一索、姓氏；另外，由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有着共同祖先的一些人，即一个家族或氏族的人，通常是住在一起的，这样的家，最初也就会是一个村社，因此，它又可以转义为：家、房子、仓廪、村社、。[3]

　　这应该就是说，第一组词的本义或原始义是女性生殖器，后来才转义为同胞、家等基本义，“司岗”各层次语义之间的关系清楚明了。但王先生他们又认为，无论司岗是葫芦、竹筒，还是岩洞，都是对女性生殖器的隐喻说法，[3]这似乎等于又说司岗的本义或原始义并不是女性生殖器，而只是后者的喻体。佤族学者魏德明先生认为司岗和葫芦分别指父亲和母亲的生殖特征符合巴饶克支系的神话特点，即司岗这个本属母体阴物之象征，已异化为两性物，而勒佤人地区司岗与木鼓一样仍属于母体象征。[4]“‘葫芦’，据我本人及王敬骝教授等人意见，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4]“司岗”作为比喻或象征性概念的影响比较深远。

　　最近几年，毕登程和隋嘎两位先生倾向于强调“司岗里”是佤族祖先走出山林、石洞的过程，并明确了“司岗就是石洞”，又很清楚“德壤”才是“崖洞”。并认为将“司岗里”说成一个岩洞是神话特有的典型化、象征化艺术手法，[5]进而将司岗称为佤族甚至人类出来的“总根”。犹如生殖说，“总根”仍是比喻义。王学兵先生还记录了一些老人的解释，“‘司岗’就是‘团结’的意思”。[6]从“司岗里”的语法结构看，“团结”不是“司岗”的本义或原始义。赵中山先生认为：“‘岗’是指范间，是指事物在某一个框定的范围内，即事物限制范间，或者是周围的圈，甚至可以解释为事先划定的范围，说直接一点‘司岗’是指具有固定格式的物体。”[7]这个相对清晰的范畴多少减少了“司岗里”含义的外延和抽象化程度。除了王敬骝等几位先生较早期的相关研究，“司岗里”语义的演变及其逻辑规律还极少有人深入研究，词语各层次语义及其逻辑联系尚未完全澄明。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司岗里”应该有自身明确的语义，且各语义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层次规律。

　　二、“司岗”的“房子”、“家”之义

　　从现代佤语的语法特点看，si̱ɡa̱ŋ是个附加式合成词。次要音节si̱较容易发生音变或元音脱落，主要音节ɡa̱ŋ的发音也不绝对稳定。所以，在各地佤族中“司岗”有si̱ɡa̱ŋ、tiɡa̱ŋ、ti kaŋ、rɤkaŋ等语音形式。不同的方言土语中，ɡa̱ŋ还表示枷锁、镣铐、储存、捆绑等，si̱ɡa̱ŋ还表示储存粮食的大葫芦和装火药的小葫芦、剽牛桩等；ka̱ŋ有树根等意。这些语义基本都处于基本义的层次。然而，si̱ɡa̱ŋ通常不是孤立出现，而是经常以骈俪语的形式被广泛使用于口头文学当中。由于其中比喻的原因，骈俪语中可能会引起对其语义的不同解读，这可能是前人研究中“司岗”含义有较大外延的一个原因。例如：

　　佤族骈俪语的实际意义通常都落脚于第二部分，以上骈俪语的意义即在si̱ɡa̱ŋlih和si̱ɡa̱ŋkɤ̱t这两个词组。佤语中“名词+动词”是主谓词组和偏正词组的共同结构形式，因此，这两个词组具有歧义。si̱ɡa̱ŋlih可理解为：司岗出来（主谓）、出来的司岗（偏正）、出（某物）的司岗（偏正）。si̱ɡa̱ŋkɤ̱t可理解为：司岗有、司岗诞生、司岗转世、司岗再生、司岗剩下（主谓）；有的司岗、诞生的司岗、转世的司岗、再生的司岗、剩下的司岗（偏正）；有某物的司岗、诞生某物的司岗、再生某物的司岗等（偏正）。如何辨别这几个形同义异词组的语义，这就涉及佤语研究中尚未被涉足的重读（这里也只是暂时这么命名）问题，重读与否可以区别特定词语在词组中的语法意义。通常被讨论的口头传统“司岗里”，便是取了“出人或万物的司岗”、“再生人或万物的司岗”的语义。既然有所限制，这就极大地缩小了其含义的外延。

　　佤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早就比较清楚地描述石洞说和葫芦说所属文化系统的相对独立性。犹如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佤族内部的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如上所述，“司岗里”在相对独立的两个佤语方言区中形成了相对明确的语义，这显然是文化生成的独特历史背景赋予了“司岗里”应有的语义。因此，对“司岗里”语义的解读应该有相应的语境。

　　（一）关于石洞与房子、家的关系

　　在佤语及其亲属语言中，“石洞”的语序为“洞石”。如：

　　石和洞在孟高棉语族几种语言中的语音形式比较稳定，形成合成词后，音节高度简化的不多，如岩帅话da̱ɯˀra̱ŋ、孟汞话ta̱uˀra̱ŋ等，语音比较复杂的仍占多数。在佤语中“石洞”的“洞”语音弱化为tɤ、dɤ、ti、di等，“石”的语音也丰富，这必然形成“石洞”丰富的语音。这些语音不乏与si̱ɡa̱ŋ相近的，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它们同源。尽管如此，石洞和房子或家在语义上的联系则是可以说明的。

　　以上所引用的王敬骝先生他们所列第一组例词中，与佤语同属一个语族的是克慕语（克木语）、崩龙语（德昂语）、布朗语。例词中，与“司岗”语音对应的语义中房子、家最规整，应该是词语的基本义。我们不妨围绕这几个音义有较强规律性的语词来考察孟高棉语族关于房子、家的音义关系。如：

　　这些词语正好分成声韵母整齐对应的两部分：ȵiɤˀ、ȵiɛˀ、ʤaˀ、ȵaˀ³³、ȵa和kaŋ、ɡiaŋ、kaŋ⁵¹、ɡaŋ。另外，“今日缅甸Palaung（崩龙•布朗）谓屋为Kang，亦曰Ka-Lep、噶栏、干栏，疑即Ka-Lep一词的译音也”。[9]这些亲属语言中表示房子、家的kaŋ、ɡiaŋ、ti kaŋ等与佤语中司岗的多种语音形式基本完全一致。

　　再如克木语关于房子、家的语音：

　　其中老挝克木语中房子和家的语音也保持着较高的稳定性。

　　综上，除了佤语，孟高棉语族语言关于房子、家的语音对应规律整齐。佤语中与之有整齐对应关系的si̱ɡaŋ̱、ɡaŋ̱、ti kaŋ̱、kaŋ̱等语音形式却不表示房子、家，而表示石洞、葫芦等。换言之，佤语中表示石洞、葫芦的词语与其亲属语言中表示房子和家的词语在语音上是一致的。但从以上表示石洞和房子、家的词语看，两者各有独立的音义系统。那石洞何以被称为si̱ɡa̱ŋ（司岗）这个原本表示房子和家的词语呢？

　　人类祖先有过穴居的经历，从住人这一功能而言，石洞与房子、家可以义同。人住石洞时把石洞称为房子或家是完全可以的，如果石洞足够大，住在里面的还可能是氏族或部落意义上的家，就如云南耿马石佛洞的多个干栏式建筑遗迹所呈现的那样。当穴居的人们结束一天的劳作而相互邀约回家时，应该会说“我们回司岗（si̱ɡa̱ŋ）吧”（今天临沧市双江县南协村布朗语中“回家”就是“ʑia̱k ti̱ka̱ŋ”）。此时，司岗既是石洞，也是居所（包括家、氏族、部落），石洞即居所，居所即石洞。因此，石洞与房子、家在音义上有联系，司岗（si̱ɡa̱ŋ）最早应该指作为居所的石洞。这两种事物原本各有音义，当人们以石洞为家并称石洞为家时，石洞在自身语音（da̱ɯˀra̱ŋ）之外又被套上了房子、家的语音（si̱ɡa̱ŋ）。可见，由于穴居的原因，石洞和房子、家曾经用同一个语音来表示。这种石洞之家，“可能那时不是一个，而是无数个石洞，即那时佤族尚处于‘穴居野处’时代。又因佤族可能是自西而北，由北而南的迁徙，故他们指着西方的巴格岱说那里是人类的‘发祥地’”。[10]这已明确指出“司岗里”是佤族某一地理范围的居所。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仅凭口头传统记忆祖先居住过的地方很难做到具体和明确，更不要说完全准确。当祖先们的居所逐渐发生演变时，或者随着穴居集团的分化，最早的名称也会有所变化，或是逐渐发生分化，有的保留了原来的名称，有的则由于文化的特殊发展模式而采用了新的名称。孟高棉语族语言中大多保留了房子、家的原始名称，而佤语中此义却基本丧失，或者说这些词语在佤语中产生了比较复杂的演变，就如王敬骝和陈相木两位先生所研究发现的那样，佤语声母ȵ和傣语声母j之间存在复杂的对应关系。[11]

　　以上si̱ɡa̱ŋ（司岗）的基本义为房子、家，保留的应该是词语的本义和原始义。但事物概念的发展演变是复杂的，如王敬骝先生他们分析的关于女性生殖崇拜、氏族、部落、家族等概念在语义上的关联性，这些概念或语义也应该是在本义和原始义的基础上派生或引申出来的。即便是在佤语内部，词语概念的关联性也同样复杂，20世纪50年代搜集整理的《佤族历史故事“司岗里”的传说》，对石洞和司岗是交替使用的。这恰好说明，尽管石洞在语音上并不等于司岗（si̱ɡa̱ŋ/si kaŋ），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司岗就是人由之而出的石洞。实际上，从笔者的田野范围看，具有人文气息的洞穴之家在佤族口头传统中并不显著。而在日本学者大林太良引用的相关资料中，佤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则描述了山洞之家的生活，比如被称为亚他蒙和亚太的最早的两个佤族人，住在帕克特（与“巴格岱”音近——笔者按）山洞，从这个山洞出来四处游荡寻找食物……。[12]神话描述中洞穴就是家。穴居是人类祖先普遍的居住方式，就如汉语中“穴”等字在形义上所保留的痕迹，“司岗”有房子、家之义，而且居于本义和原始义的层次，石洞居于转义中引申义的层次。

　　（二）关于葫芦

　　万物从葫芦出的观念是我国很多民族共有的。部分佤族将万物由之而出的葫芦称为si̱ɡa̱ŋ（司岗），有时也称为si̱ŋian。

　　以上所引王敬骝几位先生所举的例子，佤语s’buk，有瓢、家族之意。在佤语巴饶克方言中瓢是基本义，家族应是引申义。但瓢不一定就是s’buk的本义或原始义，汉藏语系中相近的语音形式普遍用以表示葫芦，如例子中的彝语和缅甸语，又如汉语phau²¹⁴（匏）、拉祜语pho²¹等，以上例词中又多用以表示瓢、竹筒，甚至姓氏或家族等。按照词语转义的规律，应该是葫芦之名转而成为瓢、家族、姓氏之名。因此，葫芦可能是以上王敬骝先生所举第二组词的本义或原始义。匏的原始义就是一种果实较大的葫芦（俗称瓢葫芦），而不是瓢。在沧源县的一些佤族村寨所流传的口头传统中，人们将氏族（s’buk）划分为不同的家族家支或姓氏以规范通婚范围。这应该潜含了葫芦之氏族图腾意义和女性远祖或女性生殖特征的象征意义。“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有共同祖先的一些人，即一个家族或一个氏族，通常是住在一起的，因此，代表人类之所出的‘竹筒’或‘葫芦’，又可以以‘家、住宅’、‘家族’、‘姓氏’解释，乃是很自然的。而当这些有着共同祖先的氏族或村落，由于人口增殖，分出新的家支，成立新的村落，从而共同组成在血缘上有亲近关系的部落时，上述这些词义，又扩展而为部落，也是很自然的”。[11]但结合前面的分析即可看出，si̱ɡa̱ŋ（司岗）最初并不包含葫芦这一语义。当人从葫芦出的说法盛行于一些地区后，人从石洞出就逐渐被其取代，用于指已经宗教化为“人之从出”的司岗（石洞）同时又被用于指人们认为己之从出的葫芦。由此，si̱ɡa̱ŋ（司岗）先后与石洞和葫芦产生了音义上的联系。佤语中葫芦并不叫si̱ɡaŋ̱（司岗），人们却在讲人从葫芦出这一情节时普遍将葫芦称为si̱ɡaŋ̱（司岗）。显然，石洞的居所之名与人从葫芦出之意已合二为一。沧源县勐来乡班列村曼龙上寨老人说：“si̱ɡi̱t ra̱ŋ，si̱ɡa̱ŋkɤ̱t是关于人从葫芦出来的故事，葫芦在石洞里，这个葫芦就是我们从里面出来的司岗。”这是罕见的将石洞与葫芦结合在一起的一例。曼龙上寨的老人强调si̱ɡa̱ŋ（司岗）指人或万物由之而出的葫芦（si̱ŋian）。这就是说，人由之而出的葫芦才叫司岗。可见，神话使葫芦在本名（si̱ŋian）之外又有了“司岗”的名称，进而成为司岗的转义。

　　大林太良认为人从洞出可以视为佤族固有的观念，并认为人从葫芦出的说法似乎是从掸族传入佤族的。[12]由于人从葫芦出的观念已形成浓郁的文化氛围并在一些区域内有所渗入，部分佤族逐渐以人从葫芦出的说法代替人从石洞出的说法是有可能的。所谓浓郁的葫芦文化氛围，“葫芦在我国文明发展史的早期，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充当着异常重要的角色”。[13]“中华葫芦文化不外乎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葫芦实用性及其扩张；二是葫芦崇拜及其延伸”。[14]与葫芦实用性和宗教性相对应的是中国葫芦神话传说的丰富性，而其核心内容是人类的繁衍。如《诗·大雅·绵》之“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瓜即葫芦，葫芦生人”。[14]一部分佤族地区的文化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发展的，而另外一些地区又相对封闭。在不同民族文化交织接触的过程中，“司岗”之名保留了，而“石洞”之义则被“葫芦”取代，结果产生了此司岗非彼司岗。

　　可见，房子、家等转义为石洞和葫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本义到引申义再到比喻义的转义，后者是从本义到比喻义的转义。由于有住人的功能，房子、家引申为石洞，后隐喻母体；由于万物出葫芦观念的渗入，葫芦取代了石洞而隐喻母体。作为母体的隐喻，司岗也已经宗教化为生殖崇拜对象了。“佤族‘司岗里’文化的产生，是佤族原有的民族文化特质决定的，也就是以佤族古老的生殖崇拜文化为基础而产生。”[15]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机制下，“司岗”应有的基本义都消解在了引申义和比喻义或象征意义当中。

　　三、“里”的“祖先”之义

　　当司岗为居所之意时，“里”就不一定只有“出来”的语义了。如前所述，通常所说的“司岗里”是取了“出（万物）的司岗”之意，但翻译成“里的司岗”也未尝不可，词组的修饰成分有较大的可替换性。当然也不能随意替换，通过结合相关语境考察，除了“出来”，“里”还可以表示事物、人等。佤族实行父子连名的世系计算制度，在一些村寨里，人们沿袭着背家谱的传统，背家谱一般是从己身往上推至最后能记忆的祖先。如笔者所记录的：

　　两例中最后祖先为lih，mɔh即“成为人”之意。根据李岩翁的解释，tʰo̱ŋ为“人从土里出来站立”之意。岩城大寨之名在佤语中为ˀɤŋtʰo̱ŋmiaŋ,取的正是tʰo̱ŋ之名。

　　20世纪50年代的《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记录了十例这种家谱，最多的达27代。每一家的家谱都在“岗”、“里”这里汇合了，这就使得“里”更具有氏族祖先的特点，而动词色彩则极为淡化。由于家谱都以男性为计算世系，“里”应该是男祖先。但笔者在缅甸佤邦昆马乡搜集到的一段神话情节则显示“里”是女祖先，“我们从司岗出来后，被其他民族打散，后来各族的祖先都是从勐梭（在中国西盟县）来的，我们在这里最早从耶里（里祖母）出来”。另有文本记录：“岗和里成婚后，双双约着回勒尔老家窝”，[16]勒尔即今天中国西盟县新县城所在地勐梭一带。这里的“里”也是个女祖先。无论男女，这里都说明“里”是祖先的名字，而不是一个动词。岗、里的性别产生混乱或模糊应该与其作为祖先而被神化有关，或许这也正反映其作为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的祖先之意义。“岗和里成婚”，还可以视为人们对血缘婚的模糊记忆。

　　四、“司岗里”的“祖先居所”之义

　　《佤族社会历史调查》记录了永欧、亚木、西欧、永格莱等姓的迁徙路线，出发点都是司岗，中间分别经历了几十处不同的地方，最后才到永欧（马散）定居。如永欧姓和永格莱姓从司岗出来，中间分别经历49个和75个地方才到永欧。[10]也就是说，从其地理空间上的迁徙来看，佤族由之而来的是一个叫司岗里的地方。很显然，这里的司岗里是地理范围，是居住地。结合家谱和迁徙路线来看，“岗”、“里”既是祖先，也是原始住地。缅甸佤邦佤族普遍能讲述：人从司岗出[2]来后，就开始迁徙、分散，迁徙中有一部分人在现在勐波县一带又折回去（即折回司岗里附近）。看来毕登程和隋嘎两位先生说的“里是祖先名与地名的重合”不无道理。所以，通常被理解为“出人洞”、“人类发祥地”的“司岗里”，其实际含义或语义应该是“祖先的家”。以祖先名命名部落、村寨的情况似乎是佤族文化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就如马散（永欧），笔者在马散和岩城都了解到，“欧”为村落周围的壕沟，另有“挖壕沟的人”之意，寨名就是以永欧姓叫“欧”的建寨祖先命名的。[10](p106)祖先或祖先的居所，都已变成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和精神依托。“对于原始的人来说，家的基本概念不是可蔽风雨和遮盖家庭过夜的较长久的或临时性的建筑，而是部落的土地整体”。[17]这种观念还保留在我们现在关于家的概念中，故地、故土等便是如此。如果“里”是一个祖先名，“司岗”是一处居所，或是房子、家、氏族、部落，那“司岗里”即可理解为里的房子、里的家、里氏族、里部落等等。氏族、部落，既是占有一定共同地域的群体，又是具有共同祖先的群体，既具有地域概念，也具有祖先概念。因此，“司岗里”应该兼具地点（或居所）和祖先两层涵义，应该是地点和祖先两个概念合二为一的统一体，具有家园的意义。在宗教和神话的共同作用下，祖先的居所逐渐变成了崇拜对象，并具体化为如巴格地山洞，以便人们祭祀。

　　综上所述，司岗最后完成了从本义（居所）到引申义（石洞），再到比喻义（石洞和葫芦）的演变。而石洞之家仍然是司岗的本义或原始义，“里”的本义或原始义是祖先，“司岗里”的本义或原始义是祖先的居所。在原始宗教观念的支配下和历史文化的变迁中，祖先的居所“司岗里”被神圣化，逐渐变成了人类的发祥地或母体，并在多民族文化的辗转对流中与葫芦再生人类或万物的主流文化相遇，进而与后者部分地融合。由于类似的文化复杂性，我们还不能排除“司岗里”还有其他丰富的语义和含义。宗教化的过程同时充满了人们无限的想象和创造，由此而艺术化出神话传说、史诗“司岗里”。神话传说或史诗中，“司岗”更是洪水滔天后人类与万物得以再生的母体和全新的和谐生态家园，这或是隐喻，或是象征，也正是“司岗里”艺术化的奥秘所在。

        注释

　　[1]语料来源：2010年底—2011年初，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主持跨境克木语使用情况调查研究，笔者参与了老挝点的调查工作，并负责记录整理勐腊点的长篇语料。

　　[2]为了保留发音人的原始发音，这里将可能没有区别语义作用的紧音（符号为下标“-”）也记下来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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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一）[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112.

　　[11]王敬骝，陈相木.论孟高棉语与侗台语的“村寨”、“姓氏”、“家”的同源关系[J].民族语文，1982，(3).19.

　　[12][日]大林太良（谢国先译）.印度支那北部佤族人类起源神话[A].袁珂.中国神话（第一集）[C].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328—330.

　　[13]罗桂环.葫芦考略[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2)：148.

　　[14]刘尧汉.论中华葫芦文化[A].刘锡成，游琪.葫芦与象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3，55.

　　[15]赵明生.从自然瓜果到人文瓜果——论佤族“司岗里”文化的产生及其演变[A].那金华.中国佤族“司岗里”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160.

　　[16]毕登程，隋嘎.司岗里（创世史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31.

　　[17][德]Julius E.利普斯.事物的起源[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2.

　　（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作者简介：

　　赵秀兰，佤族，云南沧源县人，法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